当正义还没来的时候，我们要坚持。——第三次诉讼败诉后，秋白如是说。

芥末堆 宁宁 10月13日

一个月前，中山大学女大学生秋白起诉教育部一案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第二法庭开庭。

这已经是秋白因为教材中污名化同性恋一事第三次起诉教育部，第二次获立案，第一次正式开庭。秋白这次的诉讼请求是，要求教育部履行她提出的行政复议，即监管污名化同性恋的教材，处理此前邮寄的举报信。

秋白对结果抱有很大的期待。她的代理律师王振宇也在庭审当天对极光表示，案子“从法律上说没有任何难点，因为有明确的规定，也有切实的证据”。 

但在十一长假前一天，王振宇收到法院的判决结果显示驳回上诉人的所有诉讼请求，理由是，上诉人与请求教育部履行的职责之间并不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

秋白败诉，期待落空。

昨天，芥末堆得知秋白再次提交了上诉申请。

看不见的伤害 

没有利害关系的这个理由，秋白已经听过不下三次，教育部面对质疑始终给出的理由就是这个。今年4月，秋白第二次起诉教育部法院不予立案的理由也是。

（判决书原件）

然而，这一切的开始就是因为秋白感到自己受到了教材的伤害。

大一之前，秋白几乎没有想过性取向的问题。进入大学后，周围朋友问她要找什么样的男朋友。一听到这样的问题，她就觉得别扭，之后发现自己更喜欢女生，对女生产生了爱慕之情。秋白第一次正面接触了“同性恋”这个词，她有些害怕，不敢跟任何人讲。 

秋白上网查有关同性恋的资料，但信息却良莠不齐。有些信息是同性可以结婚，有些却认为同性恋淫乱、违反自然等。无法辨别真假的秋白开始求助专业教材。初入大一的她觉得，教材里的信息是权威的，应该不会错。她去图书馆翻看心理学的教材，但教材中的内容也说同性恋是病。这更加剧了她的恐慌，也让她陷入了自我挣扎之中。

曾是中国首宗同性恋扭转治疗案当事人的彭燕辉坚定地告诉她，同性恋不是病，这是常识。得到支持的秋白逐渐走出了自我怀疑，性别的自我认同感增强。

与更多的医学院和心理学院学生交流后，秋白发现，受教材对同性恋污名化描述影响的学生不止她一人。

有一个医学院的同性恋学生因为看到自己使用的教材里说同性恋是病，而压力过大，陷入抑郁，一度想改变自己的性取向。秋白后来多次和这个学生交流，但到最后，对方拒绝接电话，抗拒与同志圈的人交流。还有些学生因为使用的教材上有关于同性恋是病的说法，老师在课堂上又拿同性恋开玩笑，对这门课和老师产生了反感。

“特别是对一些自我认同不好的性少数学生，伤害更大。”秋白说。

无奈的诉讼

早在2001年，中华精神科学会推出的第三版《中国精神疾病诊断标准》（CCMD-3），就已经将同性恋从精神疾病分类中删除。但多个学科的教材中仍然认为同性恋是病。

秋白大量查询后发现，有问题的教材集中在心理学、变态心理学，还有大学生心理健康这几类教材。这些教材将同性恋认定为性变态、性取向障碍。更让她感到惊诧的是，有些教材提到同性恋可以通过治疗扭转性取向，2013年出版的《咨询心理学》一书中有个章节从同性恋的诊断与评估、病因、干预措施和咨询效果评估几个方面来分析如何治疗同性恋。还有一些教材里对同性恋使用污名化的词语，造成刻板印象，比如，说男同性恋一般是娘娘腔，女同性恋是男人婆，真正有病态的是男性被动型和女性主动型。 

国内大多数大学都开设有大学生心理健康课，而且是作为公选课。秋白发现，只要是大陆出版的大学生心理健康课的教材关于同性恋的内容基本都是错的。后来，她在与编者和出版社聊过才知道，很多编者都是乱抄的，所以一本教材错，导致很多也错。

秋白后来了解到，“同城青少年资源中心”在2014年初进行的一项调研显示，在31本探讨同性恋“是否属病态”的教科书中，有13本做出了“同性恋本身即为病态或异常”的诠释，所占比例为41.94%。

一开始发现大量教材中存在着对同性恋的错误描述内容时，秋白并不知道该找谁，也不知道谁对教材有监管责任，更没有起诉教育部的打算。 

秋白先给学校校长和图书馆馆长写信反映教材问题。图书馆馆长回复她说，这是编者的观点，属于言论自由，图书馆不能扼杀编者的言论自由。秋白感到可笑，“言论自由第一是不侵害其他人的权利和自由的前提下，基于平等的尊重的。这根本不是言论自由。” 

校长没有回复她，她不死心，又给校长办公室打电话，校长秘书接电话说校长很忙，没有时间回复。

2015年3月，秋白同时给广东省教育厅、国家新闻出版总局、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写信举报教材一事。国家新闻出版总局信访室主任给秋白回电话称，错误教材与总局无关，应该找教育部。出版社则书面回应，教材里的内容没有错，是秋白自己理解错了。广东省教育厅虽受理了举报信，但最终也不了了之。

