稚嫩的《附中人Fùrther》编辑部。

通过一本校刊杂志，一群高中生更早地感受到了自己与成人社会的平等。

“扔掉多余的感情，删掉形容词，保持克制。”

教室里，21个高中生一起看向这张PPT。这是一堂面向高中生的特稿写作选修课，它开设的初衷比单纯教写作更进一步，向学生传授如何做一本杂志。

坐在台下听课的，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下简称“师大附中”）高一的学生，而站在台上讲课的“老师”也不过才24岁——从中国传媒大学毕业不到两年的附中校友郭旭峥。一期选修课结束之后，对做杂志有兴趣和热情的同学将留下加入学校校刊《附中人Fùrther》的编辑团队。

从人力资源角度看，《附中人Fùrther》编辑部毫无疑问可称稚嫩——核心成员人数保持在10人左右，主力采编为高二学生——但如果再看他们交出的作品，你一定又会惊讶于这群少年的创造力和完成度。

从任何维度评价——无论栏目设置、选题质量、文章采写还是版式设计——《附中人Fùrther》都是一本几乎接近专业水准的杂志。它拥有专业新闻类刊物所具备的栏目架构：从图片版、短报道、封面报道、特写，到最后的文学征稿栏目，同时以简洁利落的版式设计来呈现，图片出色，视觉审美上乘，其报道文体则是近两年国内新闻从业者追捧的“非虚构写作”。

与此同时，有别于国内绝大部分校刊的运作模式，《附中人Fùrther》的发行也很市场化。除了每期有来自校方的3000元资助，杂志需要自负盈亏，即对内向学生出售，对外通过线上微店公开售卖。因为良好的出品质量，每次1500册的印量通常两三天就能卖光，校内校外的粉丝越来越多。

《附中人Fùrther》的发行也很市场化。除了校方每期的3000元资助，杂志需要自负盈亏。

此外，郭旭峥还带领这批十五六岁的高中生，同时运营校刊的新媒体微信公众账号，产出不同于杂志的独立内容，还拍视频、找赞助、接广告，以此补充微薄的运营资金，俨然一个市场化运营的专业媒体机构。

“可能因为之前我也不觉得自己能做到这么一个高度。”读高二的高浩原向《第一财经周刊》如此解释他对校刊的热情，“上初中的时候，并不存在一个‘我要好好做一个事情’的概念，但《附中人Fùrther》算是我想认真做的一件事。”

这个瘦高的男生在师大附中读美国大学预修班，毕业后会直接出国读大学。他高一时加入校刊编辑部，现已当上了编辑总监，负责所有稿子发布前的审核和修改。在校团委老师的口中，他被称为“准专业人才”。

高浩原是通过郭旭峥的“百稿计划”深入接触特稿的。“百稿计划”是郭旭峥设置的特稿精读计划，每一篇特稿精读都相当于一份长达20页的作业——从最初给予故事梗概、要求学生模拟采写角度，到阅读特稿正文，最后拆稿分析。通过这个计划，高浩原接触到了何瑫、赵涵漠、李海鹏、盖伊·特立斯这批来自《智族GQ》《人物》《纽约时报》的国内外知名特稿写作者的作品，现在，他的微信订阅号名单里还新增了每日人物、冰点周刊、正午故事、果壳网和博物。

让校刊团队里年轻的高中生知道什么是专业的好文章、好杂志，重新理解媒体，可能是郭旭峥带给《附中人Fùrther》最大的改变。

2014年，师大附中校团委请回正在读大二的校友郭旭峥，让其帮忙指导当时有点“主题走偏”的校刊。彼时郭旭峥在《人物》实习，对媒体和杂志制作有了一些初步的概念，面对一群毫无经验的高中生，他决定给予系统培训，很快写出教学方案递给学校，作了开课申请。

说是开课指导，郭旭峥其实也不过20出头，主要的媒体经验都来自当时实习所在的《人物》杂志。因此，假如你看过这本杂志，会很容易发现它在《附中人Fùrther》上留下的印记，从选题、写作到排版都是。

