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三代中国优秀企业家，有一个很有趣的规律。生于40-50年代的第一代企业家，很多都是军队或军事院校出身；生于50-60年代的第二代企业家，很多都有教师背景，尤其是大中专院校教师背景；生于60-70年代的第三代企业家，大多都是工程师背景，他们大多都是互联网企业家，所以基本都是计算机类专业毕业的电脑工程师背景。

表1.1 三代中国企业家的不同背景

首先有一些时代背景方面的原因。

第一代企业家（部分）

从左往右依次为：任正非、王健林、王石

第一代企业家成长的时代，军队在中国经济、社会、政治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能够加入军队，要不是家境背景优越，要不就是自身条件过硬，一些人则二者皆有。进入市场经济时代，企业家率先从这个人群中冒出来，是很自然的事情。值得特别注意的是那个时代的军事院校的超人地位，“军人”加“大学生”两顶帽子，基本是天子骄子中的天之骄子。其中最著名的是“哈军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十大元帅中七家子女在此此校就读）和柳传志就读的“西军电”（西安军事电信工程大学）。与早年参军的其他人相比，家境相对平凡的任正非，是在大学毕业后，参军成为一名基建工程兵。

第二代企业家（部分）

从左往右依次为：马云、郭广昌、俞敏洪

第二代企业家成长的时代背景是恢复高考和“科学的春天”。通过高考改变命运，那个时代最优秀的年轻人心中的主旋律。77、78、79年新三届，十年文革积累的知识青年存量一起上考场，5%的录取率，竞争之激烈，后人难以想象。1979年，21岁的武钢考入新疆工学院，21岁的宋卫平考入杭州大学，都可以算是天遂人愿。1978年还只有16岁的俞敏洪要与他们竞争，确实不太公平，所以，80年第三次参加高考，才考上了北京大学。马云从小爱打架，可能确实不属于善于考试那种类型，1984年，马云20岁的时候第三次参加高考，才终于以大专分数侥幸上了杭州师范学院的本科。另外，改革开放初期，“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知识分子待遇普遍很低，学校的青年老师尤其清贫，是他们后来走上创业的道路一个重要推力。

第三代企业家（部分）

从左往右依次为：马化腾、雷军、丁磊

第三代企业家和我本人属于是同一代。前面是新三届和八十年代初的四五届大学毕业生，久旱逢甘霖一般，迅速填满了几乎所有关键部门。直接上司比你大二三岁是职场上最大的悲剧，因为等到上司退休的时候，你也快退休了。所以，这一代人只能靠抓住新技术、新行业带来的新机会。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互联网美国技术领先，从美国留学回来的工程师在这一轮机会把握中不占优势，一个可能的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回国太晚了。李彦宏2000年回国，没有错过国内的互联网大潮；最根红苗正，从清华和MIT毕业的张朝阳，1996年就回国了，可以，因为下文我们将要讲到的原因，起个大早，赶个晚集。

我在《中国人为什么组织不起来》里分析，中国人除了墙头草一样支持一个既成事实的专制统治者，围绕在他的身边，排坐坐，分果果之外，似乎还没有找到别的有效组织方法。在《为什么有道德激情的企业走得远》，我阐述，在中国做企业，企业家的真正挑战往往不是创业精神，不是技术瓶颈，不是商业模式，而是组织能力的建设。谁能找到一种道德激情，一种价值观，身体力行，言传身教，让它细雨润物，深入人心，谁就能把一群中国人组织起来，谁就能在一个行业稳执牛耳。

最近大家讨论为什么中国经理人在硅谷完败给印度裔的经理人，人种、历史、语言之外，更重要的可能是中国人的价值观和领导力问题，更严谨地说，是中国现行的正规教育系统培养出来的中国人的价值观和领导力问题。曾任阿拉善和壹基金秘书长的杨鹏老师用自身的经验形象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我们在剑桥练八人赛艇时，教练是美国人，旁边也有美国人在训练。我们组队后，教练让我们确定8号位的舵手，后面的划手以他动作为准。美国人似乎很快解决，他们把这个问题当成专业问题，找最会划和考虑团队的人。我们中国人对此比较敏感，大家好像很自然地把这个问题理解成权力问题，选的是领导人。所以，原来熟悉的人就结派推自己人。后来的训练赛中，中国舵手动作不好，后面跟进不对，就容易发生内部争吵。换舵手的时候，如同一场政变，很伤情感。相比之下，美国队是最初选得就更合适（纯专业考虑），发现问题时，更换位置也平静（技术问题，不涉及权力和政治）。” （《重新理解中国历史》）

