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个月，我陪着英国留学归来的发小找工作，面试的公司不计其数。对这位“海归”朋友来说，想在北京找一份好一点的传媒工作，并不容易。

他毕业一年有余了，求职之路异常坎坷。在这段“陪找”的经历中，我一直在不断修正和刷新对于“海归”一词的印象和认知。

曾几何时，海归几乎就是国际化高素质人才的代名词。然而，时至今日，《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7）》揭露，月收入在10000元人民币以下的海归高达82%。

显然，我陪发小亲历的“海归就业难”并不是个案，而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促成了今时今日的局面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让我们暂时回到尘封的历史中，探寻一下海归境遇的变迁。

清末留美幼童计划：现代化觉醒

1872年至1875年，洋务运动正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如火如荼地展开。为培养出懂西学、会洋务的现代化人才，曾国藩和李鸿章两位洋务巨擘，力荐清政府资助四批共计120名幼童（平均年龄12岁）前往美国高等教育的中心——新英格兰地区学习，并于1881年总计召回94人。

这些满怀国恨乡愁、历经千辛万苦的留美归国幼童，后来成为助推我国各项事业实现近代化的中坚力量，其中有我们耳熟能详的铁路专家詹天佑、政治家唐绍仪，以及清华校长、北洋大学校长、交大创始人、外务尚书、内阁总理、海军元帅、交通部长等一大批显赫人物。

值得所有中国人铭记的是，留美幼童中有14人成长为中国近代海军的高级将领。1884年中法马尾海战，6名留美幼童指挥参战，4人战场殉国；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7名留美幼童指挥参战，3人战场殉国。

120名留美幼童，顺利归国94人，几乎都成为国之栋梁，成材率之高，让世人惊叹。就像历史学家房龙说过的那样：“凡是上帝触摸过的人，不管他遭到什么样的障碍和多么无礼的对待，他仍能实现自己的梦想”。或许，这帮留美幼童们就是被上帝触摸过的人。

庚款留学生计划：现代化学术基石

继留美幼童计划后，在清末民初，再次掀起了一股留学归国浪潮——史称“庚款留学生计划”。这股浪潮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更为重大而深远，在科学、文化、社会等诸多学术领域涌现出的大师级人物，共同奠定了中国现代科学和文化的重要基础。

1900年，清政府在遭遇武力威逼之下，与西方列强签订《辛丑条约》，庚子赔款达到4.5亿两（本息合计，高达9.98亿两）白银之巨。后在多方外交斡旋之下，美、英、法、比、意等五国退还部分庚款，主要用于兴办教育，各自设立中国留学生计划，这使得当时的中国精英知识分子再次获得接受西方先进科学文化洗礼的机会。

从结果来看，庚款留学生学术造诣极高，归国后大多成为各学科领域的奠基人，例如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新文化运动旗手胡适、“两弹一星”元勋钱学森、建筑大师梁思成，等等。

勤工俭学海归潮：新中国的革命火种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中华民族危难当头，为求奋发图强，中国再次掀起了一场留学海归热潮——勤工俭学运动。仅在1919-1920年间，先后就有20批约1600多名中国青年前往法国留学，致力于“输世界文明于国内”，其中就包括多位新中国开国元勋，如周恩来、邓小平、陈毅等。

这些新中国开国元勋极为特殊的海外勤工俭学经历，使其对西方现代化工业体系有了极为深刻的认知和体察，这是新中国在建国初期能够在家底极薄、国际环境复杂多变的艰难情况下取得巨大工业化成就的重要原因。

改革开放海归潮：经济腾飞的翅膀

1978年，改革开放的大门开启，中国青年一代再次迎来张眼看世界的历史机遇，从此开启了新一轮留学归国热潮，其中不乏现任央行行长易纲、金融投资家汪潮涌、互联网巨头张朝阳、李彦宏等杰出代表。

他们将西方最先进的经济管理理念、科学技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创新商业模式带回中国，为中国实现经济上的快速腾飞插上了坚实的翅膀。

入世海归潮：裸归时代

历史的车轮驶入2001年，我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开始全面融入世界分工体系，迅速成为世界经济的两个重要助推器之一，获得“世界工厂”的美称。

特别是近年来，以互联网、高端制造业、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产业集群蓬勃发展，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显著增强，对海归人才的吸引力也与日俱增。

截至2016年底，我国留学回国人员总数达到256.11万。其中，2016年海外人才归国率高达79.4%（全球化智库CCG《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7）》）。在中国崛起的大背景下，巨大的“人才磁铁”效应正在全面显现。

加之，近年来，西方主流国家的经济增长进入深度瓶颈期，在留学所在地定居、工作的难度日益加大。因此，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将“留学”设定为镀金模式，回国发展越来越成为主流，以达成职业、生活、家庭的综合平衡。