“参照的就是《人物》和《博客天下》，风格也类似新闻报道，但报道范围专注在学校里。”郭旭峥说。附中举办校园歌唱比赛启动投票大战，于是有了长篇特写“冠军之路”；一位学生发掘校园荒地、并在荒地区培植葫芦，于是有了“一个高中生的拓荒”；在2015年12月，当北京重度雾霾导致学校停课，编辑部又抓着时间点做了一场校内师生对抗雾霾的特写。在文章开头，当时的主笔舒馨雨写道：“华北平原像被扣在一个灰白色的玻璃罩子里。”

无论栏目设置、选题质量、文章采写还是版式设计——《附中人Fùrther》都是一本几乎接近专业水准的杂志。

参与制作的高中生因此早早地体验了特稿记者的采写方式，深入受访人的生活、深入事件，从日常学习中挤出时间，缓慢地学着打磨一篇深度稿件。董艺涵曾接到一个人物特写选题，特写人物是正在美国读大学、已出版小说的学姐。“真正的收集是从第三次开始的，”董艺涵还牢牢记着郭旭峥授课时所讲。这个选题持续了半年，半年里她做了多次倒时差的收集，把作业挤在白天课间做完。之后稿件又被推翻两次，她又一步步增加收集，最后决定走入学姐家里去收集家人。

董艺涵也拿到了郭旭峥开给她的阅读清单，列着从《人物》杂志挑选出的、不同视角的人物特写，包括《徐静蕾：父与女》《吴亦凡：回家》《地下室里的沈文裕》……在高考体系下的说明文、议论文、命题式写作训练之外，特稿写作提前打开了他们的社会视野。

对杂志的兴趣被激发之后，有些学生走街串巷挖出了关于文具、关于摄影的垂直小众杂志，买回家读。“只要你去激发他们，他们挺能超出你的期待。”郭旭峥告诉《第一财经周刊》。

但特稿写作、记者编辑未必都是这群杂志爱好者未来的职业选择。2017年，郭旭峥修改了自己的教案，把那些关于专业写作、杂志制作的“实务”课程推后，在头几节课讲起了非虚构写作历史，以及杂志存在的意义等话题。

“他们能不能达到一个专业记者的水平，我觉得是次要的，”郭旭峥说，“我希望达到的目的是能给他们的生活增加点乐趣，或者能帮助他们发现自己的兴趣，拓展他们的眼界。特别是今年，他们面临着和往年都不一样的高考体制。”

郭旭峥指的是高考改革。从2017年开始，北京的高中生面临全新的综合素质评价系统，高中不再文理分科，高考除了语文、数学、英语之外，学生还需要从物理、化学、生物、政治、历史、地理6门科目中自选3门课参加考试，高等院校将提前公布大学专业招生时的选考科目要求。

这意味着，从今年开始，高中生在高一结束时就要选择自己未来的专业方向，以便提前选取考试科目。“新高考改革实际是在敦促学生更早发现自己的人生以后到底要干什么”，师大附中校团委书记张明瑶对《第一财经周刊》说。张明瑶发现，很多高一学生的压力正在于困惑自己未来的职业发展路径。社团成了一个让他们发现兴趣的方式，而做校刊的经历也的确影响了一部分学生的专业选择。

《霾困附中人》的作者曾是理科生，在选修课结束后退出了团队，之后又主动回到校刊编辑部承担工作，后来进大学选择了传媒类专业；另一个理科生则因参与了杂志的视觉排版设计，发掘了自己的兴趣，转为艺术生。

“感觉中学时代还是要干点有意义的事情。”《附中人Fùrther》的新媒体总监肖思宇把这种“意义”解读为“能认真去做一件事”。她负责《附中人》微信公众号的管理。这份工作并不轻松——每周更新4次，周三发普通稿件、周五发话题交流、周六发视频访谈，周日发“发现”。此外她还要负责每一期视频访谈的拍摄。这些访谈视频没有脚本、画面青涩，他们自己试着设计老师行走的路线、安排画面场景，一切“都是自学”。

“其实也是逼他们一把，他们是有能力做到每周发稿的。”郭旭峥说。他根据自己在《人物》实习两年的经历，把传统编辑部的办刊理念、工作方式也带到了这个高中的校刊编辑部，这也是其他高中“散养”式的校刊很难做到的一点。现在，校刊新媒体的选题内容已经完全独立于杂志，编辑部内部也用着Tower这类工具在线上汇报进度。

