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9日，哈佛中国教育论坛在波士顿开幕。来自教育界的学者、探索者及在教育一线工作的教师们带来了精彩的展示和讨论，从教育改革、农村教育到STEAM教育，以下为中美对话整理的现场精华。

>>Keynote Speech: 李一诺-Can a Small School Stir a Big System

（一土学校创始人、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

论坛一开始，李一诺女士便用自己创立的一土学校作为范例，向观众展示自己如何通过一所创新式的学校，力图推进社会体系的变革。作为3个孩子的母亲，她观察到以下几点教育方面存在的社会问题：

1. 教育与社会的不衔接，孩子走出学校以后仍然需要重新适应社会

2. 父母焦虑的增长

3. 教师的压力

4. 学校的孤立：科技、学校、教育权威、父母与课后活动的相对割裂

5. 日益变宽的社会不平等

6. 世界各国紧密联系，但是中国在贸易上的联系远比在教育上的联系强

于是，李一诺女士向观众展示了以下急需的重要改变：

1. 一个学校网络-用个性化教育帮助孩子为未来做准备

2. 一种创新体系-把学校作为社区的中心，并且教师和学生是创新体系的中心

3. 一个大的社区-运用社会意愿和资本进行改变

4. 一个公益平台-关注教育不公平

随后，她向听众们展示了一土的案例，以提供一种教育改革的创新思路。一诺女士介绍到，一土独特的团队由IT小组、经验丰富的教师和专业管理执行团队组成，目前正在推行多种多样的教育创新实践：他们建设了公开社区及终身学习社区，分别用于促进教育公平和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在一土学校里，他们也推行社交与情绪学习（Social Emotional Learning）、施行目标设定，推广个性化学习、项目制学习，并且把学生浸入到中国文化当中。此外，她们也设计了专门的教师培训体系，以推动教师把教师领导力和教学真正地结合在一起。

目前，一土利用科技手段设计了一土App及磁场App，以构建一个家校沟通的社区。一诺女士说：“学校其实就是管理的过程”，通过在线平台，教师可以方便地与同事交流学习，也可以智能化地对学生进行管理，她希望能够进一步把科技发展为支持教师的工具。

Panel 1 教育改革：推进自下而上的教育创新，且大规模推广个性化教育

>>王烽

（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教育体制改革研究室主任）

王烽向听众们介绍道，支持教育创新的政策理念主要有4个方面：

1. 选择是基本的教育权利：在教育资源普及率越是不高的地方，选择权越是受到限制。虽然中国还没有一个法律正面肯定公民对教育选择的权利，但是义务教育和就近入学都没有限制公众的教育选择，百姓仍然可以选择去非公立学校。总体而言，这些法律促进了教育资源的公平分配。

2. 多元化是活力的源泉：评价多元化是龙头，教育标准也需要多元化。民办教育是“推动教育改革的重要力量”，因此教育需要降低门槛。

3. 民办学校是增进公共利益的伙伴：公共教育财政和公共人事制度的现状、公平竞争的市场和行业自律都要求教育行业打破壁垒。

4. 所有儿童权利和机会平等：宪法、教育法、妇女儿童权益保证法、儿童权利公约均规定了这种“平等”——“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因此，政府支持的项目，应当覆盖公办民办学校儿童，同时扶持多方合作的项目。

>>秦玉友-中国城镇教育扩容的现状分析及应对思路

（东北师范大学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研究院教授、博士）

秦玉友教授强调了教育改革顶层设计的重要性。他认为，城镇教育扩容应当纳入国家战略。目前，随着人口流动，城镇学校面临较大的扩容压力、需要较大的扩容能力。这个问题导致县镇优质学校巨班大校问题严重，企业繁荣乡镇 低端民办学校大量出现。因此，秦教授认为，教育体系应当进行：超大、特大城市人口规模控制背景下的调控性教育扩容，严格控制进城务工人员及随迁子女的数量，大中城市人口规模扩大下的学校扩建，县域教育及乡村学校小规模化背景下乡村学校教育特色发展等。

>>Paul Reville-Education System Redesign

（哈佛大学教授、前马萨诸塞州教育厅厅长）

Paul Reville教授主要向观众们介绍了衡量机制多元化之后，如何最大化的利用资源并且保证教育公平。他从美方的视角对这一问题进行解读，认为教育体系必须想清楚要实现的目标，然后把实现的方式放给地方教育者。

