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6月7日，在合肥世界外国语学校考点外，一位家长在等待中为孩子祈福）

芥末堆 田园 4月19日 报道

芥末堆：“感觉孩子需要减负吗？”

胡国强：“习惯了，家长也怕成绩差。”

芥末堆：“写多点作业，对孩子学习真的有帮助吗？”

胡国强：“不清楚。”

胡国强：“估计大多数家庭都是这情况吧？”

这是芥末堆和山西省平定县一名普通家长之间的对话，相信这应该是目前中国大部分家庭的常态。因为大部分孩子都要参加国内中高考的人才选拔，但残酷的是，每年有近1500万人参加中考，各省市（普通高中）录取率却只有40%-70%，每年有近1000万人参加高考，本科录取率却只有30%左右。

人人都想做最强王者，可“游戏”设计之初，就已经设定好大多数人只能处于“青铜”或“白银”段位。因此，人们在呼喊着“优胜劣汰”“打破阶级固化”的同时，不知从何时起，大家都生活在一种竞争的恐慌和焦虑下。而每个孩子在出生时，都好像带着先天使命——成为“竞争中的强者”。家长为之付出时间、金钱、心血，在孩子的前18年里一路“通关打怪”，可谓是“家长都是孙悟空，保护孩子攀高峰”。

今年，从中央到地方，减负政策不断涌出。可作为家长，他们真的敢给孩子减负吗？芥末堆了解到，不少家长的内心充满着无奈、焦虑与纠结，而考试压力给孩子带来的负担也是多种多样，如睡眠不足、学习兴趣下降、身心健康、交友情况受影响等。

人多竞争大，不敢让孩子“减负”

山西省平定县，一个人口近32万的小城，群山环绕，沟壑纵横。今年40岁的胡国强是县电视台的一名编导，工作已有14年，算的上是部门里的一把手。儿子胡飞今年12岁，在县里读小学六年级。

像墙上规律运动的时钟一样，每天早上6点半，胡飞都会把前一天晚上背诵的内容再温习一遍。早上7点钟，胡国强准时送儿子上学。下午5点，胡飞和同学一起结伴回家。吃过晚饭，稍玩一会儿，6点开始写作业。

“数语英写得多，每晚都背诵，别的顾不上。”胡国强说，儿子五年级之前，还会去上课外辅导班，但上了六年级，每晚写作业写到21点已是常态，就顾不上辅导班了。但雷打不动的是，像他习惯了儿子的作业量一样，儿子也习惯了早起背诵。

“成绩不怎么好，算是中等，竞争大。”胡国强叹了口气，停顿了好一会儿，又说到，“中国国情决定的，人多，竟争大，（家长）都望子成龙”。

“平定县每年大约有3600名小升初学生，要想考上高中，排名在前2000以内才有可能；要想考入重点大学，就必须考入前200名才有可能。”这是近期胡国强做节目时，和学校老师分析的不同学段升学人数的大致比例。也许是更加清晰地知道儿子未来要迎接的挑战， 说完这些，胡国强又倒吸了一口气。

升学的压力在这座小城里，悄无声息地蔓延着，虽没有一线城市那般猛烈，却也压得许多父母喘不过气来。

“00后是幸福的一代，却要承受这个时代的罪。”胡国强回忆，“小时候，我到处结交伙伴，上山下乡，没有参加辅导，但一样学习，一样志趣高昂，有梦想，成绩也不错。可现在的孩子哪有那么多时间玩，生怕步入社会不如人。”

其实很多家长都像胡国强一样，纠结、无奈、焦虑，他们知道应该给孩子“减负”，但在升学的压力下，他们不敢为之。

“要是听素质教育那些鸡汤，（孩子）就会完蛋！”小美妈妈张华的态度似乎更加鲜明。张华告诉芥末堆，小美现在在宁波读小学一年级，每晚做完作业后，她都会要求小美把语数英3科再学一遍，然后再阅读2个小时左右的文学作品。

“一年级就这样学习会不会很累？”

