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项能够落地的教育政策的制定与决策要问计于民，通过各方渠道广泛听取意见，汲取民间智慧。民进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朱永新认为这是教育现代化治理的一个重要表现。但是遗憾的是，他认为不少教育政策仓促出台，没有取得应有效果。

在今天下午的论坛中，朱永新从加强国家教育数据库建设、教育决策支持机构建设、重大教育决策的听证制度建设三个层面详细阐述如何提高现代教育治理能力。

“教育是慢艺术，急不得、躁不得，与其朝令夕改不如耐心完善。”

以下是整理后的演讲实录：

教育治理必须汲取民间的智慧。推进教育治理现代化有两个关键词：民主、法制。以治理的民主化激活教育主体，引发教育主体的创造性。以教育治理的法制化明确教育资质，健全教育治理，规范教育秩序。

当务之急就是简政放权，管办停分离。在去年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上，我曾经就简政放权的问题做了一些分析，今天我想从两个案例来看一看，我们国家在教育政策的制定上还有什么问题需要改进。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教育事业发展非常快，出台不少好政策，在最短时间内实现义务教育全普及、高等教育大众化。但是也有不少政策是比较仓促出台的，没有取得应有效果。原因与决策缺少民主程序和法制意识有关。

教育规划纲要的成功案例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相对比较成功的案例有《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因为这个纲要的决策过程，是问计于民，是开放式的有利尝试。纲要明确提出了国家的教育指导思想、工作方针、战略目标、战略主题，并对各类教育、各级教育的发展、体制改革都做了详细部署，提出了优先发展、以人为本、改革创新、促进公平、提高质量的教育方针。

纲要虽然还有不完善之处，但是总的来说这是一个高水平的文件。这个和纲要制定的过程严谨、规范、开放、民主是分不开的。这个纲要的制定经过了调查研究、起草、论证、公开征求意见三个阶段。组织全国各地有关部门、学校、社会团体，广泛争取意见，同时两次在全国大范围通过网络公开征求意见。

动员人员之多，覆盖范围之广，参与程度之高，在我们国家教育政策制定历史上前所未有。达到了广聚民智民意、凝聚共识目的。研究过程当中，数千专家参与研讨，近三万人参与座谈和研讨，形成五百多万字的调研报告，通过各种渠道发表意见建议210万条。我本人参加了温家宝总理在中南海召开的座谈会，参加了教育部门组织的多次研讨会。

纲要发表以后，我写过一篇文章，说希望从纲要的开始作为一个范例，中国教育政策制定要走这样的路线，形成一个问计于民的教育决策传统。从少数人决策走向民主决策，从简单程序决策走向规范程序决策。重要的决策应该有小规模的实验。教育是慢艺术，急不得、躁不得，与其朝令夕改不如耐心完善。

85%的学前教育普及率目标下幼师能否更得上？

可惜我们发现目前很多教育政策制定过程，仍然有随意性的情况。比如纲要规定从2010年一直到2020年，横跨十二五、十三五规划，当时明确提出来“十三五”学前教育普及率，2020年达到70%。这个目标是合理的。纲要发布不久，实现新的教育行动计划，两个三年，2016年已经变成75%，已经超过了当时纲要规定的70%目标。

正在制定的新一轮行动计划，又提出来达到85%，超过15%。一个国家，一个教育阶段，这么短时间内能培养出那么多幼儿教师吗？现在幼儿园70%幼儿老师没有合格证书、没有教师证书。而且大量的幼儿园教师来源都非常困难。

我们的出发点是好的，学前教育作为惠民重要手段，尤其西部农村，让孩子们接受教育，这是好事，但是那么段时间内，那么大的普及力度，跟不上。还是要尊重教育决策的内在规律。

50%的城市引入家庭教育专业人员能否做到？

前不久，全国妇联联合教育部等九个部门发布了一个文件《关于指导推进家庭教育的五年规划（2016-2020年）》。这个五年规划里提出很多目标，规划的出发点也很好，因为家庭教育实在是太重要了。我认为家庭教育的意义绝不亚于学校教育，当一个孩子来学校已经是半成品，个性风格、行为特征已经初步形成。家庭教育很重要，但不能因为它重要，就出台一些根本无法实现的目标。

比如我们提出“十三五”期间建立健全家庭教育的公共服务网络，要普遍建立学校或者家庭教育的指导服务站点。城市的社区要达到90%，农村达到80%。在各50%的城区和有条件的农村社区家庭服务站引入专业的社会工作者。50%的城市每个城市社区引进家庭教育专业人员，做得到吗？