他也指出，每个教育体系都不是完美的，那么教育体系要怎么去帮助学生准备以获得成功呢？首先，在他看来，成功的定义是“公民获得高技能、高知识的工作来支撑自己的生活、支撑家庭的生活”。同时，公民也是终身学习者。他认为，这个目标必须通过多种手段实现，并不是大规模的标准化考试就可以解决。正因如此，我们需要教育创新。Paul Reville教授所在的Education Redesign Lab正在推动这一目标的实现，他们关注每个孩子的生活经历，提供一种让教育体系去实现每个孩子校内、校外需求的机会。

>>Q&A

Q1. 2016年民促法及十三五计划，市场机制进入教育会加速竞争，市场涌现很多教育机构:教育多元化、教育选择多元化、评价机制多元化、市场机制的进入，在提升教育机制的同时是否在牺牲教育公平？

王烽：我们目前在处理弱势群体的问题时，一直会强调要补短板。然而更严重的问题是在已经有一定教育资源的孩子当中，如何促进公平。所以我们要看每个人是否有教育选择的权利，并且多元化是促进公平的机会，问题很复杂，不能一概而论。

Paul Reville: 学校本身是不能解决不平等问题的。在医院里，很多人排队，每个人会得到不同的治疗，但是目前在学校我们给每个人一样的东西，这个不一定对每个人都有用，因为学生有不同的生活经验。所以为了促进教育公平，教育系统应该从各个方面去适应每个学生的需求。

秦玉友：公平是分阶段的：

阶段一，相同的机会; 阶段二，相同的资源；阶段三，个体化的教育。

自上而下 vs 自下而上： 双方不矛盾

• 自上而下：丰富性不断张扬，越往下越需要创新

• 自下而上: 成立的前提是底层创新存在，往上越来越总结性，普适性越大

李一诺：

• 人才：医院可以雇佣好的医生，但是其实教师薪资很低，那么我们怎么得到人才？

• 市场及社会各部门：相互协调，考虑政策要怎么给多样化的机构生存空间。

Q2: 教育科技很火，科技在教育公平和教育质量中承担什么角色 ，科技和人、教师要如何互动？

李一诺：我认为科技只是支持教师的一种工具，而不是替代教师。有时候有了科技，反而会让教师过劳，因为他们要看太多的东西。所以我们目前更关注学生的故事而不是大量教学内容。

Q3:我有一个成人教育的问题。我身边有一群焦虑的35-45的中年人，处在衰退或者增长乏力的行业，想转行却没有人认可他们的价值，想读书却缺少合适的项目和离职负担家庭的勇气。我觉得可以提供新兴行业的职业技能培训和职业生涯规划的辅导。但是最大的问题是怎么能让新的雇主和猎头认可教育的价值。请问李一诺女士的想法。

李一诺：终身学习，所有人都需要与时俱进，跟着社会变化。对于个人，更大的限制来自于自己对自己的认可，其实很多例子证明可以突破社会对你的标签。另外一个问题是社会评价体系落后单一。我在做学校的时候最大的barrier则是家长的理念。

Q4:请问一诺，在一土学校的课程设计和教学实践中，你们遇到的最大问题是什么？你们最需要什么样的研究

李一诺：

1. 课程和现有知识体系的融合。如何把已有的积累和知识能够和个性化教育融合。

2. 教师个性化教育很累，工作量大。如何做好的教育老师又不会被burn out。我们的解决方法就是通过塑造学生和老师的自我认知：教师如何看孩子反映教师如何看自己。因此，老师也没那么焦虑，现在不好，it's fine。所有的缺点都是优点没发挥好而已。希望孩子个人慢慢成长。

Panel 2 农村教育：乡村教育的努力与思考

>>郑洪-机遇与创新:多元化的中国教育实践

（蒲公英学校校长）

郑洪校长向观众们介绍了蒲公英中学的案例。在中国，有大量流动人口，大量学龄儿童来自农民工的家庭。蒲公英中学是在在村办工厂的基础上改造，老师们在工厂、街道、批发市场寻找学生，现在已经覆盖25个省。为了让家长和学生去蒲公英、觉得蒲公英好，老师们一直在思考什么是应该做的？怎样去做？怎么和主流趋势抗衡？作为对社会公平的贡献者，我们应该做什么？农村的孩子走到城市，在更公平的城市里，教育者能够做什么？等诸多问题。

