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某打工子弟学校三年级学生以“珍爱生命”为主题画的画,由希希学园提供
芥末堆 红印儿 11月3日
去年的一天下午,韩雪梅在北京一所打工子弟学校给五年级的学生介绍什么是安全套。下课后,一个男生跑过来问她,“为什么不能用气球(代替安全套)呀?” “当时(我)就觉得好开心,(如果)他可以这么开放地去谈论这些话题,好像他的人生就没有太多可担心的了。” 韩雪梅说着,眼睛突然亮起来。收到学生反馈的时候,她总是特别开心。
韩雪梅是公益组织希希学园的创始人。希希学园通过在民办打工子弟学校开设性教育课程,让流动儿童接受全面性教育。除了传授基本的性知识之外,希希学园提供的全面性教育还包括性别平等、权利意识等与个人价值观相关的内容。每学期,北京地区大约有8000到9000名打工子弟学校的学生会接受希希学园的性教育课。
一起性侵事件引发的流动儿童性教育项目
今年是韩雪梅从事流动儿童性教育的第三年。她之前在新公民计划的教师支持部门工作,那是一个致力于改善流动儿童成长环境的非营利组织。2014年,一所打工子弟学校发生了一起性侵事件。韩雪梅感到“特别震惊”,没想到以前只在新闻里读到的事情在自己身边发生了。从预防性侵犯的现实需求出发,她想尽快让流动儿童接受性教育。
不久之后,韩雪梅在北京组织了宣讲会,有11所北京地区的打工子弟学校表示对性教育感兴趣。希希学园项目就此诞生,通过在打工子弟学校开设性教育课程,使流动儿童接受全面的性教育。
“一开始我就已经想到了很多(可能遇到的)困难,所以才敢做这件事。”韩雪梅说。国务院发布的《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年)》明确提出,将性与健康生殖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课程体系。可是对民办打工子弟学校来说,性教育并不是必须设立的课程内容。即便没有课时上的压力,但在不知道学生家长意见的情况下,很多打工子弟学校仍不愿贸然开设性教育课。
即使学校方面同意开课,如何让家长与孩子坦然地谈论与性有关的话题,引导孩子用积极的眼光看待青春期的变化,是希希学园面对的又一难题。打工子弟学校的学生来自不同地域,他们对性的看法受到家乡文化和家庭环境的影响很大。例如,一些家长会将女生来月经称为“倒霉了”,就容易让孩子也对来月经这一正常的生理现象持有负面看法。仅仅通过社区活动触及的家长数量十分有限,影响效果也不够持久。
更大的挑战其实来自公众对性教育的“偏见”。韩雪梅曾想邀请一位朋友加入希希学园,但这位朋友的男友听说后,“觉得(做性教育这件事)说出去不好听”,于是就没了下文。经过一番寻觅,希希学园目前有3名全职员工和50名志愿者,并于2015年从新公民计划独立出来,正式注册成为非营利组织。
全面性教育从一学期六次性教育课开始
希希学园每学期在合作的打工子弟学校里开设6次性教育课,每次40分钟。一些授课老师是志愿者,他们在授课前都会经过希希学园培训。培训为期一天,包括阐释全面性教育理念、解读《珍爱生命》教材、介绍参与式教学法、备课及试讲等环节。韩雪梅介绍,志愿者们大多在理念上比较开放,课前培训重点更多落在教学技巧上。
相比日常教学的老师,志愿者往往给学生带来理解世界的新角度。相应地,上课过程也在挑战志愿者的原有观点。北京语言大学日语系学生李丹宁曾在大二时去打工子弟学校教过四年级的学生,她没想到学生们对性的了解比她预想的还要多,学生们总有自己的渠道去了解性知识。“与其让他们自己去学习一些有可能是错误的信息,不如系统地告诉他们(与性相关的知识)。”
希希学园采用的教材是《珍爱生命:小学生性健康教育读本》(简称《珍爱生命》),由北京师范大学儿童性教育课题组设计编写,系列丛书一共12册,对应小学1-6年级的12个学期。 教材的研发和测试在北京大兴区一所打工子弟学校完成,“教材内容更贴近打工子弟学校的情况”,韩雪梅解释,这是选择这套教材的一个主要原因。
《珍爱生命》二年级上期教材的内页,由作者提供
比如,对于“你从哪里来”这个问题,教材会列出“我从安徽来”“我从河南来”等参考答案,这就与打工子弟学校学生的背景很契合。老师往往借题引导,让学生意识到即使来自不同地域、有着不同口音,大家也应该平等相处。
除了性知识,《珍爱生命》的内容还涉及家庭、朋友、性别与权利等话题,与希希学园的全面性教育理念形成呼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10年提出全面性教育的概念,具体是指性教育在传递相关知识的同时,还应让人掌握相关的技能和价值观。在希希学园看来,全面性教育的核心理念可以概括为三个关键词:平等、尊重、赋能。
让每个学生都有表达和选择的权利