我还是中国教育学会家庭教育专业委员会会长，也是新家庭教育研究院院长，召开家庭教育论坛，编写了蓝皮书、文库，策划一套怀孕开始到大学每年一次父母读，发起新教育实验十大行动中的家校合作共育。我是家庭教育权威人士，政策制定没有找我提意见。不是我一定提意见能改变它，但是缺少了规划纲要那样的问计于民的程序。

从国家情况来看，家庭教育本身基础非常薄弱。且不讲农村，在城市，要在四年以内建50%社区家庭教育服务站。能不能建这么多站？姑且能。每个站引进专业人员，不可能实现。在90%的城市、80%农村学校普遍建立家长学校，我更倾向于叫父母学校，哪怕中国所有的大学教育学院开足马力，也培养不出来这么多人。所以这是不可能实现的目标。

一个教育政策，一个国家政策发布，要有它的严肃性，发出来要做得到，做得到要论证。

现代教育治理体系的三项措施

我们提出来三条：

第一，加强国家的教育数据库建设。因为决策的基础是数据，现在很多数据统计口径不一样，没有可靠的数据来源。前不久中央电视台报道的童工事件，谁能够告诉我，中国有多少童工，没有机构给我这个答案，网上查不到任何答案。记者问那个村里的人说，他们村去年走出去14到20个人。

农村留守儿童，去年统计6000万，今年统计902万，到底那个数据是准确的？不知道。发达国家重视教育基础数据信息库建设，NCES是决策支持、教育服务于一体的教育管理综合体，数据都是公开的。他们官方网站上任何人可以随时查询到美国学校基本信息，既防止数据造假，防止教育信息不对称，为研究人员提供可靠教育数据。为行政部门、社会公众思考教育问题，提供一个一致对外的信息。

这是非常重要。只有政府行政人员有信息，老百姓没有信息，思考问题信息不对称。很多国家为了保证信息可靠性，通过立法和质量方法加以保障。美国94年专门出台了教育统计法，英国高等教育统计是用ISO9001和ISO27001的质量标准，对教育数据采集进行全过程的监控和认证。

相对来说，我们国家教育数据没有一家权威机构对口管理，教育部教育管理信息中心和现在北京师范大学的国家基础教育质量监测中心等机构，这些机构信息基本上没有对社会公开过。有些信息不能公开，信息不对称问题，基础教育信息缺乏问题，各种信息之间彼此矛盾问题，都比较普遍。

第二，加强教育决策支持机构建设。智囊系统是决策民主化的制度安排，目前我们国家的政策制定，基本上是政府主导，政府全过程、全流程参与。这不是最好的教育决策系统，不是效率最好的路线。我们国家有一个教育咨询委员会，在座好几位都是委员，坦率地说，基本上行政官员为主体。单位推荐，一个单位一个名额，这样一套体系，决策过程很难真正汲取民间智慧。

一个国家决策系统咨询机构应该有三套：

1，政府自己班子决策咨询机构，组织人力、物力、财力研究，我们教育科学院、教育部发展研究中心属于这样机构，内部咨询系统。

2，政府任命，委托招标，专家学者为主体的教育咨询委员会。规定使命和任务、工作时间，在主任领导下，独立开展工作。现在咨询委员会应该转成这样的机构，往这个方向发展，这样的机构在国外非常多，经常以名人命名，比如霍普金斯。因为要负责任，经常有各种各样的报告，国外很多报告以名人名字命名，有责任感，咨询人员有广泛的代表性。提交的报告质量会比较高。他的报告政府有权力采用、有权力不采用。相对中立的机构。

3，民办的机构，这类机构很重要，作为知识分子、专家学者主动承担起社会使命、社会责任感，我们国家经济学界比较活跃。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当时发起的时候，借鉴中国经济50人论坛做法在做。他们影响经济决策能力很强，教育界教育家基本上影响不了决策。所以我们觉得应该通过各种各样的让更多的有独立思考能力、坚持真理、探索的人进入决策系统，这类机构使命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唱反调、挑刺，因为一个政策一定要有反面的观点、反面的思想来进行。

第三，建立重大教育决策的听证制度。教育政策出台必须听取广大民众声音、利益诉求，特别是政策直接相关利益群体意愿和需求，并且做出适宜调整，避免该项政策对社会、教育带来不利影响和冲击，必要情况下可以通过媒体广泛征求意见。

2004年国家发改委和教育部出台了关于教育收费的听证制度，这个制度出来以后没有看到执行。很多文件发了，然后没有人管。

所以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确还是任重道远，好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已经高度重视这个问题。刚刚开完的政治局学习会，第37次，主题就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所以今天这次会议也是对这个主题的一次回应。

希望能够在教育决策过程当中，更多地听听民间的声音，汲取民间的智慧。因为民间的智慧是源头活水。当我们真正问计于民，就会发现方法总比困难多，中国教育能够在全面深化改革目标指引下，大步地走向现代化、走向未来。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