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于摄图网）

芥末堆4月25日文，今日，由21世纪教育研究院主编的《教育蓝皮书：中国教育发展报告（2018）》（简称《蓝皮书》）发布。《蓝皮书》围绕考试招生制度改革、中小学生减负、中小学生自杀、小微学校、农村教育出路、近二十年来我国教育经费变动等热点问题展开研究。

《蓝皮书》指出，学业压力成为中小学生自杀的首要原因，手机成为中小学生自杀案例的特殊存在；中小学生“减负”关键在于改变“供给侧”，优质教育资源短缺及其在公立和私立学校的失衡配置是根本原因；城乡教育分化背景下农村学生的教育获得不容乐观，要从关注农村学生教育获得的数量转向到关注农村学生教育获得的质量；对于近二十年来我国教育经费变动，呈现政府教育投入持续增速，多渠道教育投入增幅大幅度下滑的趋势。

学业压力成为中小学生自杀的首要原因

《蓝皮书》称，中小学生自杀问题已成为不容忽视的严峻事实。在21世纪教育研究院“中小学生自杀问题研究”课题中，通过中文网络搜索途径抓取统计了2016年10月至2017年9月的电子媒体报道及网络信息，在检查内容、来源后进行重复检查与数据清理后，共计确认392例青少年自杀死亡及自杀未遂的信息，其中明确标注为中小学生的信息为267例。

在年龄年级分布上，中学生的自杀状况比小学生更为严峻。在显示有年龄的信息中，13-17岁五个年龄的死亡及未遂案例之和是8-12岁五个年龄案例之和的4.7倍。在性别分布上，男性中小学生死亡及未遂案例的比例均高于女性。尤其是在自杀死亡的案例报告中，男性中小学生案例数量约为女性案例数量的1.6倍。

在时间段分布上，自杀及未遂的发生情况形成明显的波峰与波谷，开学季前后居多。寒暑假期间数量相对少；而新学期开学前后的4月、5月、9月自杀死亡案例数量最多。从采取自杀方式来看，跳楼、跳河、服毒（服药）、上吊是中小学生进行自杀行为的主要方式，在死亡及未遂案例中有超过六成采取了跳楼方式。在案例事发地点中，家中和校园内是主要场所。除跳河、跳崖、撞车、跳火车、卧轨等各类事发场所为自然环境或特定地点外，中小学生死亡及未遂案例主要发生在家中和校园内。

归纳中小学生自杀的主要原因，大致可以分为：家庭矛盾（72例，33%）、学业压力（55例，26%）、师生矛盾（35例，16%）、心理问题（21例，10%）、情感纠纷（11例，5%）、校园欺凌（9例，4%），其他问题（12例，6%）。

当分析家庭矛盾的原因时，相当一部分家庭矛盾的冲突根源仍是学业压力，师生矛盾案例亦有类似情况。若考虑间接作用，学业压力可能才是中小学生自杀的首要原因。另外，手机成为中小学生自杀案例的特殊存在，调查中因手机引发的自杀案例涉及比例超过10%，反映出信息化时代中小学生对智能手机的深刻的心理依赖。精神抑郁、异性关系、朋辈关系问题也是中学生发生自杀行为的诱发因素。

蓝皮书建议应从关注学生的幸福感入手，切实降低学业压力应是通往幸福感的关键路径。通过实施优质的素质教育，逐步淡化升学教育影响，改革当前的考核评价机制，减轻中小学生的课业负担，从减少学生家长与孩子之间、学校老师与学生之间的矛盾冲突，降低中小学生因升学压力、学业竞争造成的负面情绪。

另外，当务之急是建立儿童青少年自杀死亡、自杀未遂数据信息披露机制，使之成为各级政府、教育主管部门的一项职责义务。还有，建议推动法规制度修订，如将学生心理问题和精神障碍评估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条款，实现自杀预防常态化。

中小学生“减负”关键在于改变“供给侧”

《蓝皮书》指出，中小学校学生“减负”多年难奏实效、学生学业压力不减反增的原因，是由于围绕“小升初”升学竞争，以及教育培训市场无序发展，迫使家长自愿加负。表面上，家长对孩子“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的焦虑是家长给孩子自主增负的主观原因；但优质教育资源短缺及其在公立和私立学校的失衡配置才是根本原因，而单一的应试选拔则是关键原因。

