挪威的青少年正在练习一项城市运动——跑酷。来源：Andrea Gjestvang/Panos

这不仅关乎青少年的逆反心理。神经科学正在揭示青少年和风险行为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

Cole Skinner悬空挂在一个废弃采石场的墙上，这时他听到一辆汽车停下来的声音，于是跳下来和朋友们匆忙沿着采石场边缘的一条小道奔逃，然后越过铁丝网栅栏跳了出去。

这种追逐戏码是Skinner和他的朋友Alex McCallum-Toppin的乐事之一。这两个15岁的孩子是英国小镇Faringdon的学生。他们说他们在建筑工地或是废弃的建筑物中闯荡的目的不是惹麻烦，而是为了探索。而且，他们还可以把这作为炫耀的料。McCallum-Toppin 说，“这样你就可以和别人说，‘没错，我去过废弃的采石场哦。’你可以和你的朋友们讲这些趣事。”

科学家们常常认为，青少年的风险行为是家长和社会都要处理或忍受的棘手问题。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的神经科学家Eva Telzer表示，当她向家人、朋友、本科生或者相关领域的研究者询问他们对于青少年的看法时，“他们几乎从不说好话。这是一种普遍的刻板印象。”

但是Alex 和 Cole冒险的方式却符合神经科学的新发现：青少年的发育模式比之前认为的更复杂，而他们的这种行为除了有社会影响以外也有其他的利弊。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神经科学家 Adriana Galván表示，青少年的行为不仅受到冲动的逆反心理和无法控制的激素的影响，“我们对冒险的定义也在发生变化。”

青少年确实比成年人更爱冒险，这种行为可带来受伤、死亡、被捕，甚至长期的健康问题等后果。但是过去十年的实验室研究揭示年轻人评估风险的过程相当复杂。在某些情况下，青少年反而比年长些的年轻人更倾向于规避风险。同时，他们冒险的种类比实验室研究中考虑的要多得多，这其中就包括社会性冒险和积极的尝试，比如尝试加入某个体育队伍。这些行为似乎对大脑有着不同的影响。

认识青少年处理风险的方式非常重要。对风险行为的神经活动的研究可以为政府指导意见和法律法规提供参考，比如该如何处理违规驾车的青少年，或如何惩罚暴力犯罪的青少年。对青少年大脑评估风险方式的研究甚至可以用来预测精神健康问题，比如常在青少年时期发病的精神分裂症和抑郁症。

由于各种原因，青少年的头脑里错综复杂。耶鲁大学神经科学家B. J. Casey说： “实际上，这种复杂堪称优美。大多数时候，它们会以正确的方式理清秩序，这简直令人惊叹。”

逆反事出有因

青春期是人生中的一段“多事之秋”。全世界15-19岁青少年的死亡率比10-14岁的孩子高35%。这段时期里造成生命危险的原因大多和风险行为有关（见“过火的青春期”）。从全球看，车祸是造成青少年死亡的最大因素。自残和其他形式的暴力也是造成青少年死亡的主要原因。另外，青少年的一些行为会损害他们成年后的健康，比如抽烟喝酒或久坐不动的生活方式往往来自于青春期的不当选择。因此，青少年的风险行为一直是科学家关心的课题。

来源：世界卫生组织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从事青少年脑发育研究的Ronald Dahl 表示，关于青少年大脑的“早期研究大都关注他们的冒险行为。做这方面的研究容易拿到经费，因此早期的研究侧重这个课题。”

早期理论关注的是正在发育的大脑中的感知失调。与冲动性和对奖励的高敏感性（尤其在社交领域）相关的脑区的活性在生命早期大大提升，而那些调控认知过程（如工作记忆）的脑区在青春期则缓慢平稳地发育。

神经科学家把青少年大脑中出现的这种变化比作一辆油门不断加速，但是刹车失灵的汽车。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精神病学家、神经成像研究者Ted Satterthwaite表示，这一点符合青少年的发育数据，但是却无法解释为什么许多青少年其实并未表现出冒险的偏好。2016年的一项对超过4.5万名美国青少年的调查发现，61%的受访者在17-18岁以前并没有尝试抽烟；约有29%的受访者从没碰过酒。

大多数神经科学家现在承认，以不同速率发育的神经系统并不意味着大脑失调。Satterthwaite 认为，“这是一段脆弱的时期，但是脆弱的原因并不是大脑出了问题。”

