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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大学以教养学部为组织载体，注重通识教育，实行大类招生与培养制度，经多年研究与反复调整已形成完整而成熟的体系。文章在回顾东京大学大类招生制度演变历程的基础上，详细分析其专业选择与专业分流的流程、专业院系选拔标准和名额分配情况，结合我国高校推进通识教育改革实际，着重提出东京大学模式对我国高校大类招生与培养制度的启示。东京大学精心打造的专业选择与专业分流机制、明确而严格的专业分流标准以及兼顾通识教育与激发专业兴趣的前期课程GPA计算方式值得借鉴，有助于我国高校在大类招生与专业分流制度建设中确立后发优势。

按学科大类招生与高校通识教育紧密相连。2001年，北京大学率先启动“元培计划”，试点文理两个大类招生；一年后，又以学院内部专业为主要大类划分标准，在全校范围推行大类招生。国内与北京大学同时起步大类招生的还有山东理工大学。此后，复旦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大学陆续开启大类招生与培养改革，引发社会各界关注。2017年，在“双一流”背景下，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等高校同时推出大类招生培养和管理改革，大学一年级学生需要接受统一的公共基础、专业基础课程教育，并于大一结束前完成专业选择与专业分流。大类招生再次成为社会焦点。大类招生一方面有助于避免学生在高三选择专业时存在盲目性；另一方面，经由通识教育平台可以促进学生的通识学习，让学生从单一学科视野扩展为多学科、多领域视野，以培养交叉复合型的高素质人才。可以说，与通识教育紧密联系的大类招生与培养将成为我国一流本科教育的重要内涵。

东京大学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即开始大类招生并一直延续至今，经历了几十年发展，其招生制度与专业分流流程经认真研究和反复调整已形成完整而成熟的体系。文章拟详细分析该校大类招生制度及专业选择（日文为“進学選択”）、专业分流（日文为“進学振分け”）的流程和标准，并结合我国高校推进通识教育改革实际，为我国大学大类招生与专业分流制度确立后发优势提供借鉴。 

一、 大类招生制度演变历程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京大学与日本其他大学一道引进了美国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日本翻译为“一般教育”，东京大学以“教养教育”表达，英文为“The Liberal Arts Education”）理念，一改战前以专业教育为主导的旧体制，逐步建立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的本科人才培养新体制。新体制将本科教育划分为两个鲜明的阶段，即以通识教育为主的低年级阶段（日文为“前期課程”，英文为“Junior Division”）和以专业教育为主的高年级阶段（日文为“後期課程”，英文为“Senior Division”），并设立了教养学部（东京大学将教养学部英文确定为“College of Arts and Sciences”，译为汉语是文理学院）。教养学部承担了全校所有院系大一、大二学生的通识课程，当时的通识课程由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三大领域和公共外语、公共体育组成。

改革初期，东京大学并未按大类招生，而仍然按专业招生，学生高考填报志愿时必须先选好自己的专业，但这种招生方式并没有维持很长时间。1962年，东京大学开始探索大类招生，将文科和理科分别划分为文科一类、二类、三类和理科一类、二类、三类，形成文理科六大类。大类招生后，学生无须在填报志愿时就选定自己的专业，而是在接受两年通识课程之后，再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选择专业和院系。这样的招生方式很好地克服了高中生对学科、专业缺乏了解的情况下选择专业的盲目性。东京大学大类招生制度经不断发展完善，一直延续至今。甚至在1991年日本文部省（2001年改称为“文部科学省”）出台《大学设置基准大纲化》（以下简称为《大纲化》），致使其他大学一律取消通识课程与专业课程的区分并废除教养部时，东京大学也并未改变以教养学部和大类招生为主的人才培养模式。

