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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4日，是周有光先生去世一周年。周有光是语言文字学家，主持拟定我国《汉字拼音方案》，有“汉语拼音之父”之称，85岁以后，他又是出色的启蒙思想家，他的很多观点能引导人们看清纷繁复杂的现实世界。

今天分享周有光先生谈教育的一篇收集。当时已经106岁的周有光先生对中国教育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剖析，见解深刻，发人深省。

一、孩子没有太重的负担，才能培养兴趣

我自身不断思考的习惯和我所受的学校教育是有关系的。我那时的老师非常提倡兴趣，强调没有兴趣，什么东西都学不好。

我先是在圣约翰大学学习，那是一所帝国主义办的教会学校，有比较好的教学条件，图书馆书报杂志很多。老师非常鼓励我们去图书馆广泛阅览，培养兴趣。

另外，老师还教我们怎样阅读。大一时，我们每天去图书馆看报，有一个英国老师跟我们讲每天应该怎么看报。

他说读报是有方法的，读报时要问自己：今天新闻中哪条最重要？为什么这条新闻最重要？这条新闻的历史背景是什么？不知道就去查书。

后来我们按照他的方法去看报，真的很有收获。以后我把这种方法用在读书、做研究上。这对我的影响是很大的。

青年周有光

那时老师非常强调培养学生兴趣。但兴趣是自然产生的，不是勉强的。现在的孩子们没有一点自已的空间，兴趣也就没有生长的土壤。

我上的中学、大学都是当时最好的学校，但我们的学习非常轻松，中学时9点钟才上课，上午只上正课，下午是游艺课。

游艺课包括图画、音乐、写字等内容，不考试不计分数，很轻松。我们那时没有任何家庭辅导。因而我们学得很轻松，也很快乐。

兴趣就是在这样一个没有太多压力，有很多空闲时间干自己喜欢的事情这样的过程中产生了。

上学时，我就利用课余时间读了不少语言学方面的书籍。

我们那时有些管理制度还是可以借鉴的：我们从中学开始一定要住校学习，从礼拜一到礼拜六，学校绝对不允许学生出去，这可以使学生集中精力读书、学习，接受教师的教育。

现在大部分学校没有这个条件，学生受外界影响就比较大。

那时的大学是很有贵族味道的。当时我很穷，考上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和上海圣约翰大学，我姐姐在上海教书，有崇洋思想，希望我到圣约翰读书，但圣约翰的学费很贵。姐姐的同事知道后就把她家里当作财产储存的皮衣当掉，接济我读书。

为了能顺利完成学业，我一边上学，一边给工部局（当时帝国主义在上海租界设立的行政机构）做翻译。放假就在上海打工。第三年，我在学校通过考试获得了一份工作，这样就应付了学校的费用。

和母亲及家人在一起（右二为周有光）

我觉得那时的教育方法有好的一面，学生有时间从事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有时间从事勤工俭学活动。现在的教育给家庭和孩子的负担太重了，孩子没有自己的时间。

现在清华、北大都在慢慢地改，走出苏联教育模式的影响。这是一个好的开端。

二、中国需要宽松的教育环境

小学、中学不能学得太多，要给孩子们时间玩。

一个人有空余时间才会去思考。

我永远不会忘记我的中学语文老师吴山秀先生，他为开阔我们的视野，不断给我们灌输“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经常请名人来校讲演。

他是一个语文老师，那时的教材是文言，但他提倡白话文，介绍好的白话文章给我们看。

那时中学小学有许多很优秀的老师，我的老师让我们平时觉得很轻松。

我想一定要轻松才能学得好，紧张是学不好的；不是压力越大就学得越好，压力太大学习效果就不会好。

孩子不管不行，但不能管得太多。

我主张教育要提供宽松的环境，我们当时的老师强调兴趣，认为没有兴趣是学不好的。

兴趣是自己产生的，不是外来的；是必然的，不是偶然的，一个人一定会有某种或某些兴趣的。必然的兴趣同偶然的机会结合，就能成就事业。

语文改革也是如此。语文改革是语文自身发展的必然，不是人为的、简单的事件。

20世纪50年代制定汉语拼音方案，只是一个偶然的机会，今天搞拼音方案就不一定能成功，因为目前存在一种复古思潮；在文革期间也不行，因为那样就会被批为洋奴。

所以说，什么事情都是必然和偶然的结合。教育要给孩子留有空间，这样他们的兴趣必然会自由生长。

周有光在英国剑桥

我的曾外孙6岁从美国回来，在看英文的福尔摩斯。他们不评什么“三好学生”，认为评等级排队会使其他学生产生自卑心理；老师并不布置家庭作业，他们回家后没有作业。读书都是自动的，不是强迫的。