最终，老师们决定在行动中倡导这种改变。通过把Collaboration、Curriculum、Cultivation of professionalism、Culture这“4C”与每日活动整合，蒲公英中学正在慢慢变好：

1. “蒲公英转换”：从环境到心灵，让学校每个墙、每个角落都能讲故事，学生老师志愿者一起画

2. 艺术教育：音乐、体育、美术、兴趣小组等，触动学生心灵，引起自我思考、寻找未来的方向

最后，她也指出，不管政策再好，不管研究多么深入，最需要的还是一线的实践者，这样才能有更好的、更温暖的政策和研究。另外，科技与教育方面，需要年轻人去lead学校，用科技去服务1/3的留守儿童。

>>王小平-乡土教材与农村教育

（天下溪教育咨询中心负责人）

王小平女士从乡土教材的独特视角为我们解读了乡村教育。乡土教材是天下溪草根民间教育机构的核心项目。2003年至今，她们已经出品了15种乡土教材+4种教学指导。

乡土文化是在一定的自然生态环境和人们的活动过程中积淀下来的。她们希望，乡土文化教育课程化，要进必修课，而不是单单只进学校作为课外或选修课。她们的目标是了解家乡，认识我们自己。主要呈现形式是课文以故事形式呈现, 强调关系的叙事（人、自然、他人）。这样的乡土教材能够带来文化自觉、文化自信、个人成长，提升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实践成果也表明学生爱上课程，积极投入，教师则能进行课程设计和教学改革。她们也会让学生绘制村寨图，以建立对家乡的感情，培养观察、选择、表达能力。

>>章瑾-一座图书馆，改变一座城

（浙江三门有为图书馆创始人）

一个剑桥大学的毕业生，却回到四五县乡镇创办起了图书馆。章瑾向观众们介绍道，在四五县城市，学生的生活轨迹就是努力学习-去排名靠前的大学-回家做公务员-早结婚-早生子-让他们再努力学习。她问自己：每个人的家乡都在沦陷吗？我可以做什么？

于是，三门有为图书馆诞生在破旧的厂房，是一个民间公益图书馆，联系着生活、教育、社会、学校。目前，她们已经有1000多名志愿者，1000多平米场地。在社区图书馆里，她们进行阅读推广，开展亲子绘本阅读、周末观影会、素养课程、冬夏令营、环游全球N天+真人讲座等等文化活动，也进行社区培育项目，从教师读书会、有为女人俱乐部、到亲子知识讲座，把教育从学校带到社区。目前，图书馆有18000册图书，年借阅率120%，读者年均人借阅12本，北京上海1本、日本韩国11本。渐渐地，本地人相信起了公益，捐赠大大提高，人与人之间也建立起了信赖。

>>王国光-我的乡村教育梦想

（2017哈佛中国教育论坛全额赞助农村教师）

王国光是云南一所乡村中学的校长。他向我们叙述了学校的困境：小学成立之初，只有3个班，60多个学生，没有任何硬件资源，于是，他带领学生开挖篮球场，启动体育、音乐课，学生们的成绩大幅提升。但是仅仅有硬件不能改变现状。担任了12年校长的他，把讲台与“平台”结合，每年举办一次六一晚会，老师每周开设2次兴趣班，带孩子去乡间田野。学校也开设了国学课，一年级的孩子会用标准动作鞠躬行礼。目前，他的乡村小学取得了很多链接与突破，有了4位美丽中国的老师、第一支乡村摇滚乐队，学生们甚至用Ipad 自己开发睡前故事软件。

>> 何江-我的求学经历和对乡村教育的思考

（哈佛大学生物物理和生物化学博士，首位在哈佛毕业典礼登台演讲的华人学生代表）

何江的小学、初中均在乡村学校就读，后来却一跃到哈佛、MIT读博，成为福布斯杂志30位30岁以下青年才俊。他也是《古钟停落的村庄：少年纪事录》的作者。很多人问他，怎样从简陋的教学环境到现在的状态？他问自己：现在的乡村教育还有没有能力把孩子输送到更好的平台、去挖掘自己的潜能？