对日本高等教育界产生重大影响的《大纲化》，其核心在于，“大学在遵循课程设置基准的前提下拥有充分的自主权去管理、运作和设置课程体系”。文部省出台《大纲化》的背景有三点。首先是出于社会经济发展对专业人才的迫切需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日本经济的复苏及飞速发展，社会各领域对专业人才的需求直线上升，高等教育承受了快速培养大量专业人才的巨大压力。其次是由于大学内部机构存在不稳定因素。战后日本各大学设立的教养部是由战前的旧制高等学校改编而成的，而其专业院系是由战前的旧制大学改编而成的。战前的旧制高等学校属于师范类和职业类院校，而旧制大学属于综合类大学。战后虽然将两种学校合并为一所大学，但其教职人员在地位、身份、待遇和研究经费等方面存在着较大差距，前者往往被视为工作人员（Staff）而非教师（Faculty）。这种差距孕育了大学内部机构的不稳定因素，最终导致大学从内部瓦解，教养部被废除。最后是源于学生学习专业课程的迫切要求。大学生入学伊始就希望尽快学习与未来就业直接相关的专业课程，这导致他们对通识课程的排斥，通识课程成为学生凑学分和敷衍的对象。此外，教养部师资严重缺乏、通识课程教学方式单一以及教学质量被质疑等，也成为促使教养部被废除的间接原因。《大纲化》文件一出，几乎所有大学同时取消了通识课程和专业课程的区分，一律废除了教养部。短短半个世纪，被赋予众望的通识教育便在日本高等教育体制中跌下神坛，高等教育重新回到了偏重专业教育的原点。

东京大学是唯一例外。1991年《大纲化》出台，东京大学教养学部不但未被取消，反而继续发展，其主要原因在于它一直实行大类招生、承担全校所有院系的通识课程，并早在1951年就有了自己的专业学科和专职教师，正式成为设有自己专业学科领域的学部。1983年，教养学部又成立了研究生院，以跨学科、国际化和知识创新为培养理念，开始在跨学科领域开展研究生教育。

如上所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京大学在经历了短暂的按专业招生后就开始大类招生，采取了低年级通识教育、高年级专业教育的本科教育人才培养模式。

二、 专业选择与专业分流 

在大类招生与培养制度下，东京大学实行低年级通识教育、高年级专业教育的本科教育人才培养模式。考入东京大学的学生首先在教养学部学习公共基础课程和一部分专业基础课程，取得规定学分之后，开始进行专业选择。

（一） 专业选择与专业分流的流程

学生在教养学部完成大一、大二的规定课程后开始进行专业选择，该专业选择的过程同时也是各专业院系筛选学生的专业分流过程。学生专业选择时最多可以申报三个专业，专业院系在规定名额内根据学生学习成绩的平均学分绩点（Grade Point Average，GPA）进行筛选。若报名人数多于招生名额，专业院系将由高向低排序，GPA高者优先录取。这里的GPA是指前一年半课程的平均学分绩点，教养学部有其特有的GPA计算公式。

专业选择与专业分流有三个阶段。首先是前期准备阶段。该阶段为第三学期开学后的4月中旬至5月中旬。在此期间，各院系公布招生简章，并发布《升学及专业选择手册》，开展招生活动。该阶段结束后的一个月内，学生对各专业院系的学科分类和选拔标准进行咨询、了解，再根据自己的学习成绩进行分析和判断，决定申报哪个专业。其次是院系录取阶段。院系录取阶段为6月上旬至9月下旬，一般按其进度分为第一阶段（6月上旬至8月下旬）和第二阶段（8月下旬至9月下旬）。院系录取开始后，学生会根据个人兴趣和学习成绩在专业选择网站上申报专业，各专业院系再根据各自标准筛选、录取。一般情况下，约70%的学生能够在第一阶段确定专业（日文将学生确定专业称为“获得内定”）。其余30%中的大部分学生也会在第二阶段确定专业，只有极少数在院系录取阶段没有获得内定的学生才进入再报名阶段。专业院系的第二阶段和再报名阶段是提供给尚未确定专业的学生的，所以学生如果在第一阶段已经确定专业就不可以在第二阶段再次申报专业，再报名阶段亦是如此。最后是再报名阶段。该阶段是为了给尚未确定专业的学生和专业院系提供再一次选择和筛选机会而设定的，时间为9月下旬。进入再报名阶段的学生大多都能按照意愿获得内定。然而该阶段的学生也极具压力，因为如果在此阶段仍无法确定专业，那就只能降级，重新回到大学一年级。除降级以外还有一种情况也不能升入后期课程，那就是留级。留级是指本来已经确定专业的学生由于其第三学期成绩没有达到专业院系标准而被取消内定的情况。第三学期成绩一般于8月下旬公布，该成绩是否达到专业院系的要求直接决定学生能否升入后期课程。另外，没有修满前期课程规定学分的学生，无论是否拿到内定名额也都会留级，等修满规定学分才能再次进行专业选择与专业分流。东京大学评价学生各门课程的标准分为优（80～100分）、良（65～79分）、可（50～64分）与不可（0～49分）四个等级，其中前三项为及格，最后一项为不及格。有不及格课程的学生会降级或留级。降级和留级对学生影响非常大，因为这意味着一个学生无法确定专业，甚至是否适合在东京大学继续就读也会成为问题。以2015年的专业选择与专业分流为例，其流程如表1所示。 