因此，现在的研究重点开始转向范围更广的风险及环境影响。Dahl表示，对于许多青少年来说，一些相对无害的行为也存在风险，比如为某个朋友挺身而出，或是邀请某人出去约会，“社会性冒险对他们来说更艰巨”。

社会的漩涡

近几年的研究开始探索社会因素如何影响青少年的冒险。2009年，天普大学的心理学家 Laurence Steinberg让一些青少年躺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仪（fMRI）里，然后玩“胆小鬼博弈”游戏。在这个电子游戏里，他们要驾驶一辆车在短短6分钟里穿过20个红绿灯。当第一个红绿灯变成黄色时，一些青少年选择继续开，另一些则停下来等它变绿。有时加速前进的确有好处，但是有时候却会导致车祸。

当青少年一个人玩这个游戏的时候，他们冒险的频率和成年人差不多。但是当Steinberg告诉青少年，他们的朋友在旁边的房间看他们玩的时候，这些青少年就会显著提高冒险的频率。Telzer和同事也做过一个类似的实验。当告诉青少年他们的母亲在看他们玩的时候，他们冒险的频率就下降了。fMRI数据显示，对奖励敏感的脑区（如腹侧纹状体）的活性增强和受同伴影响而产生的冒险行为有关。与此同时，母亲的在场和前额叶皮层（与认知控制有关的脑区）的激活相关。

Nature Video解释青少年的社会关系如何影响他们的冒险倾向

神经科学家常常用这个开车游戏来测试青少年的社会关系如何影响他们的冒险倾向。在某个研究中，俄勒冈大学的一个团队让一些青少年躺到fMRI里玩这个游戏，并告诉他们有另外2个同龄人在旁观游戏。接着研究者让他们玩另外一个电子游戏。但在这个接球投球的游戏里，参与者被那两个旁观者排除在外。

这些青少年经历社会排斥后继续回来玩开车游戏。结果，那些表示对同龄人影响敏感的青少年明显表现出了更多的冒险行为。在这些人身上，和揣测他人思想有关的脑区（颞顶交界处）的激活也更强。在另一项研究中，Telzer和同事发现，遭受更多社会排斥或社会迫害的青少年往往会表现出更多冒险行为。这些研究的部分目的在于找出哪些青少年比别人更脆弱。Telzer 表示：“如果我们能了解在什么社会环境下青少年会吸烟或做出一些或好或坏的决策，那么我们就可以鼓励他们去更积极的社会环境中生活。”

当然了，同龄人也可以起到积极的作用。在2014年的一项研究中，一些青少年可以选择在一个线上游戏中捐款或是把钱捂在自己口袋里，他们以为自己被其他10个同伴旁观。如果他们捐款了，并且同伴认同他们的行为（按了点赞键），那么他们在游戏中就会捐更多。不过这个现象反过来也成立。Telzer解释：“有人认为青少年的同伴总是给他们施加不好的影响”，但是真实的情况远比想象的复杂。

有意思的是，那些涉及不健康的风险行为的脑区也会促使青少年冒积极的风险。腹侧纹状体的激活（尤其是多巴胺受体数量的增长）既与青少年对因积极行为而获得的奖励，也与他们因冒险行为而获得的奖励的敏感度增加有关。

Telzer的研究还发现，在做出助人（如捐款）的决策时，腹侧纹状体的活性增强的青少年从长远来看更不愿意冒险，而他们成人后患抑郁症的可能性也更低。Dahl表示：“这方面有许多相互制约的因素。”

这些实验室研究也有不少缺陷。Galván表示，比如很难在fMRI里复制青少年生活中复杂多变的社会漩涡，“怎么可能在周二下午冷清的实验室里还原周六晚上聚会里的场景呢？” Galván认为，这些研究可能捕捉的是青少年的风险偏好，而不是在实际生活中冒险的可能性。

实验室研究的其他局限还包括，平均来说研究中的青少年冒险的倾向并不强。Telzer称：“我们对于青少年冒险的大多数认识都来自于相对正常的样本，而不是那些真正有高风险行为的青少年。”喜欢做危险的事的青少年可能只占一小部分，有证据表明他们应对风险的方式和其他人很不一样。

