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北大120周年校庆官网

2018年，是北大120周年校庆之年。其校史起自1898年京师大学堂建立，至1912年改名北京大学。

在这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北大一方面影响着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另一方面其自身也受时代影响不断变迁。

从首任校长严复，到蔡元培、从首任校长严复，到蔡元培、丁石孙，再到现任校长，北大历任校长在就职、开学及毕业典礼上的演讲，即隐含着此种变化脉络。

北大校长谈校史

对学生演讲时，北大校长们常常喜欢回顾校史。但在不同时期，校长们对“校史”的回顾，侧重点大有不同。

1、胡适侧重强调蔡元培、蒋梦麟留给北大的制度建设方面的遗产

1946年北大开学典礼上，时任校长胡适发表演讲，回顾北大“四十八年的历史”，将之划分为开创、革新、过渡、中兴和流亡五个时期。

胡适特别赞颂了蔡元培对北大的革新和蒋梦麟对北大的中兴。胡适认为，建立包括对校长权力的约束在内的新制度，是蔡元培留给北大的核心遗产：

“那时候来的新人组织的委员会，剥削了校长的权力，尤其是用人权。组织聘任委员会，负责聘请教员的事。校长用人也要提交聘任委员审查资格，合则留，不合则退。我举这例子表示蔡先生确能作领袖，替北大建立新制度。关于剥削校长权力的提议，他说：胡先生（指胡适）提不好，还是我自己提吧！因此能从全国物色人才。……那时的北大轰动了全国，同时，也引起了外界的猜忌，因此蔡先生曾经数次辞职到欧美去休息。”

蒋梦麟于1930年出任北大校长时，北大已成乌烟瘴气之地。胡适认为，不畏人言，以极大的魄力革新人事，是蒋梦麟让北大起死回生的关键：

“那时候，北京的教育界真是乌烟瘴气。北平的校长不愿到北平之外，到全国去请教员，只是在机关里请人兼课，因此有一身而兼三十点钟课的，兼三四处课的教授、主任、院长。而有系统的缺课法被发明，每周缺一处的课，像本周缺师大的，下周缺华北的，再下周缺北大的。蒋先生来了，……整个改造了北大，理科除了一位教授外完全解聘，……蒋先生以大公无私之精种，从全国聘请人才。蒋先生请刘树杞先生主持理学院，请周炳琳先生主持法学院，都付之以完全整顿之权。当时文学科因为老朋友多，改革不能像理法学院的彻底。蒋先生说：‘适之你做请新人的好事吧！去旧的恶事让我去做，你做院长新人由你去聘。’这事情我常常和同事同学提起。……经九月之筹备，一日而恢复了北大的光荣，甚至比过去更为光荣……”

图：蔡元培像

2、陈佳洱侧重强调北大“具有光荣革命传统”

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时，校长是物理学家陈佳洱。他在纪念演讲中说，

“这一百年来北大所走过的历程，始终是与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的历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这使她成为一所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学校……著名教育家、思想家严复、蔡元培曾先后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对北京大学的改革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北京大学曾经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五四运动的策源地，是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民主科学思想的最初基地，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发祥地之一。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以及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都曾在北大任教或任职。”

3、许智宏侧重强调北大“引领了近现代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

2008年，生物学家、北大校长许智宏在庆祝110周年校庆时，再度回顾校史，如此说道：

“中国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乃至中国的现代高等教育，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地发展起来……可以说，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大学，从诞生那一刻起，就被赋予了沉重的历史使命感和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就有着‘五洲万国共观瞻’的志向，就有着追求一流的理想。”

许智宏说，北大经历了4个重要时期，分别是五四前后、西南联大、院系调整，及1998年后的10年。他在演讲中说，

“蔡元培先生接任校长，他倡导‘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将北大改造成为一所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大学。这一时期的北大，引领了近现代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早的传播基地。”

“1952年院系调整，一大批学术巨擘汇聚于此，北大成为以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基础学科为主的综合性大学，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学科基础。”

北大校长对学生的期望

不同历史时期，北大校长们对学生的期望也大不相同。试举几例。

1、蔡元培希望北大学生不要与时代同流合污。

1917年，蔡元培发表就职演说，对学生提出了“抱定宗旨、砥砺德行、敬爱师友”3个要求。

其中“砥砺德行”的具体内容是：

“方今风俗日偷，道德沦丧，北京社会，尤为恶劣，败德毁行之事，触目皆是，非根基深固，鲜不为流俗所染。诸君肄业大学，当能束身自爱。然国家之兴替，视风俗之厚薄。流俗如此，前途何堪设想。故必有卓绝之士，以身作则，力矫颓俗，诸君为大学学生，地位甚高，肩此重任，责无旁贷，故诸君不惟思所以感已，更必有以励人。苟德之不修，学之不讲，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己且为人轻侮，更何足以感人。”

