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期间，一些家长会带着孩子在海外度假，这时不免会把中国和其他国家进行对比，那么，如何看待其他国家，如何看待我们自己？如何给我们的孩子们讲述中国和外国？这些问题成了家长和孩子的必修课。雨果奖得主郝景芳今年第一次带女儿在国外过春节，她认为首先应该教给孩子对历史和传统的认可，传承历史中的思维方式。在她看来，爱国主义的深情源于接纳，只有了解历史和传统了，才能更清晰地认识到世界中的中国。

今年的春节是晴晴第一次在国外过春节。

出国的时候，人总是能最清楚地意识到国别民族差异，从而最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是谁，从哪里来。而节日，又最能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特性凸显出来的。从前几天开始，我就给晴晴讲中国的新年：“中国的新年不同于美国新年，我们的新年叫春节。中国的月份是按月亮绕一圈算的。”

前两年的春节，晴晴都还小，给她看了《过年啦》和《春节》的绘本，告诉她放鞭炮、穿红衣、过年的由来。她似懂非懂，估计也不记得。

今年再讲的时候，我颇有点踌躇。晴晴现在的理解力已经比从前进步了很多，对中国和其他国家也有了很多直观感受，我有点犹豫，不知道在这个阶段该怎样继续讲。

该怎样告诉她，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呢？

人在异乡，难免对比异乡和家乡。中国人常是敏感的，一出国就不停对比，看国外哪里比中国好，哪里不如中国。对外国人的态度更敏感，常会想，他们是怎么看我们的？这样的心境下，看他人他国，也常常有高下之分。

中国人出国的心态，这些年发生了很大变化。

还记得94年，第一次跟随父母出国，在英国住了一年。那时候出国的中国人，看什么都还是眼花缭乱，从来没见过双层巴士，从来没见过超市，从来没开过自己的车。发达国家真是哪里都好，出门就是免费公园，公园里都是大片绿地和免费的儿童游乐设施。租的公寓是几个中国人合租，房间实际挺小，也挤得乱糟糟，但因为是独栋小楼，有凸出的大窗子，还是令人感叹。

那个时候的中国人，都还是抱着过苦日子的心态，一分钱掰开了花，积攒着周末特定时间去买一次排骨的边角料。知识分子去餐馆刷盘子，放下一切身价，只想留在那花花世界，再不回国。

后来，20年过去，中国人再出国，看到的听到的好像变成了另外的国家：这就是英国/美国/法国/意大利？这还算发达国家？怎么这么破？瞧瞧这地铁，可没我们城市新修的地铁好。楼都这么旧了！这天桥也太脏了吧？这小机场真寒酸。走哪儿都不能手机支付，真土！这儿的房价也太便宜了吧？！

这翻天覆地的变化，就在一代人之间。当初发出赞叹的，就是如今发出不屑的一代人。眼中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再是羡慕的对象，反而充满同情地说着西方的衰落。

曾经的心态和如今的心态也是类似的：穷久了，就对贫富特别关注。穷的时候怕人说，富起来了就格外喜欢对比贫富。曾经担忧的，就是如今挂在嘴边的。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看待其他国家，如何看待我们自己？如何给我们的孩子们讲述中国和外国？

1

母亲陪我和晴晴到美国安顿，前天回国。

送母亲离开的路上，母亲说，这几天一直在想传统和现代问题：现在看上去，中国哪里都是现代的，新楼新路新机场，看着全都特别现代，到了美国反而看哪儿哪儿都是历史建筑，这个是什么独立战争时候的市场、那个是什么南北战争时候的医院，其实，美国才两百多年历史，中国五千年历史呢啊。

母亲又说：现在想想，中国这五千年历史，好像跟现在咱们的生活一点儿关系都没有，你看人家这边，历史一直连续下来的，但是咱们全是从零开始，完全新的。

最后，母亲说：尤其是我们这代人，一切都是连根拔起，一切归零，在我们的意识里，只有“旧社会”和“新社会”，旧社会跟我们就像是没关系似的，到了美国，反倒觉得人家是有历史的国家。

我想，母亲的话真是一语中的。

我们生活在没有历史、只有古董的时代里。历史是某种一直延续而始终在起作用的东西，古董是属于过去而现在只被陈列的东西。

历史在我们出生之前被截断了。整整几千年，可能这一次的截断是最彻底的。历史需要人来传承，可是在我们生活的时空里，历史只存在在架子上，在故宫博物院的参观人流里，在《国家宝藏》的明星光环中，在《百家讲坛》的八卦风云中，不在生活里。让孩子学历史也成为了形式主义的猎奇，穿汉服拜拜，在旧式家具间行个叩头礼。

这些都不是历史，这些都是古董。

传承的历史是什么？传承的历史是思维方式。

古董和历史的差别在于：学了古董之后，并不会觉得它和生活有什么联系，它的影响力和意义只局限于参观的瞬间；学了历史之后，是带着历史的思维、历史的疑问和历史的发现处理日常生活。

