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孩子在学习或考试阶段时,他们的成绩通常是个人努力的成果。然而一旦进入职场,他们就会知道社交技巧的重要性,以及与他人合作解决问题的必要性。
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PISA)此前在常规的阅读、数学和科学方面的能力测试之外,也进行了全球首次关于“合作解决问题”的能力测试,并于日前公布了研究结果。
在对全球52个国家和地区的125000名儿童进行测试后,经合组织得出了一个相对明确的结论:女孩在解决问题方面的合作能力要比男孩好——在这份PISA评估中,每个地区的女生得分都较高,男女生之间的分差可达32分。
英国排名尚可,香港表现突出
参与的国家中包括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35名成员中的32名,以及中国等20个非经合国家和地区。其中英国在此次合作解决问题的排名上位列第15名,表现类似于丹麦、德国、荷兰和美国。
结果显示,英国有大约12%的学生达到了4级水平,即解决合作问题的“最高水平”。据了解,为了达到4级水平,学生必须证明他们能够以高度协作的复杂性执行“高层级的问题解决任务”,并对群体动力有所认识。他们还必须表明自己可以主动“采取行动或要求克服障碍和解决分歧”。
而相比之下,经合组织国家平均只有8%的学生能达到4级的水平。
与此同时,英国水平在2级以下的学生比例(22%)也低于OECD的平均水平(28%)。按PISA的定义,表现在2级以下的学生“充其量”只能完成“问题复杂度低,协作复杂度有限”的任务。
以下在“合作解决问题”方面排名前20名的国家:
新加坡
日本
中国香港
韩国
加拿大
爱沙尼亚
芬兰
中国澳门
新西兰
澳大利亚
中国台湾
德国
美国
丹麦
英国
荷兰
瑞典
奥地利
挪威
斯洛文尼亚
(注:中国排在第26位)
值得一提的是,来自中国香港的学生在此次测试中排名第三,表现不俗。对这一结果,香港教育局也发表声明表示,这是香港教育改革和共同努力的结果。
有专家也表示,这显示香港在过去20年的教育方向是正确的。如今香港的学校并不鼓励学生对书本的死记硬背,而是训练学生从多方面看问题,锻炼他们的分析能力和批判式思维等。同时学校还鼓励学生关心时事,让他们分组讨论一些有争议的议题并试图达成某种共识。
不过教育专家也警告当局不要自满,称香港在改善学生软技能方面还有很大的空间。
学术技能不会自动变成社交技巧
作为2015年PISA测试的一部分,此次研究通过分析学生学术、社会、情感和其它因素来对学生的潜力进行预测。
但解决如何通过计算机(因不能使用因特网,学生在测试中无法合作)来测试个人合作方面的能力是一件棘手的事情。
因此PISA花了三年时间构建测试,最终将协同解决问题定义为“个人有效参与到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中间人’,通过分享理解和所需要的努力想出一个解决方案,并汇集他们的知识、技能和努力来达成解决方案的能力”。在测试中,‘中间人’之一就是学生,其他的‘中间人’则由计算机模拟。
除了男女差异外,该研究还发现:
强大的学术技能不会自动转化为强大的社交技巧;
只有8%的学生能够解决高协作复杂度的任务;
处境不利的学生比优秀学生更能看到团队合作的价值。
与多数人预期一样,学业成绩优异的学生也可能更好地与他人解决问题。这是因为他们很可能具有解释信息和复杂推理的能力,这将帮助他们解决问题。
这在很多成绩优异的国家中也得到了体现。如日本、韩国、新加坡、爱沙尼亚、芬兰和加拿大,这些国家的学生不仅学术成绩优异,在合作问题解决方面也表现出色。
但也有些国家却并不遵循这一规律,例如中国的学生在数学和科学方面成绩很好,但他们的合作能力却只是一般水平。而像是美国和英国在学术成绩上表现平平,但合作解决问题的能力却很突出。
来自课堂环境的影响
PISA曾于2012年时对个人解决问题的能力进行了测试,结果表明男孩在大多数国家都表现得更好。但是当合作因素被加入到解决问题的时候,每个国家的女孩又都比男孩强。
这其中澳大利亚、芬兰、拉脱维亚、新西兰和瑞典的差异最大,女孩平均得分比男生高出40分。而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和秘鲁的男女差距最小,只有不到10分。
这些结果在学生的态度上也有所反映。例如女孩对“合作关系”表现出更积极的态度,这意味着相比男孩,她们倾向于对别人的观点更感兴趣,并希望别人成功。而另一方面,男孩更容易看到团队合作的好处以及协作能帮助他们更有效地工作。
此外,处境不利的学生比他们的同龄人更容易看到团队合作的价值。他们倾向于更愿意作为团队的一员而不是单独工作,并认为团队比个人会做出更好的决定。
在学生组成上更具多样性的学校也更有可能与更好的协作技能相关,至少与学术学科的表现有关。
除了学生本身,课堂环境似乎也会影响学生合作的好坏。
当学生有许多密集的交流活动,如参加课堂辩论或讨论科学问题时,他们对合作的态度可能更为积极。
如果教师能够给予学生足够的支持,与学生有更积极关系,往往这些学校的学生也会进行更高层次的合作。
其原因在于学校可以识别在社交上被孤立的学生,并提供他们可以建立关系的社交活动,让学生可以更努力地防止自己欺凌。因此,教师可以在鼓励这种合作和让学校成为支持协作活动的场所方面发挥作用。
科技起到了反效果?
有趣的是,测试发现在课堂上使用科技最多的学校的协作解决问题的能力最低。“这是很难解释的数据,”经合组织教育和技能主管施莱克尔(Andreas Schleicher)说。
“这可能是因为科技影响了社交或学习。还有些人认为这是因为我们不善于使用技术。”
当然教育并不是在学校门口结束的。因此除了学生和学校,家长和校外生活也是重要的一环。
例如,当父母对学校活动感兴趣时,学生在合作问题解决评估中的得分要高得多。
使用互联网聊天或社交网络的学生往往更善于合作解决问题。但是玩电子游戏的学生即使考虑到社会和经济因素,表现也会比同龄人更差。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英国教育思维”,作者乔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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