无奈之下，秋白向广东省天河区人民法院递交起诉状，状告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恐同”教材损害了其名誉权。但法院以“出版社发行上述书籍的行为与起诉人没有法律上的直接利益关系”而不予立案。 

秋白感到迷茫，到底谁该对教材的监管负责。她向教育部寄送挂号信，申请公开其对高校使用教材的监管职能，以及对高校使用错误和不符合国家最新科学标准的教材有哪些监督措施。15个工作日过去，教育部仍迟迟没有回复。她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2015年8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受理。

11月开庭前，法官组织一次庭前调解。秋白与教育部工作人员见上了面。会面中，教育部政策法规司工作人员告诉秋白，高校具有编写和选用教材的自主权，教育部没有对其内容进行逐字审查的职责，只负责“一种宏观上的质量把控”，其内容正确与否，应由出版管理部门负责。但她也承认，教育部确实存在处理错误教材的机制，不过之前从未收到过涉及污名化同性恋内容的举报。她建议秋白将举报信寄到教育部监督举报统一受理中心。得到解决途径的秋白决定撤诉。

但教育部官员指明的这条通道并没有那么顺畅。撤诉后，从2015年12月起，包括秋白在内的80多名大学生给教育部监督举报统一受理中心寄信，要求教育部对污名化同性恋的教材内容履行监管职责。但直到2016年的3月，没有人收到回复，大多人的信件还被退回。3月底，教育部政策法规司一位工作人员给秋白打去电话表示，她反映的问题比较特殊，不能给书面回复。后来，秋白多次给这个号码打过去，再没有人接。

2016年4月，秋白以行政不作为由第二次起诉教育部。但法院未立案，理由便是没有侵害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两个月后的6月14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了秋白的第三次起诉。

“当时准备的时候更多是希望有途径可以直接对话，但是发现所有渠道都行不通，好像只有起诉才能让对方有回应。”但秋白又觉得，一次诉讼可能解决不了问题，还是要寻求私下对话的机会。

第三次正式庭审上，律师向法官争取到与教育部5分钟的对话时间。对话时间里，秋白再次表明诉求，认为侵不侵害学生的受教育权，只有学生才有话语权，很多学生因为有这样的教材而不敢面对自己的性取向。对方一直低头不说话。

看得见的改变

9月12日庭审结束后，秋白匆匆回了学校，感冒发烧了一周。回到学校的她哑着嗓子说，对教材有很多事情可以做，都做不完，“快累死我了。”

刚决定做问题教材时，她开通了一个微信公号，不定时推送她在教材去污名化行动的进程。因为有被出柜的风险，公开站出来支持她的学生并不多。但是给她微博微信留言的人越来越多。

（图片来源：公众号“秋白的自由野”）

有人给她留一大段话，说污名化同性恋的教材让他很气愤，网络上看到她的事情后，才知道教材是错的，自己是正常的。也有一些家长给她留言，说不希望自己的孩子看到这些恐同教材。有些家长的孩子不是同性恋，但看到秋白的事后，慢慢也开始了解同性恋。

更多人给她留言拍照自己看到的问题教材。甚至包括一些初高中学生。贵州的一名大学新生留言告诉秋白，自己发的教材里也有说同性恋是病，也想就此做一些事情。这些问题教材大多集中在医学、心理学、精神病学等学科。

有一个留言者称《刑法学》有一个版本里提到同性恋的部分也是错误的。他联系编者和出版社，对方答应会修改。

发现教材问题后，秋白和伙伴会先给编者、老师写信，没有回复就打电话，去找能联系上的老师私下沟通，私下沟通真的不行，才会考虑采用诉讼手段。有些大学的教材编者是自己大学里的老师，联系更为方便。 

华南农业大学的一位女同性恋觉得学校不开设心理健康课有问题，就去找其他学校开设的相关课程。寻找过程中她发现暨南大学的大学生心理健康课教材存在很严重的问题，而那本有问题的教材正是暨大自己出版的，编者是暨大心理咨询中心的老师。她找到编者老师，讲明教材中的错误，老师答应修改。但后来却突然拉黑她，出版社也推卸责任。

不过，也有愿意修改的老师。福建一位生命科学的老师在看到秋白起诉教育部一事后，意识到自己编写的一本书中对同性恋的描写也是错误的，就在新版中做了修改，还特意给秋白写了一封感谢信。 

“修改教材最大的阻力是对方与我们的权力关系”秋白说，不管是教育部、出版社，还是编者、图书馆、老师，权力和阶级都比学生高，想让老师承认同性恋不是病，改变教材，很难。

但在秋白看来，这一年的努力下来，很多东西肯定是变了。性少数群体的声音被越来越多听到，教材恐同的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那些勇于与出版社、编者、图书馆沟通的学生多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