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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深教育出版人李朝明亲历教辅出版25年，见证教辅市场风云变幻，有感于教辅出版之异化，挥笔写下万字长文（本文有删减）。教辅本意在于完成教材未竟的心愿，辅教材、辅教学，而现在，应试味、商业味太浓。如何看待义务教育学段的教辅配置问题？义务教育学段的教辅究竟属不属于公共文化产品范畴，应不应该纳入政府采购的轨道？期望作者的观点能引发业界探讨。

这个题目大概还是会吸引看官眼球的。平心而论，这辈子没离开过它，靠它学习，靠它工作。恨它爱它自有话要说，且听我细数道来。

吃过教辅的“亏”

时光倒流到1978年。那时候刚刚恢复高考不久，我正好从农村转到县城读初中。父亲好像看到了“农转非”的曙光，求人不如求己，一门心思要我好好读书，考上大学。某天晚上，他抱着十来本书走到我的面前，那神情如获至宝，兴奋得很：小儿，这套《数理化自学丛书》送给你，全县才十套，花了我十几块钱不说，要找新华书店的人开后门才买得到。我接过父亲手上的书，沉甸甸的，封面绿色调，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在那个知识“大跃进”年代，我得到如此奢侈品，一种优越感、自豪感无从用言语表达。虽然我在学习中一知半解，但在课堂上应付老师的提问显得那么从容，在学校举行的竞赛中我也如鱼得水，因为超前知识的竞赛试题明显偏向于我。老师的赏识和同学们的羡慕让我飘飘然，求新求异成了我日常学习的中心主题，我几乎把所有时间都泡在这套书中，完全偏离了正常的书本和课堂学习。

好景不长。我这样的学习方式很快就得到了报应。在初中毕业的升学考试中，成绩泯然众人矣，勉强考上一中。怪谁呢？当时愣头懵懂，不明事理，现在当然就清楚了。

就是教辅惹的祸   

不知道自己跌倒的原因，在高中阶段临近高考时又鬼使神差般中邪，我迷上一本《中学数学竞赛培训题解》，封面是红色衬底，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印装非常精美。面对书中的各种试题，几乎都是挑战，甚至看完题解过程都要花费好长时间才能弄明白，就更不用说去独立思考完成了。我的数学成绩历来名列前茅，怎么也不至于出现如此情况吧？想想高考时间不断迫近，担心、害怕和着急的心理纠缠于我，脑袋经常一片空白！我只好硬着头皮，对照书中提供的解题过程和答案，一题一题地死抠，连中午午休的时间都用上了。结果呢？高考数学120分我才得了70分，以为自己会稳操胜券的科目落得如此下场，着实让父母、老师和同学们大跌眼镜。好在其他科目发挥基本正常，才上了一般院校的分数线。后来录取又遭不测，曾经被学校树为“学习标兵”的我就这样被无情地甩去常德师专了。

毕业后走上三尺讲台，因为热爱这个职业，就潜心研究它。那时候，应试教育初现端倪，一些掌管考试的教育机构在临考前就编出各学科的复习资料，要求学生购买，还暗示以后有些考题就在复习资料里面，这让我左右为难。因为教辅，我已经有过前车之鉴，吃过苦头了，明白生吞活剥的知识对人的潜能发展没有丝毫益处。我带领学生进行有意义的学习，尤其是在学习方式的引导上，注重对学生的经验世界进行重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价值体系是其中最重要的三个要素。我会经常通过一些很小的生活和学习细节去影响学生，把他们引导在正确的学习轨道上，而不是抱紧书本和复习资料。不言而喻，我为此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既要在最顶层学习和研究学科教育教学理论，又要在最底层为学生升学精心做好应对方案，包括适合学生各个层次水平的试题精选。这样下来两三年，收效显著，教学上得心应手，学生因为我的存在而保持良好的学习状态，也不害怕考试；我也为日后考上华南师大学科教学论专业研究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异军突起