所谓“束身自爱”、“以身作则”，不可“同乎流俗，合乎污世”，意即希望北大学子不要与时代同流合污，而要努力去矫正时代的坏风气。

至于学业方面的期望，可参考蔡元培1919年的开学讲话：

“诸君须知，大学并不是贩卖毕业文凭的机关，也不是灌输固定知识的机关，而是研究学理的机关。所以，大学的学生并不是熬资格，也不是硬记教员讲义，是在教员指导之下自动的研究学问的……”

“研究学理，不可不屏除纷心的嗜好，所以，本校提倡进德会，对于嫖赌的恶心、官吏议员的运动，是悬为戒律的。研究学理，必要有一种活泼的精神，不是学古人‘三年不窥园’的死法能做到的。所以本校提倡体育会、音乐会、书画研究会等，来涵养心灵。大凡研究学理的结果，必要影响于人生。倘没有养成博爱人类的心情，服务社会的习惯，不但印证的材料不完全，就是研究的结果也是虚无。所以本校提倡消费公社、平民演讲、校役夜班与新潮杂志等，这些都是本校最注重的事项，望诸君特别注意。”

简言之，蔡元培希望学生来校是为研究学问，而不是为了毕业文凭。

2、蒋梦麟希望学生抱持个人主义，“以个人为中心，以谋社会的发达”。

1920年，长期代理校务的蒋梦麟，在开学演讲中，也对学生提出了几点期望。

学业方面，蒋希望学生们切实读书，不要“连一本好好的书都没有读，就飞叫乱跳地自以为做新文化运动，其实连文化都没有，更何从言新。”

组织方面，蒋希望学生们注重议会法，真正学会如何开会，让学生自治正常运作，不要一面骂“国会省会如何捣乱”，自己却连个会都开不好。

人生观方面，蒋希望学生们“人人都抱个性主义”。其理由是：

“东西文明的不同，即在个性主义。比如希腊的文化，即以个性为基础，再加以社会的发达，方能造成今日的西方文明。……真正的个人主义，就是以个人为中心，以谋社会的发达，并不是自私自利。西方近代文明之所以如此发达，就因个人与社会同时并重。”

图：蒋梦麟

3、胡适希望学生们有独立精神，不以别人的脑子为脑子。

1946年，在北大的开学典礼上，胡适发表演讲，于“思想自由”、“学术自由”之外，特别强调了“独立精神”的重要性，希望学生们不盲从、不受骗，不以别人的脑子为脑子：

“北大向来的传统是如此，思想当然自由，学术也当然自由，不用再说，而独立精神倒是值得一提的。自由是对外界束缚的，北大三十年的传统，并没有限制先生的思想和学士的研究，自由当作当然的信守。什么是独立呢？‘独立’是你们自己的事，给你自由而不独立，这是奴隶。独立要不盲从，不受欺骗，不依傍门户，不依赖别人，不用别人耳朵为耳朵，不以别人的脑子为脑子，不用别人的眼睛为眼睛，这就是独立的精神。学校当然给你们自由，然独立是靠你们自己去争取的。”

4、丁石孙强调学生“要具有同新时代新任务相适应的思想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

1985年，数学家、北大校长丁石孙在《中国教育报》发表文章，细谈自己对包括北大在内的高校教育的期望。

文章说道：

“高等学校培养的人才，除了在专业方向和规格层次方面要同国家需要相适应，还要具有同新时代新任务相适应的思想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在思想政治素质方面，应该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和社会主义事业……在业务素质方面，我们认为至少应达到以下三个基本要求：第一，要在某一个专业领域具有坚实的基础；第二，要有较广知识面；第三，要有不断开辟新的领域和获取新的知识的能力。这样才能适应社会的变革和科技的发展。要使学生具备以上两个方面的素质，必须改革过去那种封闭、呆板、单调、注入式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

5、周其凤“希望同学们始终抱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2011年，化学家、北大校长周其凤在开学典礼上，发表题为《从这里开始 不一样的精彩》的演讲。其中如此表述对学生的期望：

“同学们要好好读读北大的校史，认真体悟北京大学‘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精神传统，并将北大人长久以来对于使命的担当牢记心头，成为此后流淌于你们血脉之中永远不变的品格；当你们面临人生选择、经历困苦挫折之时，都始终铭记自己肩头的责任，书写一段无愧、无悔、无怨的人生。希望同学们始终抱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将追求科学真理与服务国家民族相结合，秉承中国知识分子‘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崇高情怀……真正把自己锻造成为国家社会的栋梁之才。”

