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吴颍惠）

芥末堆4月18日文，昨日，在中国教育学会主办的“促进校外培训机构健康发展高峰论坛”上，北京市海淀区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吴颍惠分享了题为“校外培训机构治理重在监管制度”的演讲。

吴颍惠表示，2018年2月教育部发文要求严格治理校外培训机构，这是教育系统第一次认真地把校外培训机构治理纳入教育管理体系。减轻中小学负担和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将成为整治校外培训机构的重点。

同时，吴颍惠从法律政策依据、质量标准、治理目标、管理机制、监管制度、执法边界等6方面给出建议，并分享了海淀区教科院和北师大合作开展的校外培训机构星级评估工作。吴颖慧介绍，培训机构星级评估充满了复杂性，即使是巨头企业，在不同培训点的财务管理、风险控制等方面也存在诸多困难。但因星级评估以后有可能相当于正面清单，所以还会坚持现有的星级评估基本框架。

主要矛盾是减轻学生负担和促进全面发展

校外培训是学校主流教育的一面镜子，与校内教育是相伴相生的关系。但近几年校外培训机构呈现恣意发展的趋势，在某种意义上，这是由于区域内优质教育资源紧缺，择校择班问题普遍存在，教育竞争加剧导致的社会问题。此外，家长也明显希望从校外教育中得到一些补偿性、个性化、多样化教育来应对校内教育的不足。

吴颖惠认为，校外培训机构和和校内教育出现了思想错位、相互制肘的现象，越是正规教育禁止的事情，越是校外培训机构的发展点。如校内减轻学生负担，校外就搞超前教学、题海战术，增加学生负担；校内实施素质教育，校外就开展应试教育，严重破坏了正常的教育秩序。

“我觉得教育部这次是重在整顿治理，一定不是取缔。”吴颖惠介绍，治理整顿前面有长长的定语，一个是减轻中小学负担，另一个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教育部主要是针对这两个问题进行整治。

吴颖惠介绍，围绕上述两大问题延伸出很多具体问题，如恶性竞争，门槛过低，一个刚毕业的、没有任何教师资格的大学生就可以招生办班。如运营成本较低，只要有一间房子，甚至不要房间在自己家里就可以进行，达不到办学场所标准。如师资水平良莠不齐，无论是师范类，还是非示范类大学生都可以，导致在培训机构就业的人非常多，号称“培训机构解决了就业的人数，比正规学校还要多”。

“我们在海淀区开展这次行动时，就是针对中小学生课外负担，如超纲教育、提前教育、强化应试和升学挂钩等问题。”吴颖惠表示，经过考察，各地在本次治理工作的方案上大同小异，所以主要矛盾是减轻学生负担和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以南京市治理校外培训机构为例，南京发布的条例为“六不”与“三否决”

• 不搞虛假宣传;

• 不与中小学合作举办，以中小学生为对象的学科类培训班;

• 不面向社会举办，以中小学为对象的学科类竞赛活动和等级测试星级，学员评比等变相的竞赛活动;

• 不重复教授中小学生在中小学学习的课程，不拓展延伸，不增加难度，不超前教学;

• 不得以任何形式聘用在职中小学教师；

• 不得向相生学校提供学员的个人信息考试成绩等资料；

• 一票否决:党组织不健全、聘用在职教师、超纲教学。

教育教学监管、运作过程监管还处于盲区

“社会培训机构比校内教育复杂得多。”对于如何保证校外培训机构长期健康发展，吴颖惠从法律政策依据、质量标准、治理目标、管理机制、监管制度、执法边界等6方面给出建议。

一要明确法律依据。吴颖惠介绍，一方面目前各地发布的校外培训机构治理条例完全是从校内教育出发，由校内延展到校外，但校外培训机构有自己的独立运行规则。另一方面，在治理过程中唯一能够依据的法律只有新修订的《民促法》。《民促法》中规定教育行政部门有监督权、信息公示权、管理权，但真没有取缔的权利。因此，在后续深化治理过程中，还需要明确的法律依据。

二是要明确监管制度。校外培训机构治理是一项需要全社会参与的综合治理工程，需要多部门参与、多管齐下、综合治理。要完善监管制度体系，构建监管法律保障。如营利性校外培训机构的一个管理办法，确定校外培训机构在硬件设施、师资条件等方面办学标准，建立校外培训机构的申报、审批和推出机制，根据培训的内容、形式、手段，分类制定培训收费的浮动界限，进一步提高市场准入门槛。

“有人说海淀区有四万家培训机构，有人说有二十万家、十万家，实际上我们这次在做评估时，真正报名就几十家。”吴颖慧解释说，传说中的几万家培训机构是从工商系统出来的，是每年审批的培训机构累计的数量。因为注销机制特别复杂，需要资产核定、资产认定、法律手续，还有财务审计手续等等，所以很多人就都不注销了，使得现存体量很大。

三要明确管理机制。目前各地教育局成立了名为校外培训办、社会教育科的专门管理校外培训机构的部门。但这些部门的主要职能还是审批和文件精神的上传下达，对于教育教学工作、运作过程的监管，目前还是盲区。

四要明确治理目标。在治理过程中，要保护合法培训机构的权益，明确什么需要治理，什么需要保护。

五要明确质量标准。根据校外培训机构的类别，制定完善校外培训质量评估体系，明确各项评估标准。建立“信誉公示制度”和“负面清单制度”，便于社会监督。吴颖惠介绍，目前社管科的治理主要集中在能不能防治捐款逃跑，虚假宣传等问题上，对于安全治理、办学质量治理等问题还是极为不足的。

六要明确执法边界。建立投诉机制，加大执法力度，对不同类型的校外培训机构建立不同的处理机制。引入行业协会、专业学会等，加强对评估工作的宏观调控，引导建立专业规范。

建立星级评估，规范校外培训机构

吴颖惠介绍，从2017年开始，海淀区教育科学研究院和北师大合作开展了针对校外培训机构的星级评估工作，可以从依法办学、教育理念、课程建设等方面评估，硬性条件是地方年检三年都合格的机构才能参加。

“去年第一次做这样的评价，在评价过程中，包括一些大的培训机构在内，基本都对这样的框架表示不认同。”吴颖惠介绍，将星级设置成二级到五级，最后评下来，培训机构的星级都是从二级到三级，其中财务管理、风险控制、课程建设与教育教学、风险控制、质量监督等方面分数很低。

吴颖惠分析说，培训机构一方面充满了复杂性，不仅领域细分，有的规模也很大。她举例说，“去年新东方参加了一半评估，最后也撤下去说不评了，今年又重新报上来评。因为有太多的培训点了，就算总部没有问题，其他培训点也没法进行监管和控制，有的培训点有单独的财务，这中间非常复杂。”

另一方面培训机构还没意识到自己办的是一个另类的学校，是学校就要遵从学校的基本要求，比如学校要有理念、计划、课程、师资、管理制度等等。

“如果星级评估以后相当于正面清单，就会对社会起到规范引导作用。所以经过多次专家讨论，还会坚持现有的星级评估基本框架。”吴颖惠表示，星级评估将成为研究院加强治理的基本方向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