1992年研究生毕业一年之后，我就进入到教育出版社工作，当上了一名编辑。和所有的教育出版社一样，单位的核心工作就是教材教辅出版，主要利润也由此产生。在20世纪90年代，教辅材料的出版全部都是通过新华书店系统统一征订和发行，不愁没有销路，一本教辅材料出版后往往是多次重印，没有发不出去的，国家对定价也有控制，不像现在放开由市场定价。在这样一个教辅出版体制下，编辑除了把稿件处理好外，不会去思考如何去适应市场需求，久而久之，闭门造车，内容陈旧脱节不可避免，为后来民营书商大举进军教辅市场埋下引信。

进入21世纪，新一轮课程改革的号角吹响，国标教材出版实现多样化。在如火如荼的竞争环境下，一些省市的非文化人无知无畏，组织资金和人力，土法上马，搏杀教辅市场，这不能不说是一道中国式出版独特的风景线。出版历来是文化人的担当，面对异军突起，行业中人先是瞧不起眼，再是惊诧、佩服，最后是主动去拥抱。自古成败论英雄！现在，他们扶摇直升，成了大名鼎鼎的企业家，富甲一方。渐渐地，他们的身份彻底转换，披上了光鲜华丽的文化外衣。

出版社在教辅市场腹背受敌，完全在于自身惰性，习惯于在政策层面等靠要。民营书业正是看准了出版社的尾大不掉，窃喜之余，反其道而行之。他们走进中小学校，找需求，找作者，走进出版社的编辑室，谈合作，谈选题。他们那种不达目的誓不休的做事风格让我领教过。2004年的一天，我的编辑室走来一个农民模样的中年人，笑眯眯地走到我的跟前，一边递上自己的名片，一边找各种话题和我搭讪。看到他的名片上赫然写着某某公司策划编缉（辑）字样，我从上到下打量他一番，说：你先什么都别说，你把编辑二字写给我看看。结果还是写的编缉。这叫我好生无语。见到我不情愿的态度，他没有陷入写错字的窘境，从提袋掏出一本教辅书来，信誓旦旦地对我说：请你看看我策划的这本书，找出一个错误罚我50元。见他态度那么坚决，我就浏览了一下，不仅没有找到错误，还被里面的内容和编排结构体系吸引了。霎时间，一种莫名的苦涩从我心头暗涌，我不得不承认别人有我看不见的优势。

大约到了2008年前后，出版社的教辅市场受到民营书业的强烈冲击。处于观望的出版社不能再坐视待毙，转而寻找出路。我至今还记得去山东梁山某公司调研的情形，他们的生产流水线，以及附着在流水线各个环节上的管理规章制度，令我们叹为观止。哪怕是找出一点点瑕疵，都会立即奖罚分明予以兑现。他们对质量的要求，对责任的要求，近乎严苛。也许这就是出版社和民营书业一个最大的本质区别。他们对每个项目成本精确计算，确保最大限度地让利于市场，以加速拓展市场空间。对于他们，哪怕只有2%的盈利，他们都会拼力去争。为了获得高质量的稿件，他们对作者很大方，出手阔绰，往往会用高额稿酬回报作者。

相较之下，有着国企身份的出版社明显跟不上民营书业的节奏，他们受制于各种条条框框，担心引爆埋在身边的地雷，在他们看来做不了的事情，民营书业都能迎刃而解。约莫从2001年至2010年这十年时间，民营书业在教辅市场几乎占据了大半壁江山，出版社只能对民营书业低头，拿着能得到5%左右收益的合作合同，干着连菲佣还不如的苦活。出版社不得不这样做的原因在于，出版的身份证还掌握在自己手里，关于出版质量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时刻高悬头顶，他们必须对出版的每一本教辅书负完全责任。

教辅是不是公共文化产品

写在这里，忽然间记起广东新闻出版局的老局长陈俊年曾经发表在《中国新闻出版报》上的一篇文章《建议将义务教育教材供应纳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2007年8月7日）。老人家现在退休了，但他当时的睿智和鲜明的观点可谓一语道破天机，至今让我回味。那时候，国标教材发行市场竞争火爆，各种势力推波助澜，乱象环生。为了确保“课前到书，人手一册”这个惠及千家万户的永久民生工程不受干扰，陈局长在当年的全国新闻出版局局长座谈会上的发言掷地有声，他运用公共经济学理论，清晰阐述中小学教材作为公共文化产品的本质属性，对国家围绕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建言献策。今天重温他的这篇文章，如雷贯耳，丝毫感觉不到有什么陈旧过时之处，相反，倒觉得我们的行动还没有完全履行我们的责任和使命。问题是，教辅是不是跟教材一样，也应该纳入到公共文化产品服务体系？