这种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与我们现在的很不一样。

我在中学时，每学期也要考试排队，平时则没有，老师也不会处分成绩差的学生，不会看不起他们。

处分学生不是一个好办法，那会压抑学生的思想和精神，影响完善人格的发展。

在北大百年校庆时，美国哈佛大学校长说：

我们培养学生，要使文科学生了解理科，理科学生欣赏文科；大学的目的不是培养专家，而是培养完整的人格，是一个完整的教育。

这同我们提倡的全面发展相近。

比较前苏联的教育和美国的教育，前苏联是培养专家，出来就是很好的工程师；美国不去培养高级工程师，但大学生未来发展的可能性很大。

现在，对于两种教育模式的利弊得失应该是清楚的。

周有光、张允和夫妇

三、通识教育要培养基础知识和独立思考能力

我在圣约翰大学接受的是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所谓博雅教育，是英文Liberal Education的汉语翻译，这个翻译非常好，把意境提高了。也有的译为“通识教育”，虽然没有前者那么“雅”，但是我觉得，可能跟原来的意思更接近一点。

什么叫通识教育呢？我的看法是，它包含两方面内容：

• 第一个内容是，要培养基础知识

近现代以来的传统是，把国(文)、英(语)、算视为基础知识。基础要培养得好，主要工作做在中学阶段，因此中学是最重要的。如果基础培养不好，以后的教育就困难了。

现在好多大学生忙得要死，为什么呢？他们进了大学还要读英文背单词。

可是我们那时候，中学时代就能很好的应用英文了，中学毕业出来就可以达到ABE(Adult Basic Education，成人基础教育)水平了。到了大学，学生就可以运用基础知识来获取更高层次的纯知识。

因为基础知识，特别是语言知识，不是纯知识，而是工具知识，是获取知识的知识，是一种工具。即使懂得几种语言，也还是没有知识。

通识教育对我的好处，就是在学校里面选的课程比较广，同时学到了怎样自修的方法，有这两点要改行就不大困难了。

我在大学读书时，主修的是经济学，同时对语言文字有兴趣。因为受了通识教育的好处，知识基础比较广，所以改行不发生太大困难。

• 第二个内容是，学习逻辑思维，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

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个时候圣约翰大学有一本小册子，专门给来访客人参考的，里面就讲本校的宗旨是“培养良好品德”。

现在有人说要“培养高尚人格”，“高尚人格”的讲法就太高了吧。

在我们那个时代，大学毕业生都不是专家，只不过是受过一些基本训练的普通人，专家要在大学毕业以后再培养。

我在圣约翰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我想，最大的收获就是学会了怎么自学。学问是要自己学的，老师只不过指示道路给学生。

周耀为周有光原名。光华大学前身为圣约翰大学，二十年代爆发五卅惨案，学校反对学生游行，于是大批师生自立门户，成立光华大学

四、人才的产生，还得靠兴趣

是实行专才教育还是通才教育，教育界曾有长期争论，现在倾向培养通才基础上的专才。现在中小学学校教育中还存在一种现象，就是一些学校倡导英才教育，提倡培养精英人才、领袖人物。

你有什么资格培养领袖人才？领袖人才是在社会中自然产生的，不是学校教育能够培养的。

中学阶段应该给学生兴趣培养提供机会，你给他灌输东西，脑子装得满满的，他就没有自己的空间和兴趣去学东西了。

沈从文早年很穷，没有老师指导，小学都没有毕业，他的学问是自学来的。他自己说是“乡巴佬进京”，谁理他？他写的小说像法国小说，但他不懂外文，他是自己看翻译小说学会的，这完全凭兴趣。有人看小说，看到半夜还不休息，是因为有兴趣。

三连襟，右起周有光、沈从文、顾传玠

中小学是打基础的阶段，其中国文是基础，最重要；英文也是基础，要拿起来就能写。中文学好不在于教师教了多少，很多人喜欢看小说，通过大量阅读就学好了。

五、现在的教育要学会容纳两种文化

有许多人笼统谈东方文化、西方文化，这是不对的。

你要谈文化，首先要知道世界文化史，特别是近现代文化史。

我认为，现在每个国家的文化实际包含两部分：

• 一是国际现代文化，其中最重要的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这一部分是现代整个世界文化的共同部分，是文化的主要方面；

• 二是传统文化，每个国家不一样的，包括本国的文史哲，包括本国的宗教、艺术，具有本国特色的。

笼统讲东方、西方文化为什么不对？西欧文化和美国文化放在一起才是西方文化。东方文化含西亚、南亚和东亚文化。中国是三个“东方”之一，有自己的传统文化。

我比较了三所大学课程，中国今天有名大学的课程主要来自欧美，3/4是外国的，物理、数学、化学是外国的，是国际现代文化，1/4是国内的，是传统文化；传统文化在缩小，国际现代文化在扩大。

我们现在处于双文化时代，任何一个国家都是既有国际现代文化，又有本国传统文化。

一个人也一样，可以容纳两种文化，并不矛盾。我既能听昆曲，又能听现代音乐，因为人本身就是矛盾的。西方宗教是信上帝的，科学是反宗教的，两者矛盾，但我知道很多生物学家都去作礼拜，信上帝。

最后，要保持乐观的态度，要相信进化论，相信历史总是在进步，后人超过前人的；要多动脑，多思考，上帝给我们一个大脑，不是用来吃饭的，是用来思考问题的，思考问题会让人身心年轻。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蓝橡树”，原标题为《孩子没空，怎么能发展兴趣？这位民国大师对中国教育的深刻担忧》，来源：周有光新浪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