中国从文革那么一个极端意识形态化、极端政治化的起点开始，走向基于个体和权利的市场经济和企业管理，这个几乎180度的大转换，可以想见，对于企业家的挑战有多大。尤其是在找到以一种共同的价值观为基础的组织方式方面，创业越早期，这个任务越艰难，越沉重。八九十年代，中国企业界一批又一批的“大败局”，其实很大程度上是这个模式转换的代价。

为什么第一批成功的企业家是军人背景？他们的雷厉风行，超出同侪的的执行能力之外，更重要的是，因为自身的成长背景，他们很自然地会在企业内部采用了中共军队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些手法。从黄埔军校到南昌起义，从三湾改编到古田会议，通过“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中共军队的确是琢磨出一套组织中国人的基本手法，所谓“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等，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找一找这些内容。这些基本手法，经过一番消化吸收，改头换面（例如，“团队”代替“集体”，“高管”代替“干部”、”价值观“代替“意识形态”等），完全可以与符合现代企业组织原则的内核结合起来，旧瓶装新酒，实现把部分中国人组织起来的目标。

第二代企业家的面临的价值观环境相对更友好一些，所以他们可以依靠相对更温和一些的组织手法来实现建设组织能力。但如果没有一张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婆婆嘴，统一的价值还是不容易建立起来。所以，这个阶段，冒出头的，是一批非常重视价值建设的教师出身的企业家。马云的“三板斧”（使命、愿景、价值观）大家都很熟悉，不用多说。同时，很多人都知道，他还是中共军队的崇拜者，很多中共组织原则，阿里巴巴都运用得炉火纯青。新东方“从绝望的大山，砍出一块希望的石头”，也确实激励了整整一代中国年轻人。即使是做投资的郭广昌，也以“修身、齐家、立业、助天下”的独特价值观区别于各路投资高手，做出了一家相对更加价值创造型的投资公司。

第三代企业家终于面临一个相对更为市场化和个体化的价值观环境，可以直接使用教科书上、跨国公司的一些标准管理方法了。因为南方的市场化环境更好，所以，发展的较好的网易和腾讯，都是在南方。网易作为三大门户网站，能不掉队，很大程度上要感谢广州这个底蕴深厚的城市的市场化基因。腾讯所在的深圳湾，则离香港尤其近，所以，很自然借助了香港深厚的职业化管理的积累。

与网易形成鲜明的对比的是北京的另外两家门户网站，新浪内部冒出一重又一重的人事纷争的罗生门，直到上海出身的曹会计杀出马，才算慢慢稳住局面。搜狐出身这么好，却一而再、再而三得错失业务发展良机，创始人在各种宫廷传闻中面目模糊，斗志全失，这么好的一副牌，打成这个结果，与他在价值观和组织问题上的认识不足，没有形成坚强的核心团队是脱不了干系的。

北京成为一个相对职业化的创业环境，一直要等到2010年代，雷军、周鸿祎出头的这个时期。雷军早间建立豪华的创业团队，先人后事，是典型的西式打法，到了更年轻的王兴、程维这一代，甚至可以不太操心价值观和团队建设问题，直接用短平快的方式最大速度推进核心业务。当然，比起硅谷来，中国毕竟是中国，创始人还是要在价值观、组织、人的问题上有相当的敏感度，“直把上地当硅谷”，满口英文的“Stanford”校友做派（因为各种原因，斯坦福校友在中国科技圈的创业成功率，相对较低），还是非常冒险的做法。

如果说第三代企业家做出的是APP，第二代企业家做操作系统，第一代企业家有操作系统还不行，必须提供整个软件的底层代码。为一个群体提供底层代码，这对企业家的哲学修养、人生阅历、表达能力要求有多高，可以想见。华为早年招生，侧重招目光远大，一贫如洗的内地高校的苦孩子，也是努力统一原材料，为了降低这个工作的复杂度。中国在进步，中国企业家，尤其是互联网圈的企业家，满口技术术语或者财务术语，也可以创业，首先要感谢的是这个时代。

本文转自领教工坊，作者肖知兴，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芥末堆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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