表1 2015年度专业选择与专业分流流程

2015年修订后的东京大学学生准则规定，前期课程中文科类学生需要修满56学分，理科类学生需要修满63学分。前期课程中，体育运动与健康科学为1学分，其他多数课程为2学分，所以要修满规定学分至少要选29～33门课程。但这是最低标准，很多学生会修50～60多门课程以丰富知识，同时摸索自己未来适合的专业。

从前期课程升入后期课程，专业院系主要根据学生前一年半的学习成绩来筛选，所以对于学生来说前一年半时间绝不是泛泛学习通识课程的过程，而是在扎实掌握广泛领域知识的同时摸索自己的兴趣爱好及其与专业契合度的重要时期。由于专业院系每年录取名额有限，所以如果想顺利进入理想专业，最大的竞争法宝也是这一年半的学习成绩。从某种意义上讲，专业选择与专业分流过程也是考查和审核学生前一年半总体学习成绩的过程，其中存在竞争与淘汰。大学提供了通识教育，但更关键的是制度能否促进学生的通识学习。以上专业选择与专业分流为促进学生通识学习提供了制度保障。

（二） 平均学分绩点计算方式及专业分流标准

教养学部前期课程GPA分两种，一种是基础平均绩点，另一种是指定平均绩点。基础平均绩点是基础课程学习成绩的平均学分绩点分数。多数专业院系采用基础平均绩点，其计算方式如下https://www.utlife.net/study/admission/score/calcmethod.：

∑各科（得分×学分×比重）/∑各科（学分×比重）

比重表示一门课程在前期课程体系中的重要程度，其由教养学部规定。比重分为1和0.1。比重为1的课程包括三种：一是必修的基础课程；二是选修的基础课程中作为前期课程结业条件的课程；三是综合课程中作为前期课程结业条件的课程。比重为0.1的课程是上述以外的其他课程。一般情况下，比重为1的课程对基础平均绩点的影响较大，比重为0.1的课程对基础平均绩点的影响较小。

根据每门课程的比重计算GPA，是教养学部近几年开始采用的方法。之前是从学生所有修习的课程中选出16门成绩最好的课程计算其GPA，其本质是“扬长”，使得GPA能够反映学生最擅长的课程和学科的学习情况，但这种计算方式容易导致一种不良倾向，即学生只重视自己感兴趣或可能拿高分的16门课程，而轻视其他课程。为了改善这种状况，几年前教养学部采取给所有课程设定比重的方法，规定超过16门以外的课程以0.1的比重计入GPA，以此引导学生重视其他课程。但不可避免的是，学生依然不会对比重较低的课程投入很大的学习精力。

指定平均绩点是教养学部的第二阶段，工学院的第一、第二阶段和农学院的第一阶段在专业选择与专业分流时所采用的GPA计算方法，其具体操作方式各有特点。

专业院系筛选后期课程学生的标准共分六个等级，以100分为满分，由高到低分别为90分，85分，80分，75分，70分，65分。其中，达到90分的学生只占全体的1.5%，其他依次为85分以上占10%、80分以上占30%、75分以上占60%、70分以上占80%、65分以上占90%。75分是东京大学学生的平均成绩，如2015年4—9月参加筛选的3 232名学生的GPA为75.1分，2016年4—9月参加筛选的3 054名学生的GPA为74.7分http://todai.info/shinfuri/.。由此可见，东京大学教养学部前期课程的学术要求非常高。