绝大多数学生都没有抱怨过写稿带来的课业压力，这种试图平衡的过程有时是一种选择。董艺涵就曾为了不耽误新媒体推送，改稿到深夜，再从零点开始写作业。“这跟自己平常爱玩、爱打球或者爱打游戏是一回事，都是分心的东西，只不过拿做稿子代替打游戏的时间，其实也挺好的。”肖思宇说。

当把《附中人Fùrther》拿在手中，她还是惊异于“我们自己能做出这样厉害的东西”。非虚构写作给她带来新鲜感，因为这与平常她写的作文、接触的知识截然不同，这样的不同让“追求意义”的她感到满足。

无论栏目设置、选题质量、文章采写还是版式设计——《附中人Fùrther》都是一本几乎接近专业水准的杂志。

一切来得并不容易。在编辑团队与学校之间，存在着一种微妙的妥协。尽管《附中人Fùrther》在商业上接近独立，但依然受到学校审核与控制。本质上，校刊依然被学校看作宣传工具。数期杂志中，有些选题被悄无声息地“下架”。曾经一篇长达6000字、关于午餐盒饭的调查报道被从封面撤下，而另一期刊登了师大附中1960年代特写报道的杂志则被微店官方整刊下架，这些对于自负盈亏的校刊来说无疑都是打击。

除了内容审查，校刊的经费也时常紧张。最青睐于在校刊上投广告的补习机构一开始就被学校列入禁止名单，也有大型教育机构、投资人找过郭旭峥，希望投资“孵化”这本杂志，但一个纯学生团队无法承担投资人的期待，更何况这个团队还要一年一换。

而且，所有的中学生杂志如今都面临着印刷出版资质监管加严的问题。“印刷厂要求你必须有正规的书号、刊号，但我们作为校园杂志根本不可能拿到这些”。郭旭峥说第49期杂志的印刷因此拖了一年，编辑部至今没有找到解决方案，同时由于售卖出版物也需要有媒体售卖资质，《附中人Fùrther》在微店上目前已经无法售卖。

学生似乎还没有意识到这一切意味着什么，仍一如既往地倾注自己对杂志的热情。在一个拥有采编部、视觉部、新媒体部和市场部的“五脏俱全”的小型杂志社里，他们又有了做杂志周边产品的计划。市场部的学生搜遍了淘宝，定下了可以负担成本的产品品类：日历、明信片、活页本和帆布包。

“现在不都说纸媒发展不是特别好了？我觉得这事挺不应该的。”董艺涵说，“真正做媒体的人，他们观察社会的角度、挖掘热点话题的角度都不一样。跟现在很多公众号上那些追热点的自媒体相比，我觉得纸媒肯定更有价值。但是现在很多人忽略了这一块，他们去看那些没什么意义的东西。”

郭旭峥也观察到，一些从校刊走出去的毕业生，毕业多年仍在朋友圈里讨论着某本杂志，并在工作以后成为一些杂志的全年订阅者。某种程度上，他期望着这批从《附中人Fùrther》走出去的高中生，也会成为维护杂志生态的那批“小众人群”之一。

高浩原还记得郭旭峥讲课时提到的关于“独立杂志”的观念。“他提到的这个观点我特别喜欢：所有杂志其实都应该是独立的，因为它的受众不可能是所有人，可能只有这么一小部分人会真正去看这个杂志，想要从中获取一些东西。”

最让他觉得有意义的一点，是他们所做的这本杂志已经超出一般认知里的“中学生杂志”范畴，成为人人可以阅读的刊物。而他们在中学时代，已经能够通过学习接近专业记者的水准，并通过特稿阅读接触到更广阔的社会议题。这可能是很多高中生无法体验的。

换句话说，通过这本杂志，这批高中生更早地感受到了自己与成人社会的平等。

在师大附中，周二下午3点是一些社团的活动时间，肃穆的校园里分散着一些拿着单反相机的摄影社学生，不少教室都空了。在其中一间教室里，一批高中生正在那堂名为“杂志编辑与制作”的选修课上，吸收来自斯蒂芬·金、雷蒙德·卡佛对写作的观点，听着郭旭峥对稿件作业的讲评分析。他们用行动证明着每期《附中人Fùrther》第一页上那句简短的话：“生活不只是考卷、作业、标准答案和眼前苟且，还有常识、新知、故事、诗与远方。”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周刊”（CBNweekly2008），作者黄语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