高风险研究

Telzer在2015年对那些因为严重违纪被学校开除的青少年做过一个研究。这项研究还未发表。她的团队让这些青少年躺到fMRI里，然后让他们在看到屏幕上出现字母时按一个按钮，但在看到“X”出现时不要按。屏幕上也会出现一些包含社会意义的图片，比如大笑或在海滩上玩耍的青少年的积极图片，还有小团伙霸凌他人的消极图片。

当出现积极图片时，大多数青少年在游戏中的表现变差，他们的认知控制被具有奖励性质的图片压制了。他们的腹侧纹状体也随即出现激活反应。但是对于那些被开除或被休学的学生来说，使他们的游戏表现变差的反而是消极图片。Telzer认为，后者自控能力的缺乏可能是因为他们对社会刺激有不同的反应。

Telzer表示，科学家们曾认为，那些最爱冒险的年轻人的大脑是普通青少年的大脑的极端版本，但或许“他们根本就不是同一类人。”

对于青少年冒险行为的研究开始影响美国司法系统。比如，美国官方开始考虑那些会损害青少年自控能力的因素。研究显示，在没有明显情绪导向的环境中，年轻的成年人和年纪更大的成年人在认知任务上的表现相差无几。但是当环境开始有情绪导向时，前者的表现就开始变差。这项研究以及其他研究或能说明，在“冷”情绪环境中犯下的罪应该和在“热”情绪环境中的犯罪区别开来，因为在后面这个情况下，青少年的决策是情绪化的。类似的研究或许能够找到那些容易做出危险行为的高危青少年。

去年，Steinberg在5场关于青少年刑事犯罪量刑的开庭审理中作证。在听取了他提出的关于青少年在做决策时如何受到情绪影响的证据后，一个肯塔基州的法院在去年决定将死刑适用的最低年龄提高至21岁。他的证据也被用于反对对21岁以下罪犯判处终身监禁不得假释的量刑。

对青少年发展的研究或许能够为政策提供指导，对此科学家们感到欣喜若狂。但是一些科学家，比如Satterthwaite 和 Galván则指出在法庭上用fMRI数据为个案佐证所面临的挑战。神经成像研究通常把所有参与者的数据进行平均，因此用它来对个体下结论的做法有些欠妥。Satterthwaite 说：“坦白讲，我不认为（法庭）应该采用神经成像数据。它有太多噪声。”

神经成像数据对于诊断来说噪声也太大，但是Satterthwaite却对一些证据产生了兴趣——年轻人的大脑对于风险的应答或许可以显示抑郁症或焦虑症的早期症状。他希望这方面的研究能继续开展，直到能够为临床治疗提供建议。他说：“如果你患有攸关生死的疾病，见了医生后却得不到任何诊断测试、神经成像，或实验室测试，那就简直是回到中世纪了。”

青少年冒险行为的这个大课题下的研究也正在帮助减少日常生活中的危险行为。比如，缺觉的青少年更容易做出一系列的风险行为，比如吸烟和性交。许多关于通过推迟上学时间从而增加睡眠时间的研究发现，当上学时间推迟后，包括风险行为在内的许多青少年行为问题都得到了改善。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和美国儿科学会都赞成推迟上学时间。学会建议，上学时间最好是8:30或之后。在美国，几百所学校已经推迟了第一节课的上课时间。但是在2014年，美国中学上学时间的中位数依旧是8:00。

Steinberg主张要主动减少青少年对风险的暴露，比如可以将购买烟草的最低年龄提高至21岁，或是禁止在学校300米范围内售卖酒类。他认为这种方法比向学生告知风险的方式要有效。其他政策旨在消除青少年做出危险行为的机会。比如，澳洲、新西兰、北爱尔兰和美国的驾照颁发制度强制年轻司机在仅搭载青少年之前必须要累积足够的驾驶经验。这些政策已经被证明能够减少年轻司机的伤亡数量。

但是Casey认为，冒点险也是件好事，“我不赞成让年轻人完全别冒险，许多小小的冒险能够让他们成长为健全的成年人。”

青少年在获得相对独立的过程中要学习很多事，这当然不容易。Casey说：“我想，在人的成长过程中，没有哪个阶段比青春期更艰难了。每当我演讲的时候，我都会让想要重新经历青春期的听众举手。没有人举手。”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Nature自然科研”，原文以Sex and drugs and self-control: how the teen brain navigates risk为标题，发布在2018年2月21日的《自然》新闻特写上，原文作者：Kerri Smith。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芥末堆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