何江说，以下三则新闻显示了乡村教育的困境：

1. 常熟童工背后“读书无用论”更可怕：大学毕业后找工作与父辈打工得到的工资差不多，导致很多人不重视教育

2. 寒门学子：进得去的名校，抹不掉的阶层烙印

3. 我国留学生年龄结构呈低龄化发展趋势：城市与乡村教学资源的不平等

如何改变？

1. 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并行：父母陪伴式教育对世界观、价值观的形成很重要

2. 农村与城市资源的双向长期的流动：目前城市到农村比较多，但是农村通过渠道向城市反映自己最真实的状况、诉求也很重要

3. 农村学子突围后的适应：不自信、遇到更优秀的人怎么办？

4. 更加多元化的社会环境：改变物质化导向，每个人都是独特存在的个体，发挥不同职业的价值

Q&A

Q1: 在学校教育或公益教育机构，从项目到课程设计，如何赋予学生能力，帮助他们应对未来的挑战？

章瑾:首先要正视：在我国数千年来，能够改变阶级流动性的还是科举和高考。但是我是剑桥大学硕士，回到家，团队有初中毕业的理事，阅读习惯很好，知识面很大，所以我觉得阶级流动性和学习、工作情况、兴趣关系不大，可以通过mooc等方式进行自我教育。很多人的教育18岁就终结了。智商制高点是高考那一刻。培养自我教育、终身教育的习惯非常重要。

王小平：自我成长非常重要：不靠社会地位去衡量，不断丰富成长，要有自我学习的能力。比如我在做乡土教材时，不设立考试，深度研究自己的乡土，自我发展，也是非常有价值的事。

郑洪: 蒲公英的做法：告诉孩子你将来要做国家的栋梁，不在于钱和权，在于正人君子、身心健康、回馈社会、挖掘潜能。今后会有一个根基来帮助学生处理自己的问题。

何江：社会评价体系、社会取向：多元化的社会评价体系，让各行各业都人才辈出。在美国：只要自己有passion, 释放自己的潜能，就能得到认可，在国内：评价体系过于单一，比如范雨素的爆红。

Q2: 您认为美国教师去你们学校支教有多大意义？您的学校最需要的帮助是什么？

王国光：培养外语很有帮助，但是不知道教师是否能够适应这个语言环境，因为我们没经历过

郑洪：美国教师有待几天或一周来学校。对我们老师来说，可以看到另外一种课堂。同时为什么支教者不去名校而去不起眼的学校，这是对教育公平理念的传递。

章瑾：我们有博雅乡村课程：美国学生+中国助教，为期一个月，增加广阔视野和多元化价值观，效果很好。但是任何支教活动，不管人从哪里去农村，不要特别高估这个意义。特别短期的支教，可能对当地的教育生态，是有点颠覆性的，甚至破坏的。除非你在那儿待上一年两年，才能产生一些相对深远的影响。

Q3:很多农村家长并不觉得教育是重要的，因为他们认为上完大学还是找不到工作，请问在蒲公英学校招生的过程中是否遇到过招生难家长不支持的问题。

郑洪：家长对这个学校特别支持，最后旁边的农房都成学区房了。我们每年要家访，在校3年，访3次。每年都问，你供孩子供到什么程度。大多数都说：能供到哪我们就供到哪，看孩子努力。目前学而无用有，但是绝对是少数。

王小平：我了解的现象是平衡的。很多打工的家长毕竟已经在城市了，已经出来了、开放了。我去有的地方女孩14岁就结婚了，家长就不支持他们出来上学。

Q4:我想问一下每一位投身农村教育的原因？前一个panel，各种高大上，这一个panel才是接地气。然而大部分人都想走入高大上，是什么促使你们投入农村教育呢？

郑洪：一开始想的比较简单，后来发现是另一个天地就深入进去了。条件那么艰苦，为什么人愿意去？文化、情感很留人，和孩子发生深层次的陪伴、发生故事，留住很多人。他们遇到的困难，是经典的社会问题，既有社会价值，又帮助你理解人生，所以天天都是丰满的。做政策、教学研究的，要现有经历，然后再回到岗位上，这样政策和研究会好很多、温暖很多。

王小平：有很多小年轻觉得做乡土觉得是很重要的事，小年轻发起，他们缺人，我来帮忙。开始后，他们都散了，只剩我自己。每年都不知道明年是否能做，因为缺少资金、人。 我觉得有意思的事特别重要，然后是有意义的事。我觉得我的工作很有意思，已经变成舍不得离开的。