（三） 大类招生分类与专业分流的名额分配

专业选择与专业分流不仅涉及上述升学条件及标准，还涉及学生如何报专业，报哪三个专业以及专业院系如何分配招生名额等问题。东京大学共设十个学院（日文为“学部”），分别是法学院、经济学院、文学院、教育学院、工学院、理学院、药学院、农学院、医学院和教养学部。2006年改革前，文理科六大类与十个学院·学部专业之间有一定的对应关系，具体如图1。

图1 2006年改革前大类招生后的专业分流概况

图1中以深颜色标记出来的是改革前文理科六大类与专业院系的对应情况。比如考大学时报文科一类的学生一般会升入法学院，报理科二类的学生一般会升入药学院、农学院和理学院等，以此类推。改革前的专业选择与专业分流，基本上按照上述六大类与专业院系间的对应关系进行。教养学部由于设立跨学科专业，所以对应除理科三类医学院以外的所有五大类、八大学院。

2006年东京大学对此有较大改革，并于2007—2008年度开始实行新一轮专业选择与专业分流制度，其本质是取消大类之间的屏障，给予学生更大的专业选择空间和自由。新制度规定，东京大学所有专业院系针对所有学生开放，即文理科六大类中任何一类学生可以申报东京大学任何专业院系。与这一改革相匹配，东京大学将专业院系的招生名额分为指定学科名额（日文为“指定科目枠”）和全学科名额（日文为“全科目枠”）两类。指定学科名额与改革前的内涵一样，是指具有对应关系的专业院系名额；全学科名额是指面向所有专业开放录取的名额。以2015年东京大学十个学院、学部的招生情况为例，院系总名额与其全学科名额的比例分别如下。法学院为415∶12，经济学院为340∶60，文学院为350∶116，教育学院为97∶40，工学院为945∶88，理学院为297∶92，农学院为290∶39，药学院为80∶8，医学院为150∶13，教养学部为193∶30。院系不同，比例也有所不同，但总体上全学科名额在总名额中占的比例普遍不低，有的还很高。可见，实行新一轮专业选择与专业分流制度是东京大学顺应学生需求和时代发展的一次重要改革。

三、 大类招生与培养制度改革的三个问题

在我国，上海大学在大类招生和培养改革方面走在全国高校最前列，该校于2011年将58个专业分为人文社科类、经济管理类、理学工学类三大类实施大类招生。该校后期的招生大数据研究表明，大类招生使得生源质量全面提升和改善。这是继北京大学元培学院实施文理科大类招生后，又一个关于大类招生的重大举措。2017年清华大学将全校79个院系所属专业归并为数理类、化生类、人文与社会类、计算机类等十六大类，开始实施大类招生。同年，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也将39个院系的全部专业分类归并为八大类进行大类招生。由此可见，在我国大类招生已形成一种打破以往院系框架并向全校范围推广的发展趋势。

毋庸置疑，大类招生不仅是招生制度改革的问题，对于大学来说，它涉及如何进行大类培养与专业分流，如何开展通识教育、帮助学生找到专业兴趣和能力优势，如何配置师资和课程以及保证本科教学质量等诸多问题。例如大类招生下，一年级学生尚未确定专业前属于哪里？这一问题涉及大学组织结构的改革，宁波大学阳明学院、上海大学社区学院和东京大学教养学部，其本质都与大类招生和通识教育紧密联系。上海大学一年级专业分流的成绩标准是高考成绩占比40%，一年级全部课程GPA成绩占比50%，学工系统综合评价占比10%，这一本土化创造有效促进了一年级学生的通识学习，改善了整体学风，但其深层次的教育理念与东京大学相比，在比较视野下仍呈现相互学习的必要性。对于学生来说，大类招生关系到如何度过大学一年级，如何进行专业选择，如何规划大学生活和学习生涯等问题。