举个例子，如果只是买了一幅宋朝的古画，知道这是哪个画家、哪种技法的作品，这是古董的思路，画作是被当作名贵事物来传承。而如果挂着一幅宋朝的古画的复制品，价格上非常低廉，但是把画家对壮阔河山的激情、对日常人物的观察方法、对高洁品格的固执追求带到日常事业中，这是画作被当作历史传承。

历史是一种精神性存在，它只能被精神性延续。在可见的建筑和器物中，你能感受到它的力量，但如果不去精神性领会，那么就相当于没有延续。

被精神性延续的历史，并不会像古董一样一成不变。古董只属于当时的朝代，一丝一毫都错不得、变不得，然而历史是一直在变化的思维，根据每个时代做出调整。

再举个例子，前几天听一本电子书，《万物理论》，作者应该是具有基督教信仰的人，他在讨论精神的螺旋上升过程，讲到基督教不能被当作纸面教义来理解，而是需要发现其中的精神含义。他用从“自我”到“我们”再到“全体”的精神成长过程，来看待和解释世界上的政治孤立主义、现代化进程、民主运动等等，完全具有时代感。

犹太人最是精神性看待历史的人。他们并没有很多历史建筑、精美器物可以凭吊参拜，也没有很多“老祖宗的宝藏”可以炫耀，他们一代代能传承的，就是讨论犹太经典中的问题：人的善与恶从何而来？世界的终极规律是什么？如何看待一个人的责任与义务？法律从何而来？人的什么行为能获得最终的拯救？如何看待弱小的犹太民族在历史中的位置？

犹太人散落在世界各地，有着不一样的国籍与身份，一般不会抱团在世界上集体行动，但是对这些问题的精神性思考，让他们成为一体，成为出产诺贝尔奖大师最多的民族。

在美国能够感受到的历史，只有两百年，但是这是连续的两百年，有始终传承的思维。

有时候会奇怪美国学者对于一些经济问题的执拗，他们好像“脑筋不灵活”，例如对市场和产权理论的原则性坚持，例如特别看重共产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原则性的矛盾。这些似乎是他们不开窍的表现，现实中中国很多经济发展根本是糊里糊涂的实用主义，辨不清的原则就先扔一边，怎样能赚钱就怎样来。

然而如果理解美国历史就会知道，如果没有这种清晰一致的对市场的原则性信念，就不可能有过去两百年快速的美国发展。他们是带着历史在生活，头脑中随时有亚当.斯密的判断、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华盛顿对分权制度的信念。

这种延续性和断裂性，让美国和欧洲现在显得如此“古老”，而中国显得如此“现代”。我们从前羞愧自己没有高级的铁路和机场，现在骄傲于自己有高级的铁路和机场。然而我们从哪里获得赖以生存的信念，是一个始终悬而未决，却又不去讨论的问题。

我们先用三十年打碎、抛弃了过去五千年的信念，又用四十年打碎、抛弃了过去三十年的信念，然后生活在欣欣向荣的真空里，保持志得意满。

2

那我们需要传承什么样的传统呢？

实际上，中国古人探讨和实践的，是仍然具有很多现实意义的大问题。有时候我们说起孔子，总是讲先师圣人，行跪拜之礼，尊长幼老少顺序，最多强行背两段《论语》、《中庸》。这都是古董式继承。

我们很少讨论的是，孔子作为一个思想者，要解决的究竟是什么问题？孔子为什么要谈“礼”？孔子为什么看重长幼老少顺序？

实际上，孔子要回答的问题，和文艺复兴以降启蒙思想家要讨论的核心问题是一致的。那就是“在一个无神的世界中，人如何实现自治”。这个问题被认为是最为困难的人类挑战，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仍然占多数的宗教信仰者看来，这个问题是无解的。如果没有神的审判，如果没有神的律法，那么任何世间秩序都是经不起推敲的，都是脆弱和易变的。

马基雅维利和他的追随者们选择了丛林法则，他们说OK啊，无所谓，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这就是秩序。

然而无论是卢梭相信社会契约，还是黑格尔相信宇宙精神，都不愿意接受简单的丛林法则。而现代政治，不过是在最多人接受的情况下，为这个问题找一个现实解。

孔子为什么谈“礼”，因为在宇宙自然中，除了永恒竞争的丛林法则，只还有一种自然秩序，那就是时间顺序。天地万物有时，人生在世有岁，长幼老少代际传承，生生不息，是能长期持续的秩序来源。因此才说，“礼，天地之序也”。

礼是可以抛弃的，问题和思索不能抛弃。什么是我们社会秩序和社会文化的来源？没有神也没有主义的枷锁，我们靠什么建立人与人的框架与秩序？这个问题至今是悬而未决的。我们当然可以不认可“礼”，但这不意味着我们不需要人与人相处的基本准则。

孔子是一个殚精竭虑解决现实问题的人，他反复谈的就是如何将人从野蛮状态带入秩序，而这对于今天也是困难的。他和释迦牟尼的区别就在于没那么超越，把他神化为庙里的神像，实在是辜负了他思考的深远意义。