目前针对校外培训市场的整顿和规范是从“需求侧”发力，但“减负”的症结关键是在改变“供给侧”。真正落实“减负”，还需要釜底抽薪。

均衡教师资源，缩小义务教育阶段的校际差距。坚决落实教育部关于示范性高中指标下放比例不低于50%的政策要求，从而有效缓解“小升初”竞争。

强化公办学校主导的基础教育办学格局，保障基础教育的公益性价值。重新审视和处理公办学校与民办学校的关系。切实提高公办学校的办学水平和教育品质，加大教育经费投入，大幅提高教师待遇，将财政经费真正投入在师生身上，为实现公办学校的复兴提供保障。规范民办学校的教学、管理和招生等行为，政府实施有效的监管和督导，引导其成为具有个性特色的素质教育的基地。

改革考试评价制度，构建低竞争、低控制、低评价的基础教育生态。扩大高校的招生自主权，打破总分评价的惯例，通过各种制度和技术手段来保障自主招生过程的公正性。

同时，蓝皮书建议恢复公办学校课外辅导、补习的功能，当然这需要突破现有管理和经费上的限制，灵活处理，积极发挥公办学校课后教育的作用，对孩子实施启蒙教育和兴趣能力的培养。此外，赋予家庭一定范围内入学的自由选择权。

“小微学校”符合九成家长和孩子的期待

“小微创新学校”案例研究显示，目前“创新小微学校”一般规模较小，在校学生数大多不足50人；创办时间不长，多为新兴学校，5-12岁学龄段的学校数量最多；最初多为解决自家孩子上学问题而创办，以“口碑相传”为主要招生途径。

“创新小微学校”注重特色课程教学，讲究生活技能和可持续发展生活方式；日常课程包括传统文化、户外活动、艺术课程等的学习；采用“混龄”、“游学”以及主题式/项目式学习，鼓励学生自主探索。在教学效果评估上，多采取多元评估，由教师、孩子、家长共同参与；采取卷面考试、闯关型考试和项目展示等多种评价方式和手段。在毕业生流向上，因大多“创新小微学校”创建时间普遍较短，毕业生数量很少。据反馈，大多毕业生会选择申请出国深造，或是参加国内高考，也有毕业后选择创业或直接就业。

至于对就读学校的满意度，案例调查中有九成家长认为孩子目前就读的学校能够满足期待。调查中也借由家长对孩子的日常观察与交流来反映孩子的满意度，整体上这些孩子对自己学习和生活的满意度与家长类似，甚至略高于家长。

当下，国内创新小微学校还处于起步阶段，面临着诸多问题和挑战，例如办学资质问题，组建稳定的师资团队，求得教育理念与家长多元需求间的平衡，招生渠道有限性等。《蓝皮书》建议，一方面，政府和教育部门推进中小学办学体制改革，开放民间办学，鼓励教育生态的多元发展。另一方面，创新小微学校自身需要明确定位和培养目标，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更加注重家校合作；内部应加强交流与合作，扩大影响力，从而推动自下而上的教育变革。

 “教—考—招”全面联动的上海高考综合改革

《蓝皮书》指出，上海高考综合改革从学校教育、考试评价、招生选拔三个领域采取系列措施，形成了高考综合改革的全面联动。新高考改革实施“3+3”考试科目组合，对学校根据学生选择提供课程设置、教学资源形成了新挑战。实际操作中，上海市各区和高中因地制宜采取“大走班”、“中走班”、“小走班”。数据显示，全市256所高中学校中开满20种组合的有62所，占24.21%；开出18种组合以上的学校135所，占52.73%；绝大多数高中学校开出的科目组合均超过10种。

在考试评价上，严格按照“教什么考什么”原则进行命题和考试，考试评价周期由“考两天”走向“看三年”，所有合格性考试按照“随教随考随清”的原则，分散在高中三年。外语考试由“哑巴应试”走向“应用导向”，采用人机对话的形式，将听说测试总分计入英语高考成绩。招生录取上，学生可通过普通高招、春季高考、综合评价录取、自主招生以及高职高专招生多种通道进入高校，实现了为不同类型学生的成长成才搭建“立交桥”。

根据调查发现，学生对高考新政的价值体验呈现出积极面貌。调查中特别询问2014级高三学生“觉得自己在此次高考改革中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学生选择结果依次是“知道了自己擅长做什么”（37.1%）、“丰富了社会阅历”（21.4%）、“提高了学习兴趣”（19.5%）、“提升了研究能力”（13.7%）。