6、王恩哥鞭策北大学子，须“将个人选择同国家需要、人民利益和人类文明进步结合在一起”。

2014年，物理学家、北大校长王恩哥在开学典礼上，发表了题为《守正笃实 久久为功》的演讲。他举了樊锦诗、邓稼先、柴生芳等北大校友的例子，来鞭策北大学子：

“他们的事业之所以成功，人生之所以有意义，还因为他们志存高远，将个人选择同国家需要、人民利益和人类文明进步结合在一起。我们北大人，与生俱来就被赋予了“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的历史使命感和理想主义情怀。”

北大校长理解的学校使命

在不同时期，北大校长们的治校理念、治校目标，也是不同的。

1、因学校的学术底蕴浅薄，胡适对“新文化的中心”这块招牌，感到非常惭愧。

在1920年的北大开学典礼上，胡适为北大定了一个目标：

“我们北大这几年来，总算是挂着‘新思潮之先驱’、‘新文化的中心’的招牌，但是我刚才说过，我们自己在智识学问这方面贫穷到这个地位，我们背着这块金字招牌，惭愧不惭愧，惭愧不惭愧！所以我希望北大的同人，教职员和学生，以后都从现在这种浅薄的‘传播’事业，回到一种‘提高’的研究工夫。……我们若能这样做去，十年二十年以后，也许勉强有资格可以当真做一点‘文化运动’了。二三十年以后，朱逖先先生和陈女士做中国现代史的时候，也许我们北大当真可以占一个位置。”

2、蒋梦麟直言北大无成绩可言，未来须做好输入西洋文化等三件事。

1920年，北大庆祝23周年校庆。蒋梦麟在会上直言北大没有任何成绩可以庆祝：

“如果要说今天来庆祝我们过去的成绩、现在的成绩，可以说是没有。这是很觉惭愧的！我们今天所当庆祝者，是在将来的希望。因为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所以今天开会庆祝的目的，只好在将来的希望上了。”

他认为，北大未来要做三件事，即输入西洋的文化、整理国学和注重自然科学。他的期望是：

“等到四十周年或三十五周年时，有了显著的好成绩，也可以在世界上去讲，就不至于竟是挂一块招牌的了。等到那时候，我们当举行一个公开的大庆祝，因为已经有了许多的成绩在社会上了！”

3、马寅初强调，“以前我们为资产阶级服务，以后要为人民服务”。

1951年，马寅初被任命为北大校长。他就职时发表演讲，如此陈述北大在新时期的使命：

“我们北京大学是全国最高学府，在教育界向来居领导地位。但若不急起而求进步，这地位现在不容易维持。……现在时代不同了，别的大学，正在着手改造，我们若不团结一致积极推进，不免落在人家后面……以前我们为资产阶级服务，以后要为人民服务，尤其要为工农开门。……我们不能再以资产阶级的一套原封不动地传给他们。教育者必自己先受教育。”

图：马寅初与北大学子

4、吴树青认为，蔡元培的“兼容并包”已经过时了。

1991年，时任北大校长的经济学家吴树青，在《中国教育报》发表文章，表述北大的发展方向。吴认为，蔡元培当年提倡的“兼容并包”已经过时了：

“蔡元培先生当年提出‘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口号是具有历史进步性的。……在今天，这个口号不仅已经丧失了它原有的历史进步作用，……这可能也是有违于蔡先生当年初衷的。”

5、许智宏提出“三个结合”。

2008年，北大建校110周年，许智宏在谈到北大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时，强调了“三个结合”：

“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要继续以‘陶铸群材、发明新理、引领文化、服务社会 ’为己任，坚持把中国传统教育思想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趋势相结合、党的教育方针与北大教育实践相结合、北大的历史传统与新时期国家发展需要和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目标相结合，并在此基础上，不断丰富和发展办学理念。”

6、林建华强调，大学有责任代表社会良知，维护核心价值。

化学家林建华在2015年接任北大校长，他在就职演说中表示，

“我们不能为世俗而抛弃学术的独立与尊严，也不能为名利而哗众取宠、放任自流。大学的精神和文化应当是简单的、纯洁的，不允许有尔虞我诈、奉承迎合，也不应有急功近利、好大喜功，真理才是我们永远的追求！大学必须守护真理的纯洁，不允许任何不良风气玷污青年人的灵魂；大学有责任代表社会良知，维护核心价值，只有把师生的个人理想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完美结合，才能真正实现中国大学的使命。”

今年的5月4日，北京大学将迎来它的120周年校庆。

（参考资料：《蒋梦麟学术文化随笔》《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农村改革、科教文卫体制改革卷》《现代大学校长文丛：胡适卷》《现代大学校长文丛：蔡元培卷》《中国著名大学校长开学训词》《北京高等教育文献资料选编 1949-1976》《北京高等教育年鉴：1992年》等）

本文转自短史记，作者杨津涛，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芥末堆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