中国古代哲人常常提倡的，是在成文律法之外的，不成文的尊重。即礼对法的补充。现代实行法治社会，通过白纸黑字的契约，人与人之间没有更多关系，只有合同关系。

然而从博弈论我们知道，人与人相处的策略不完全能靠黑纸白字解决，合作与信任很大程度上决定博弈结果。可是，如何能信任他人？如果缺乏共同遵守的为人哲学，最佳策略就是相互防范的双输。

西方世界对信任的解决，仍然依靠身份团体。你是哪个种族、哪个教派、哪个社团，靠集体的标记来确认人与人的信任。可是这会把信任问题置于群体之间，个体之间的信任危机转化为群体之间的信任危机，派别和群体之间的冲突就会变得异常尖锐。而中国古人不是靠社群的身份标签来解决，而是个体与个体直面彼此。这才是融合社会的根基。

那什么是律法之外的、不成文的尊重呢？就是基于自我约束和共同信赖的秩序。古人讲修身，正心诚意，是以一己内心之力对抗生物之天然自私。于是对中国古人来说，最重要的一个词是“君子”。这是一个常被西方哲人诟病的概念，认为缺少超越性和规范性，可唯有这个词，才能清楚地表明，中国人如何在没有底限的世界中，如何寻求个体超越。

“君子”不是强制性的，而是约定性的。因此君子的约束，只对相信的人才有效。理解这一点，才能知道何为君子之交，何为舍生赴死，何为江湖道义，何为士为知己者死。

君子之间，是相互辨认的，不是相互施恩的利益交换，而是理念相同的精神契约。这样的中国式友谊不基于市场、不基于派别，却又坚固而不可摧，这在西方世界里是没有对应的。

君子之交，看的是精神沟通，超越外表的贫贱发达。我敬你是个君子。只这一句话，就足以让世俗世界的区隔消融。一拱手，一点头，从此山高水长，亦有所依凭。在万千洪流的纷杂中，君子之心如中流砥柱，知道什么可为，什么不可为。

不理解这种精神，不理解中国古人追求的自我约束和相互尊重，就无法理解中国社会。没有任何一个仅靠威权和利益维系的社会和延续长远，更不用说数千年。

说远了。回到现实。

这些精神性的历史，对先贤讨论问题的思考与继承，在我们周围都很少见到踪影。于是我们的山水再也不是对胸襟的彰显，林木也再也不是对品格的描摹。我们的环境和精神历史失去了关联，走到任何一个地方，都见不到述说性格和过往的建筑，见不到凝固的思想。

因此，我们常常陷入对新旧设施的对比和狂热，认为这短暂的就是永恒的。

3

那我们该如何向孩子传递中国的传统？

孩子还小，不可能理解那些哲学思辨的部分，也不适宜太早传递太多。

我们能讲的，仍然还只是可见的器物、食品、习俗、故事、人物，孩子小小的心里，也只能理解到这个层面。但我们可以把精神性的历史带入日常生活的每一天。

我们可以给孩子重塑中国的神话传统。虽然中国从来没有完整成体系的神话系统，但是民间传说渐渐汇集起来，成为我们久远而共同的民族记忆。

我们可以带孩子欣赏中国的书画音乐艺术。虽然中国的书画音乐在技法探索方面远没有文艺复兴之后的西方艺术那样先进，但中国书画和音乐自有其独特的审美特征，和日常为人处世的审美相通，和品性相通。

我们还可以给孩子讲那些流传至今、彰显中国人做事风格的故事，有许多凝结在成语中，用故事传递哲学。这些故事会成为孩子心里对于为人处世的第一印象，会长久影响他们。

我们更可以把古人所讲的对自我品性的要求融到我们自己的血液里，成为孩子的示范。

再多的言传不如身教，如果我们能够做到无论是否有人监管，都不欺人，不自欺，不贪求，不陷害，并且正心诚意，思考为人处世的君子准则，那么孩子能从我们身上感受到这一切，并延续这一切。这才是传承的历史，活着的历史。

至于中国的现代呢？中国的强大富足和发展奇迹呢？

至少对我来说，我是会对孩子淡然处理的。中国只是回到常态而已。并没有什么奇迹，而是理所应当的。这是过去三千年前的常态回归而已。这是万千吃苦、勤勉的中国人自我创造的正常生活。中国社会应当享有和平和繁荣。

最终，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够非常清晰地认识中国，理解自己是中国人。在世界中能够和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交流，理解他们的民族，从而更清楚地反观自我。

过去两百年，中国人对爱国主义常常在癫狂的两极间摇摆，要么认为自己超过一切人，因为唯我独尊而爱国，要么认为自己不如任何人，因为自卑而嘲笑摒弃爱国主义。

我心中的爱国和“我国第一”的自傲没有关系，而是一种亲情，一种对自我的承认。就像我们对自己的家人，是的，我的爸爸妈妈不是最英俊美丽的，不是最有钱的，但是他们是我的爸爸妈妈啊，这是不可改变的自然事实。而我接纳我的家，我的自我存在，我的国家，不管她是不是世界第一都无所谓。深情源于接纳。这就是我的爱国主义。

希望晴晴能够慢慢感受到，世界中的中国。

（本文转自公众号“晴妈说”，作者郝景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