调整、整顿教材市场秩序取得的初步成效为接下来的教辅市场变局提供了契机。在这里先从两个方面展开说背景。一是教育体系内根深蒂固的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缓解——教育优质资源缺乏和应试。这是两个互相推拱的魔爪。因为缺乏优质的教育资源，学生就只能在升学这条唯一的通天道路上无止境地奔跑，家长绝不会轻易让孩子输在这条跑道上，拥有绝对权威的最终评判结果——考试分数，被教育行政部门实质上用于标签化每一所学校和每一个教师，什么全面发展、个性教育，等等，在实际教育教学工作中多流于口头和形式。于是乎，各种各样的教辅书堂而皇之地充斥在课堂上，校内不能补课就转道各类教育培训机构，极个别教育工作者甚至昧着良心把教学的重心放到培训机构去了！随之而来的家庭过重经济负担、学生过重学业负担很快引起社会有识之士的诟病和高度关注。当然，现在情况已大为改观。

第二个背景是应上面所述第一个背景而产生的。首先是教辅书变相教科书化，成了教师平时备课上课必不可少的工具而不是辅助工具。这个转变主要来源于民营书业，他们长期在教辅市场摸爬滚打，为每本教辅书提供对应的教师教学参考书就是他们的一大发明。久而久之，教师被教辅书捆绑了，创新的动力迟钝了，教学的思路被全景式设计的教辅书牵着鼻子走，尤其是在临近大考时。在这个方面做得出色的教辅书定价自然水涨船高，每个印张定价1.8元左右是常有的事，高的达到每个印张2.7元左右也不能说没有。想想当年竞争近乎惨烈的折扣战，好多民营书业按定价的20%出货还有钱赚吧！再看看现在政府对“目录教辅”的印张限价，我们会有哪些联想？

这些交织在一起的乱象不能不引起国家层面政府职能部门的高度关注。先是禁止教辅进课堂，检查学生书包，可是这种猫捉老鼠的游戏事与愿违屡禁不绝。不是教育行政部门力度不大，原因在于这种做法类似于泼掉脏水时把婴儿也倒掉了，显然不会有好的结果。学生需要教辅来辅助学习，这是不可改变的客观事实。问题不是出在学生身上，国家层面的政府职能部门应该从源头上加强管理和引导。有鉴于此，2009年前后，相关部门针对教辅出版和发行相继出台多个红头文件，涉及教辅出版资质审查、编写同步教辅时的版权约定、组织教辅评议和推荐、指导定价、统一组织征订和购买等诸多方面，还鼓励有条件的地区编写教辅材料，由政府免费采购给学生使用。这些政策的出台为出版社在教辅出版和发行的路上重新出发提供了条件，也驱除了盘旋在学校上空的嘈杂喧嚣。更可幸的是，一些地市如广州、珠海、佛山等地，已经开始把教辅纳入政府免费采购的轨道，尽管他们的工作在某些环节上还不那么令人满意，但从管理和服务体系来说毕竟曙光初现。

义务教育学段教辅应如何配置

古人云：行百里者半九十。于我，斗胆在这里叙说时间跨度近40年的教辅那些事儿，不为别的，只想表达自己“不忘初心，继续努力前行”的一种情愫。在这个关于教辅的叙事里，我的角色转换着，时空变幻着，不同的角色和时空其实在促使我思考着关于教辅的不同问题。