结合我国当前大类招生现状，东京大学大类招生与专业分流对我国高校的启示主要有三方面。

首先是建立阶段性的、循序渐进的、互选式的专业选择与专业分流机制。东京大学的专业选择与专业分流从前期准备阶段到再报名阶段结束为止，持续五个月之久，并阶段性地、循序渐进地开展，给学生提供充分的咨询、了解、选择、更改以及再选择的时间和机会。整个专业选择与专业分流过程透明、公开、完整，可让学生明确把握自己在哪个阶段获得内定，或者在哪个阶段可能被淘汰。另外，互选过程对于学生和专业院系来说也是一个双保险和反复确认的过程。学生选择专业院系更偏向于个人的兴趣爱好，而专业院系筛选学生则更多根据他们的学习成绩、专业愿望和专业兴趣，这样可以很好地避免录取虽有兴趣爱好、但不太适合在该领域深造的“隐患学生”。在此基础上，东京大学2006年的改革又进一步扩大了学生选择专业的自由和空间，增加了能够在全校范围跨大类选择专业的“全学科名额”，使专业选择与专业分流机制更加完善。2017年春季，北京大学规定各院系在教学资源允许的前提下，可向全校所有本科生开放其专业课程，解除了学科专业间的课程壁垒；同时规定，学生申请转专业不再需要所在院系的批准。北京大学此举与东京大学2006年的改革异曲同工，大幅度增加了学生的学习自由，呈现出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素质教育（Suzhi Education）、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三个概念在教育组织与管理中的现实意义。

其次是设定明确、严格的专业分流标准。从前期课程升入后期课程时，专业院系主要按照学生前一年半的GPA由高向低进行筛选。这种筛选方式虽然比较单一，可能会引发学生的应试学习，但同时也能显著促进学生的通识学习。学生前一年半的GPA是他们努力和智力程度的体现，也是学生衡量自己学习能力和兴趣爱好的尺度，同时又是他们竞争理想专业时最重要、也是唯一的标准。国内有研究表明，大学实行通识教育的重大困难之一是学生不重视通识课程，甚至将通识课程当作凑学分、混学分的课程。通识教育以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为核心理念，旨在通过广泛领域的学习，培养其宽厚的知识基础、开阔的视野、独立思考的能力及社会责任感。通识课程的学习不应该成为凑学分、混学分的过程。东京大学以GPA作为从前期课程升入后期课程的硬性标准，有助于促进通识学习，改善通识教育被轻视或被忽略的不良倾向；同时也有助于学生打好基础，将低年级课程与高年级课程衔接起来，开展本科阶段的整体与系统学习。

最后是在前期课程GPA计算中引入比重概念。GPA计算中的比重表示一门课程在前期课程体系中的重要程度，一般由教养学部根据课程是否必修而规定，必修课程比重一般为1，其他课程比重为0.1。北京大学也采用课程比重方法，其所有课程比重均为1。这对于一二年级不确定专业的元培学院的学生来说，可能对他们学习通识课程及进行专业选择时造成一种困扰。比如一名学生同时选择修习历史专业和物理专业课程，其中历史专业课程成绩较好，而物理专业课程如力学、电磁学成绩不佳。这种情况可能导致该学生想选择历史专业为其主修专业时，因力学、电磁学成绩不佳而致使GPA分值很低，致使无法顺利选择专业。也就是说，这种情况下GPA将无法反映该生历史专业学习水平的准确信号，影响其专业选择甚至考研保送等。目前元培学院采取学院院长和导师专函向研究生院说明情况的方式。借鉴东京大学前期课程的比重概念，根据学生的发展方向设定较为灵活的比重，可以更好地促进学生前期课程与后期课程的衔接。对于考研和就业的学生来说，GPA也将成为准确反映其学习能力和专业特长的参考值。

随着我国大学通识教育的深入开展，以给予学生更大专业选择自主权为目的的大类招生与培养逐渐成为中国一流本科教育改革的方向。大类招生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其还与高考模式改革紧密相关。2017年可谓是“新高考”元年，这一年浙江省、上海市同时启动了高考重大改革。浙江省《2017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方案》规定，全省实行“专业平行志愿，一所高校的一个专业（类）作为一个志愿单位”的招生制度。同时，上海大学也推出按照三个专业大类在浙江省招生的制度，与其他仍按照单一专业在浙江省招生的大学相比，考生报考上海大学将会获得更多专业选择机会，这就意味着上海大学将拥有更强招生竞争力。从这种意义上讲，大类招生与培养的教学改革和知识传承组织模式改革有着现实的必要性与迫切性，很可能成为中国高校建设一流本科教育的重要改革方向。在我国，大类招生与培养制度刚刚起步，仍需在吸收国际经验的基础上，根据国情、校情不断探索、加以完善。

本文转自高校教育管理，作者满都拉，卢晓东，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芥末堆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