章瑾：一开始没想做教育，跌跌撞撞就进了这个行业。“一个人的成长史，就是他的阅读史”，从小有做图书馆员的梦想，当时经济上承受得起，我就做了。做着做着觉得还是挺难的，但是一路上有很多的鼓励。阅读推广+公益的属性，都有人不断给我们鼓励，2016年捐赠136万，都是鼓励我们走下去的动力。

另外机构愿景支持我们走下去：打造一个小而美的公益社区图书馆的示范馆。很多志愿者加入进来。很多人也来获取这个套餐，分享自己的经验和教训，这样其他人就可以把这样的图书馆在自己的家乡建立起来了。

王国光：我们有11位支教老师，来这里2-11年，开始凭热情和冲动；有一部分年轻老师的家长不支持，但还坚持来。时间长产生了感情，为今后搞研究提供实例；另外年轻老师对学校来说有意义，对老师个人来说有意思。

何江：我现在做的和乡村相关的就是把自己在乡村的经历、乡村各个层面的缩影写成一本书。我当时听到历史教授说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聊到中国经济的崛起，从第三人的视角去看中国，可能有一定代入感，但是要真正了解乡村，需要一个真正生活过的人。因为我的生长很长时间在这样的状态下。很多类似我背景的人，可能没有渠道和时间把农村的生活写出来，展示给别人、展示给国外。如果从农村到外面能成为一个独特的communication渠道的话，自己也会觉得有一种使命感在里面。

黄亚生：中美创新创业教育环境的差异

（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教授、副院长）

黄亚生教授用一场精彩的展示打开了论坛第一日下午场的序幕。他对比了中美创新创业教育环境的差异，发人深省。黄教授介绍道，MIT非常重视创新和创业的教育，同时，中国大学也开了很多具体的创新创业课程，比如法律、金融等等，这是一种进步，但是没有解决整体性的问题。

他提到，MIT、哈佛、斯坦福是基于通识性教育（liberal arts），法律、金融是在通识的基础上添加的内容。而中国的课程是比较封闭性、专业化的教学模式。仅仅添加创新创业课可能会增加原有教育体制对专业性的追求，这是两国教育体制最大的区别。从教学目标上看，创业教育，要教育什么样的人？毕业后第一天要做CEO的人。而传统专业教育要教育什么样的人？公司或政府部门职员。因此，黄教授说，中美的创新创业教育有以下区别：

1. 知识面是否系统全面。创业教育需要通识人才。所以西方教育制度本来已经是为教育人才做准备。只是在此基础上添加了具体的创业知识。中国不是通识教育制度。

2. 创业者第一天就需要具备管理能力，过去的传统专业培养没有特别注意培养

产品、技术。对于团队的管理很欠缺。

3. 创业教育创业者必须具备决策能力。不仅仅是在大学里选择课程，最关键的是在信息完全不充分的情况下必须做决策。在时间上也非常紧迫，对未来的预测非常不确定。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去做决策。应该给学生更多的不确定的环境，让他学会做决策。

因此，黄教授认为，创业教育不是对现有教育体系的补充，两者是很难兼容的。这是通识教育与封闭教育的关系：传统教育不培养系统性人才，而是专业人才；传统大学中很难获得团队管理的训练

此外，他说：“创业最重要的方面是对人的认知的教育。”这种认知不是简单的技术性知识，而是完全是质疑性的，包括对现实质疑，这样才能创新创业。如果很保守，认为现状合理，永远不会去创新。另外，创业教育不光是对世界的认知，最终要的是对自己的认知，自己是不是创业人才？就算意识到自己不适合创业，这也是一种成功。

Panel 3 STEAM 教育：科技与艺术教育，智慧的迸发

>>Andrew Sliwinski

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科学家、DIY.org 联合创始人

Andrew Sliwinski的兴趣点在于如何运用科技去创造新的体验、表达、思考及学习。在这种兴趣的引导下，他在MIT Media Lab所在的小组开发除了DIY.org及Scratch，应用于很多地方小学的数学教学。很多时候，学生的数学学习停滞不前，是因为缺乏学习动力。因此，他想创造出一种创新系统工具，可以产生终生的学习激情，也可以引起学生的兴趣和动力。于是，DIY.org应运而生。集合了“泡泡机”、3D打印、22 Drone!、Butterfly、Quartz geode、Timer circuit等有趣的应用，DIY.org集音乐、数学和工程于一体，从各个方面帮助学生建构知识。Andrew也指出，建构知识的方式，应该是获取有关联的知识，并且把知识和现实世界中的问题联系起来。 