然而，随着留学的平民化发展以及大规模“海归潮”的到来，曾经光彩夺目的海外文凭，已不再是就业的直通PASS卡。特别是只有海外学位、没有国际公司实习和工作经验的大量中国“裸归”回到国内，只能在每年都有的“最难就业季”与本土应届大学毕业生（俗称“土鳖”）争夺工作岗位。

《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7）》里的一组数据揭示了“裸归”前景不容乐观。当前海归群体的薪酬待遇明显低于公众预期。月收入在10000元人民币以下的高达82%，而10000元至30000元之间的只有15%。可以说，当代海归的留学经历和海外文凭（特别是“裸归”群体）在整体上迅速贬值已是不争的事实（当然美国藤校等金字塔顶的海归就业并未受影响）。

从风光无限的“神归时代”到竞争残酷的“裸归时代”，“裸归”就业难究竟难在哪里呢？

留学产业化的异化效应

“裸归”就业难，当然有很多原因，例如专业选择失策、技能缺失、个别“野鸡大学”教学质量差等等，但这些都不是最根本原因。

笔者认为，根本原因可能与留学产业化的极速发展密切相关。

2001年中国入世后，国内市场急需大量国际化人才，而随着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快速提升，自费留学的经济压力逐渐减轻，留学产业化发展进入快车道，新东方等留学培训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成功将大批中国学生顺利送往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高等教育强国学习。这就形成了一个关于海归和留学的由家长、学生、留学机构以及市场需求共振互动催生的“海归正反馈机制”。

这种正反馈机制一旦形成，威力甚为巨大。一方面，它使得新东方等留学服务机构取得亮眼业绩而顺利上市；另一方面必然造成留学和海归群体的数量突增（参见下图）。

然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力资源市场变化的终极规律和锚定依然是“供求关系”，供给端的快速增长与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需求持续不足形成了供需失衡，这就必然导致海归人力资源价值的快速下跌。因此，“裸归”就业难是由经济规律所决定的必然现象。 

令人担忧的是，由于中国留学服务极度发达，越来越多的中国准留学生对之形成了高度依赖（据《2017年中国留学生美国就业白皮书》调查显示，在网络发达、资讯透明的今天，依靠中介出国留学美国的中国学生比例依然有59%），始终缺乏对国外学校、学科、就业前景的深切认知，也缺少对自身留学选择的主动思考，从而极易导致国外学习经历流于形式，厌学怠学情绪严重。当本是帮助自我的工具变为自我精神上的惰性和束缚时，这就是一种典型的“异化效应”。

这种异化效应将本来已经严重错配的海归就业市场推向一种更为不均衡的状态。当今海归特别是“裸归”群体的就业困局已经形成，供求关系的失衡现状可能在短期内难以改变，“裸归”就业难可能会长期存在。

海归新浪潮将往何处去？

但是，也有一些好消息在2018年的春天传来：

前不久，国家领导人在2018年海南博鳌论坛上向全世界宣告了中国加大开放力度的决心和承诺。这意味着中国市场对国际化人才的需求将大幅增加，对于缓解海归供需不平衡现状多少会有些缓解。

另外，针对海归就业难问题，《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7）》曾提出建议，“海归特征的就业、创业和大数据研究的综合服务平台的搭建显得尤为重要”。可喜的是，在海归职前咨询培训服务这个极细分领域，已有不少互联网初创平台开始探索商业模式，完善产品体系，为解决“海归”就业的集体困境不懈努力。

例如，“职问”“unicareer”等互联网创业平台，针对“海归”求职群体的痛点难点，专门设计了“在线求职课堂”“在线前辈答疑”“求职问答社区”“一对一简历优化”“名企实习推荐”等产品模块，将求职领域零散的、经验化的、非标内容转化为标准化和模块化的“互联网产品”，以此打破学生与在职人士、企业与求职者之间的信息壁垒，修正学校课程与企业对求职者技能要求之间的错位，为“裸归”群体与雇主企业创造更加便捷、高效、流程化的求职与招聘体验。

对于当代海归来说，就业环境存在明显改善的可能（中美贸易战可能是一个不确定因素），可供利用的新型工具也在不断完善，前途还是十分光明的（虽不可复制旧时的荣光），但道路可能依旧是曲折的。

因为，所有的这一切，都属于外力范畴，能够领先时代、超越困境的，永远是那些有着坚定信念和明确规划的真实个体。

在此，补充一个开篇的小插曲——当年留美幼童共计120人，归国成才94人，其中有50多人考上大学，22人进入耶鲁大学，8人进入麻省理工学院，3人进入哥伦比亚大学，1名进入哈佛大学。其他26人中，在美病故5人，滞美不归12人，违纪遣返9人。

这说明什么？说明即使被上帝选中，依然会有4.17%的概率因为运气不佳被挡在天堂门口，更有17.5%的概率自己作死被打回人间。

个体的命运终究由个体自己把控，敢问路在何方，路永远都在自己脚下。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苏宁财富资讯”，作者苏宁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赵一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