张华反问芥末堆：“上了小学，要么买学区房，要么参加考试，孩子又不是天才，不就得靠时间积累（来提高成绩）吗？”紧接着，她又说到，“我也想让孩子快乐学习，但快乐成长是需要物质条件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别说什么减负，没有小孩就没有发言权！”

张华说，其实她并不想逼迫孩子学习，自己非常希望可以像以前一样“子承父业”，这样就不必担忧孩子的未来了。可如今的阶层固化越来越严重，作为家长，她要的是孩子足够努力的学习过程，至于最后结果如何，只能听天由命。

为了孩子成绩，家长愿意花钱补习

似乎中国的孩子在0-3岁时，是相对自由和幸福的，可以随意玩耍。一旦上了小学，考试和升学压力便会随之而来，自此延伸至初中、高中。

一博是山西省阳泉市初二学生，爸爸妈妈都是做生意白手起家。2016年，虽然正是生意红火时，但为了照看一博读初中，母亲刘文英还是选择了放弃工作，当起了全职妈妈。

刘文英和丈夫文化水平都不高，所以把教育的希望都寄托在一博身上，想尽办法，让他在市里最好的初中读书。但一博的成绩总是不让人满意，考试常常不及格，刘文英唯一能想到的解决办法，就是通过课外补习提孩子高成绩。

“（一博）现在补数学和英语，物理正在计划中，预计下周开补。”刘文英说，阳泉市的大街小巷都贴满了课外辅导的小广告，教育市场非常火爆，虽然家长知道一些机构的老师是专科学生，但还会一股脑的把孩子送过去。

为了保证补习效果，刘文英试听了很多家机构。最后，数学找的是学校的退休教师进行1对1辅导，收费是2个小时260元；英语选择的是同步英语线下班课，8-9名学生一个小班，每节课2个小时，收费是每月2000元-2200元；每天放学后，一博会去另外一家辅导机构写作业，每天写2个小时，每月600元，主要是有老师讲解不会做的习题，会做的部分留着回家写。

和大部分学生一样，寒暑假补习更是必然的。刘文英告诉芥末堆，去年暑假，一博补习了一个月的英语和数学，虽然每天只补习2个小时，却花了3万元。

“花多少钱都可以，只要成绩能提上去。”这是刘文英对一博的唯一要求，这也是中国父母的心声，“不求报得三春晖，只愿考取双一流”。

“我是一个失败的家长，但是我没办法”

“成绩至上”理论无所不在地浸透在中国家长的教育观里，似乎其他问题都可以被克服，包括孩子的睡眠质量、学习兴趣、身心健康、心情等等。

“每天都很累，身心都累，真的。”带着黑眼圈的一博告诉芥末堆，学校要求早上7点到校，他每天早上6点就得起床，因为路上得花费30-40分钟。中午12点放学，然后回家吃午饭。

“吃完饭，过10分钟就得走。”一博一脸苦笑地说，“每天都没时间睡午觉，我也是人，不是神！”据了解，前不久，一博班主任给刘文英打电话，批评他上课打瞌睡，上课不认真。

每晚18点半放学后，一博会直接去培训机构写作业。从19点开始，一直写到21点半，然后再回家吃晚饭。吃完饭后，再继续写作业，如果有语文背诵，有时会一直到凌晨。“写完作业，全身难受，躺下就能睡着。”说着说着，一博突然问芥末堆，“不是天天说减负，怎么没少呀？”

课外补习、家庭作业、睡眠不足、交通上的时间浪费、学习兴趣降低……这些问题都是一博的负担，且作用于他的成绩。作为家长，刘文英知道这些问题，但觉得“坚持一下就过去了。”随后，她愧疚地说，“我是一个失败的家长，但是我没办法。”

在父母的眼中，孩子常是自我的一部分，子女是他们理想自我再来一次的机会。于是在家长教育子女的过程中，无形强加了很多东西，选择性忘记了每个孩子都是独立的“人”。

回归家长内心最初对孩子的期待，应该都是孩子可以健康快乐地成长，但在社会“优胜劣汰”“打破阶层固化”的渲染下，家长往往患有“平凡恐惧症”和“成就焦虑症”。

在这种无奈之下，也许正如多数家长所说，“等孩子考上大学后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