问题之一，教辅是不是成了异化学生成长的嫌疑工具？

先从我亲历的一个故事开始说起。2014年单位招聘编辑岗位，报名者众多，在经过两轮的筛选后，留下的全是清一色的“211”院校以上的硕士生。按照社长指令，由我再出笔试题考考基本功。我出完题交人力资源部，他们看后说这么简单能有区分度吗？可后来的结果出乎他们的意外！铜在氧气中燃烧生成氧化铜的化学反应方程式只有近20%的人会写，连写论文时参考文献引用的注录方式90%以上的人都选择错误。这对于刚做完论文走出校门的他们真是太不应该了！为了应试，考试大纲被植入日常的教学中，题型、答题形式及要点成了教学的重中之重，学生只能跟着训练到最佳，不得自由发挥也不敢自由发挥，因为考后阅卷就十来天时间，每天每时段都有阅卷任务指标，阅卷者大多是对照所谓的标准答案找试卷中的答题要素，有就给分，没有轮到你倒霉，阅卷者哪有那么多时间去为你琢磨？中学生不知道怎么写请假条，刚出校门的研究生不懂写请示报告，早已见怪不怪。长期浸淫在教育价值体系这样扭曲的氛围中，学生的成长能不被异化吗？

问题之二，教育公共资源该如何配置？

早在1988年就有经济学家提出，市场资源配置，只由政府来谋划，而不是价值规律与市场经济来全面发挥作用，每每会造成失衡与浪费，应当由政府单元配置向市场的多元多次配置转化，从而实现最优的配置。过后几年，市场在资源配置问题上的基础作用地位得以确立，这对于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本来是一个巨大的进步，然而，一些擅长横向研究的教育专家在没有弄清什么是市场什么不是市场的情况下就开始做起他们的大文章来了。在他们看来，教育就是市场，教育产业化正逢其时。1990年代席卷全国的教育产业化浪潮铺天盖地，相信大家至今记忆犹新。义务教育差不多被推向社会，希望小学、春蕾计划成了那个年代的显著标志。

可以说，教育产业化对我国的义务教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无怪乎最近教育部还在出台文件禁止举办营利性的义务教育机构。因为一个资源配置问题，对教育尤其是义务教育产生了十多年的冲击，不能不说是我们所谓的教育专家的无知。教育，作为社会公共领域的一部分，怎么可以完全归入市场经济领域呢？社会公共领域的事情应该是由国家和政府制定相应的公共政策，体现普惠、福利、公平、合理，解决地区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差异。近几年来，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对教育均衡发展出台了不少政策文件，主要就是在调整教育资源配置，解决教育优质资源被少数人享有，导致教育不公的问题。

问题之三，如何解决好教辅配置问题？

这里只讨论九年义务教育学段的教辅。义务教育是国家强制性的普及性的免费教育，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日益提升，国家在财政拨款方面对适龄儿童实现了全覆盖。作为承载着国家意志的教科书，其审定、出版、选用和供给，现在都处于政府的主导之下。政府通过对教材限价、购买，引导经营者在微利条件下履行好社会政治责任，做好社会公益服务。教辅呢？在某些人眼里，它是教学中竞争性和排他性的必需品之一，这完全扭曲了作为普惠大众的义务教育的本质属性。尽管现在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实行“目录教辅”政策，组织学校推荐给学生购买使用，但主要的出发点还是重在解决经济负担方面，对因为内容导致的教学上的竞争性和排他性问题没有重视或重视不够。稍有心的人也许会心存疑问，按照政策文件，现在“目录教辅”的编写必须取得原创教材出版单位的著作权授权许可，必须得到省级教育部门组织的教学专家评议通过，怎么可以说没有重视呢？

问题的症结就出现在这里。让我们先看看“授权”和“评议”这两个关键词引发的后果。现在的情况是，著作权授权许可编写教辅现在成了部分教材原创出版社的一种商业行为杠杆（这应当不是文件出台的初衷），要么对方缴纳满意的授权费，要么二者有各种利益上的合作，否则是得不到授权的。如果再考虑到目前在我们国家教材编写出版并非是完全的市场化行为，原创教材出版社在对这种特殊的著作权授权许可的同时又该承担什么社会责任呢？这些问题在这里只能点到为止。再看“评议”。评议不同于审查，评议的东西应该是经过审查通过了的，是从中择优选出符合当地教学的教辅材料，而且要按照教科书的选用程序和办法来进行。这样问题就来了，评议的教辅都没有经过特定部门特定程序审查，怎么可以拿来去评议呢？每到教辅评议时出现的各种不和谐因素（或背后的利益链条）可能与此有关。我想，国家出台的文件肯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执行中某个环节出现偏差，很值得我们去反思。教辅审查是一项不容忽视的工作，要做好后面的评议选用、购买等工作，这是一条必经之路，舍此无解。