希希学园尝试在每一次与学生的互动里实现“平等”“尊重”“赋能”的理念。苗颖在课堂上不会强迫学生必须做什么或者不能做什么。作为希希学园的全职员工,苗颖主要负责与社区相关的工作,有时也会承担一些教学任务。当一位二年级学生在教室里来回走动时,她并不会发火,而是一遍又一遍地请那个学生回到座位上,并提醒学生“不要影响其他同学听课”。韩雪梅将此视为尊重的一种体现。哪怕学生想在性教育课上写数学作业,老师也不会强行阻止。韩雪梅说,老师只会跟学生强调,“你有权利做出自己的选择,但所有的结果需要你自己承担”。
苗颖在给北京某打工子弟学校二年级的学生上课,由作者提供
刚开始,希希学园从预防性侵害的角度引入权利意识。大多数性侵害事件都由受害人独自面对,“能保护他(学生)的只有他自己。”韩雪梅说,“所以你给他的其实是一种能力,包括分辨是非的能力、逃离的能力、保护自己的能力,甚至在性侵无法避免时保住自己生命的能力。” 这些能力意味着,当遇到无故的身体触碰,不怀好意的性暗示甚至程度更高的侵犯时,学生知道自己有权利说“不”。
在实际应用中,学生们不经意就将权利意识延展到更多维度。某堂课上,三个五年级的女生准备上台分角色表演教材里的一个场景,其中有一个胖子的角色。台下便有男生起哄,要求三个女生中体型偏胖的女生来扮演胖子。这一要求随即被那位偏胖的女生坚决拒绝,她说“这是我的权利”。
基于外貌、家乡、口音的歧视和校园欺凌并不少见,希希学园的性教育便兼具引导学生树立平等观念的作用。 比如在讲到不应以貌取人时,韩雪梅会用唐朝以胖为美的风气为例,告诉学生审美观念在不断变化,体型胖瘦的人都该得到平等对待。北京某打工子弟学校一个四年级的学生告诉芥末堆,他觉得课程还是挺有意思的。另一个五年级的学生则说,觉得上课内容“好玩儿”,但回家后似乎不怎么用。
去年,希希学园在开设课程的打工子弟学校组织了一场主题为“珍爱生命”的绘画比赛,鼓励学生用图画的形式将他们对性的看法表达出来。有的学生将女生青春期的身体变化画了出来,有的学生画了一位怀胎七月的孕妇。一个二年级的学生在画上写道,“我终于知到(道)我是怎么来的了!”
北京某打工子弟学校一位二年级学生的画,由希希学园提供
不过,观念的改变无法一蹴而就。北京工商大学法学院研一学生刘畅也是希希学园的志愿者老师。她发现,即便已经有了前几年性教育课的积累,一些六年级的学生仍会受到重男轻女思想的影响,认为男性比女性天生就聪明和重要。“(这让我意识到)建立平等观念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也不是由我们就可以全部完成的。”刘畅说,“我们需要对抗的传统观念可能存在于家庭、社会甚至学校里,(因此)还是很需要大环境的改善。”
在韩雪梅看来,学生们既有的看法并不是他们自己的选择,而是生活环境的产物。希希学园希望通过课程告诉学生,他们有选择的权利。“也许你是一个女孩,来自一个男女不平等家庭,但你依然可以相信男女平等、去争取你的权利。”
让性教育走出学校,让更多人坦然地谈论性
进入机构发展的第三年,希希学园想让更多人——尤其是学生家长全面地了解与性相关的内容,进而坦然地谈论与性有关的话题。
《北京市统计局人口与就业统计资料》显示,截至2015年底,北京市常住外来人口中0-14周岁流动儿童有68.7万人。据《中国流动儿童教育发展报告(2016)》,截至2015年底,约8万流动儿童在北京地区的民办打工子弟学校就读。这学期,希希学园的性教育课程进入了12所北京的打工子弟学校,大约覆盖8000名流动儿童。
2015年北京市义务教育阶段流动儿童就读学校分布,
来自《中国流动儿童教育发展报告(2016)》
希希学园正在制作一些视频课程,以支持更多学校开设性教育课。在教师培训方面,希希学园也打算录制相应的课程,帮助异地学校和乡村老师更好地教学。同时,他们还在接触北京的流动人口社区和一些幼儿园,希望将性教育课程与亲子课程结合,触及更多家长和孩子。另外,针对一些学生课程没上完就回老家的情况,希希学园准备制作一个性知识小册子,让离开的学生可以继续学习。
夯实并扩大项目规模需要更多资金投入,筹款对希希学园来说是一大挑战。与大病救助、扶贫等公益项目相比,很多人并不将性教育看作“最急、最重要的”事情,韩雪梅说。另外,不少人将性教育与防止性侵犯划上了等号,认为性教育不需要做得如此复杂。
新公民计划从一开始就为希希学园提供了不少支持。对此,新公民计划总干事魏佳羽表示,从教育质量的角度来看,“儿童的不同发展领域其实都是同等重要的,关键是看机构是否有专业能力做好。我们一直认为希希学园所采用的性教育课程是国内目前最好的学校(性教育)课程体系,所以就支持了。”目前,希希学园的项目经费主要来自基金会资助、企业捐款和众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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