>>孙海虹

青少年创新学院创始人&首席创新官

孙海虹女士和观众们分享了怎样挖掘自己的潜力。她认为，分析能力与创造能力应当找到平衡，并且创造能力可以后天培养。比如她自己是三个孩子的妈妈，但是她认为年轻人不应该被社会定型、标签来限定我们是谁，所以创业不一定不适合女孩，High tech也不一定是创业中最重要的东西

她创建的青少年创新学院就是让青少年提前有现实世界创新的体验。贯彻设计思维（Design thinking），注重以人为本，从市场端看人的需求，反推创新

团队合作。学院让学生在60h内解决一个实实在在的项目，有4-5位教练，也有跨界创新者进行辅导，学生边做边学。学院更看重的是学生的创新能力，并且什么能力只要学生有passion都可以学。

青少年创新学院花了10年测试自己的课程，目前在3所上海国际学校落地。在课程项目里，学生关注残疾人，看到携带婴幼儿出行的父母想要设计自动推车，针对印度和巴基斯坦女性公交出行的问题，想要设计新的社会互助系统、政策创新。在这些过程中，学生的团队合作、写作能力、passion都得到锻炼，也提前让孩子们对自己的创新能力有感触、有接触。

>>Natalie Rusk

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科学家、Scratch联合创始人

为了研究儿童学习动力的来源，以及儿童如何相互学习，Natalie Rusk从哈佛教育学院走向了MIT Media Lab。她运用乐高模型和感应器，教会学生科技，创造出富有想象力的环境：孩子们形成自己的想法，然后开始自己的项目。比如，看到环境问题，孩子们现在会想：“我可以试着做点什么解决它”，而不是“好吧，我放弃。”Projects、Passion、Play、Peers是Natalie项目的核心，通过把孩子的动力、兴趣和合作联系起来，推动着技术和教育的共同发展。

>>李锐

北京八一学校科技信息中心主任

李锐老师向观众们分享了作为一个没有STEAM教育背景的教师，在学校对于STEAM教育进行的尝试。她基于八一学校的平台做了很多的努力：从STEAM课程推进、STEAM 教育实践、通用技术、研学整合再到构建STEAM生态系统。课程分几个阶段带领学生走完过程，每个阶段在不同的地点，有不同的工程任务，直到学生最终完成项目。此外，八一学校还开设了“小卫星项目”，并且是航天系统目标合作学校，组织大批学生进行了科学技术的研究、实践和航天项目的探索。

>>徐依菲

北京八一学校高二学生，“八一·少年行”卫星项目小组总设计师

徐依菲同学从学生的角度对自己在八一学校接受到的STEAM教育进行了解读。对她而言，STEAM并不只是5个词。在卫星项目的第一阶段，她参加了专家讲座、小组讨论、实地探访、演讲展示等；在第二阶段，她到南京大学，与6个小组的同学，就6个卫星下的话题展开学习和探索；在第三阶段，她到了太原发射中心，参观发射火箭；在第四阶段，她录制学习视频，并且获得相关专业执照。在整个过程中，她对精确度、专业性的追求都大大提升，也感受到了各方面支持的价值，以及探索的意义。

Q&A

Q1: 目前在中国STEAM教育主要以课外活动的方式来进行，怎么在课内推行STEAM教育？

徐依菲:我在international department学习, 很多学术系统和美国的差不多，网上的系统有due，所以还是要有一定的取舍。如果想要多一些的学识，可能要舍弃掉一些娱乐时间。

Andrew：结构性的改变是必须的。所有的学科都能塑造世界，但是长期看来肯定要改变结构。

孙海虹：一开始是课外课，后来学生和家长意识到有帮助，家长和学生反推学校，现在变成IB学分课，也是高中部的选修课。

李锐：北京2020年高考改革，八一每周六上午有项目制学习，批判性思维、科技类等 ，学校有意识在课程方面保证，并且选修课一直以来都贯穿。

Natalie：越来越多的人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很多人也在被激励。有时候他们从小的地方开始，比如一个项目，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教育者加入，改变就会发生。