最近得到消息说，小学科学教材下一轮送审时，配套的学生活动手册要求一并送审，这确实是一个好的开端。其他各学科的教辅是否跟上，拭目以待。各级地方政府根据本地经济发展的条件，对审查通过的教辅再行现在的程序和办法，应该说可以较好地解决目前义务教育教辅的配置问题。

问题之四，教辅功能考试化背后的死结该由谁来解开？

教辅之所以为教辅，就在于它要完成教材未竟的心愿，将“辅”的功能发挥纯粹，理应是教辅的本分。然而，现实却不是这样，与之相差十万八千里。多少年了，因为一个固化的考试大纲绑架了正常的教学秩序。十多年的新课程改革过去了，我们在追赶世界教育改革、课程和教学改革等方面所做的努力有目共睹，可结果呢？所有的成果都被从上而下认定的所谓升学率掩盖了，代替了！于是乎，教辅之“辅”走上了“辅”应试这条不归路，否则就是自寻死路。类似《X年高考X年模拟》这些所谓的“教辅”，发行量连年攀升，得到学校老师家长学生的一致认可。在应试与素质教育间，左右为难的是学校，苦苦挣扎的是老师，踌躇的是家长，而为所有人行为担责任的却是学生。是的。解铃还须系铃人。随着我国高中教育普及工作的全面展开，处于顶层设计的新的高中课程改革方案即将公布，与之同步的高考改革方案正在各地全面推进。令人耳目一新的是，新的高中教育将以“核心素养”为培养核心，突出基础性、多样性和选择性，构建学科素养、课程标准、质量标准“三合一”的教学评价体系，在高考问题上，将实行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这些即将出台的新政犹如春风拂面，清爽媚人。在这里，我还是要弱弱地问一句，考试大纲还会出笼么？

教辅产业变局和新发展路径

在现今全媒体多元传播背景下，中小学教辅新的生命力在哪里？让教辅回到“辅”教材，“辅”教学，不再以应试为依归，这是教辅的本质生命力所在，做好这一点，需要政府部门的强力杠杆做支撑。至于它的新的生命力在哪里，我们必须把它放在全媒体多元传播这一背景下来思考。最近有新闻报道称，广州市有超过100万小学生正在使用APP写作业；在纸质教辅中植入二维码，学生通过手机扫描进入“导学号”网络平台开展个性化学习，这些零碎个案可能在传统出版业者看来还不那么耀眼，但它犹如征战前的擂鼓声，催人奋进，预示着教辅产业变局和新的发展路径。

在互联网的导引下，全媒体融合是业界当下倡导的发展新型业态。对于这种新兴业态，各自的理解可能会有差异。在出版界，一般以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或是简单的机械叠加就是全媒体融合，“互联网+”就是一种典型表述，但我对此不敢苟同。借用物理学“波粒二象性”理论，我认为全媒体融合的传播本质意义在于它的“多象性”。教辅未来的产品形态不单只是某种固化的东西，而是在变换的时空中或可见，或可听，或可触，甚至或可闻，一句话，就是完全的智能化理解设计。紧跟这种新型业态崛起的步伐，传统出版社首先是要摒弃“编辑可以不懂技术，但要有互联网思维”的肤浅认识，要在保存自身的看家本领基础上，从整体发展的谋篇布局上加大对复合人才的引进和培养，岗位和部门的重构。由此，传统编辑的角色得以转型为经理人，他的职能是利用互联网的开发、设计、测试、运营等工作流程，实现内容生产、技术开发、营销整合等不同岗位的跨界合作。其次是要在教辅学习的交互平台中做好从内容到形式上的表达，通过客户端，尤其是移动客户端实现课堂互动、作业批改、在线测评、数据采集、交流共享、个性化辅导、个性化内容定制等功能。

情有独钟是教辅。研究、编写、编辑教材教辅注定是我一生的工作，虽然没有鲜花和掌声，但我依然自得其乐。在本文结束之际，我还是要以诗自勉：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本文转载自广东教育出版社，经授权转载，作者李朝明，资深教育出版人，原标题为《我亲历的教辅那些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