《蓝皮书》建议，为进一步深化高考改革，需要人们在课程观上，从突出知识授受的应试转向强调人的发展的育人价值；在学生观上，从被动的“工具性”转向全面而有个性的“生命性”转变；在评价观上，从结果性的测量转向以诊断和激励为主的过程性评估；在系统观上，从教育教学改革点的突破转向一体联动的改革思路；在治理观上，从教育部门的单打独斗到教育系统内外的协同作战转变。

 城乡教育分化背景下农村学生的教育获得不容乐观

《蓝皮书》指出，由于城乡教育固有的差距，相对于城区学生而言，农村学生在高中和大学的入学率上还存在量的劣势，但更主要的差距则表现在升入重点高中和高水平大学的机会上。

从数据来看，高中阶段，相比较中心城区学校学生升入重点高中的比例，农村生源为主的镇及农村初中毕业生升入重点高中的比例低了近20个百分点。高等教育阶段，从高职高专到普通本科、“211”、“985”高校，来自乡镇及以下地区的学生比例越来越小，来自地级市及以上地区学生却呈相反趋势。

城乡学生教育获得的差距首先源于基础教育的差距，这其中既有办学条件的差距，更有学校文化环境和家庭背景分化等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以办学经费和师资力量最为凸显的办学条件上的差距。调查中显示，初中生均年度财政拨款例，农村学校只有795元，边缘城区更只有600元，而中心城区则1317元。调查学校中，农村学校的教师学历水平总体不如城市学校。

其次，是来自城乡学校“软”环境的差距。从城乡学校阶层分隔状况来看，农村学校学生更多来自社会职业、教育程度及收入水平的较低层次；从校园氛围来看，农村学校在学习氛围上表现出更多的逃课、违纪，更不良的班风、师生关系、同学关系，学生群体中也有更多不愿意学习和表现不良的学生。

再次，源自城乡学生家庭教育背景的分化，即城乡家庭为孩子提供的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的差异，表现在父母教育水平、所提供的教育环境与教育资源、父母参与教育程度与水平、父母教育期望等各个方面：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全国高中以下学历人口中农村人口占了54%；全国15岁及以上文盲人口中乡村占67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占总消费比重均低于城镇。

《蓝皮书》建议，要从关注农村学生教育获得的数量转向到关注农村学生教育获得的质量。从关注农村学校的硬环境，到关注农村学校的软环境。关注城乡学生家庭背景分化带来的影响，特别是教育观念、教育方式上的差异可能带来的深远影响。不仅需要加强学校教育（包括幼儿教育）来补偿农村学生家庭教育的不足，还需要为农村家长提供针对性的帮助与培训；而当前最重要最底线的是，减少农村留守儿童数量，让父母能够陪伴其成长。

近十年来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呈现“单条腿”快速增长的局面

《蓝皮书》指出，1995-2015年的二十年间，我国教育总经费总量增长了20倍，占GDP的比例由3.1%提高到5.2%，有力地保障了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然而，在政府教育投入继续维持较高增速的情况下，多渠道教育投入的增幅却大幅度下滑。

回顾2005-2015十年间教育投入的态势，呈现“国进民退”态势，未能实现政府和市场共同双轨驱动发展，主要体现在：多渠道教育经费的年均增速远低于前十年。尽管近十年来公共财政教育经费的年均增速继续保持在10%以上的高位水平（高于同期GDP的增速），但社会和私人教育投入的增速仅达到3.6%的平均值。社会和个人投入在教育总经费中的占比呈现较大幅度下降。

在非政府财力的三个经费渠道中，学杂费收入占教育总投入比例由2005年的18.4%下降为2015年的12%左右；学校社会服务及其他途径自筹的教育经费比例也由2005年的18.5%下降到2013年的9%；社会捐赠、集资投入占教育总投入比例由2005年1.1%下降为2015年的0.3%以下；民办学校举办者投入占教育总投入比例由2005年的0.7%下降为2015年的0.5%以下。

《蓝皮书》指出，我国教育投入结构近十年来呈现这一态势与我国理论界和主管部门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教育发展环境估计不足、对教育服务产品双重属性的认识不充分、不恰当的行政干预影响了社会扩大教育投入的积极性等原因密切相关。

此外，《蓝皮书》还围绕两岸教育创新动态等创新实践、高校“双一流”建设、高职教育发展等重要问题展开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