Q2:如何在更多的社区推行STEAM教育，比如资源相对匮乏的地方、推广给女生等等。

Natalie：一种方法是包含女性教育者。另外就是创造一种可以被多种解读、运用的案例。比如乐高：你可以做车、做公园，有太多不同的项目可做，那么很多人就可以贡献自己的知识，也可以和他们的兴趣联系在一起。

孙海虹：Educator自己要有更快的改变。我们目前给女生提供特殊奖学金，有individual session ，conversation meeting等等；另外目前落地的四期课程里有很多创意类的学生，比如小提琴手，在创新过程中的表现可圈可点，所以说Norm需要打破，他们不但可以做，而且做得很棒。

在资源匮乏的地区：还在探讨，创新思维需要team work，不是所有都可以线上化。更多采取授人以渔，培养当地老师，做各种努力和尝试。

Andrew：对于STEAM这个词，我们总是在想怎么把STEM应用到arts上，但是我们也需要把arts带到STEM领域里。那么art怎么才能变成一个入口呢？这就需要我们重新思考科技及教育的关系。我们需要从儿童开始，了解他们的兴趣，了解他们的本性。

Natalie：我的一个在巴西的同事，他们可以不用科技，只用他们现有的材料。所以更多的是创意，而不在于科技。你甚至可以找到别的更有创意、更有表现力的方式。

Q3: 请问各位老师，在实践STEAM教育中，教师是否可以胜任新的教学模式，STEAM对于教师能力具体有何挑战？现在的师范教育和在职教师培训能如何更好地培养教师胜任STEAM教学的能力？

李锐：现在中学老师特别欠缺，要去教跨学科也很难。所以我们主要是和高校团队、机构合作（由于体制、编制的限制）。比如说，缺少工程师，我们可能会和和一线高校合作，他们提出需要什么，我们来看学校怎么落地，共同来找解决方案。

孙海红：对创新领域有兴趣的人会来我们团队，因为个人有热情

Andrew: 老师是可以说“我不知道”的。老师想学习，学生也想学习。有对专业知识的需要，但是也有对教育者学习更多的需要。

Q4: 把DIY产品应用于学生，最大的困难是什么？课程计划怎么设计的？如何评估课程？

Andrew：最有挑战性的是如何平衡传统课程结构和灵活的创新项目。衡量主要从两方面：过程-学生如何使用设备、在创造什么、什么造成他们的创意等；呈现-项目的呈现方式。

Natalie：这个问题我对八一中学的多阶段学习很感兴趣，因为有那么多阶段，你们就可以看这个东西可不可以，学生需要去尝试，做原型，再从模型里学习，而不是仅仅跟随教条。衡量标准的话主要是学生的思维过程，他们还想学多少，而不是他们学到了多少，因为知识在很快的变化，持续学习的能力很重要。

李锐：评价很难，也不可能给学生一堆指标。主要衡量过程性的东西，比如工程笔记。做机器人的时候，学生的思维导图、画报，都能显现学生学习过程中的每一个点，去看对他的人生有多大的意义。我们有同学用纸箱做车，上来就散架，团队不相互听，快比赛了就赶紧调整、纠错，比赛时可能还是做的不好，但是就能通过纠错、融合，最后能呈现出来，对于同学就是一个收获，这种兴趣常常引导他们做到夜里、做到周末。

孙海虹：不是硬性知识的验证，而是对创新有了什么新的体验、下一步怎样进一步发展。比如说，我们有任务如何把艺术与科技紧密结合。每个人有不同的解决方案，可不可以把乐团智能化？指挥电子化？那我们如何评价学生收获呢：有的学生会说“我们从来没有这样teamwork过”，很强时间限制下要做出一个working prototype。用户说明书、设计产品、访谈、观察、编程，不同的人负责，用时间点规划，和之前所有的学习都不一样。另外有的同学说，我想了解设计创新在大学里是什么样的专业？所以我们的项目主要是点火作用，是个人成就感。

Q5:参加小卫星项目最大的收获？

徐依菲：我认识到我们可以有一个更好的世界，仅仅是因为我们在这里。我们有视频会议，有很多感兴趣的人，来自不同的国家，对于我们组员来说也是很大的鼓舞。

 本文转载自中美对话（chinausdialog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