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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美籍华人蔡美儿出版了《Battle Hymn of the Tiger Mother》（虎妈战歌）一书，分享自己把两个女儿培养成为藤校高材生的经验。书中描述的高压教育方式，在美国和中国都引发了强烈的争论，也让“虎妈”这个词成了2011年的网络热搜词。

从那时候起，网络上就流传一个说法，说是美国父母已经开始向中国父母学习，反思以前的“放养式教育”是否真的对孩子的成长有利，甚至在美国也已经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虎妈”、“狼爸”。

在前段时间关于是否给学生“减负”的争论中，也经常有反对“减负”的朋友以这个为论据，证明压力下的教育对孩子的发展有更大的正面作用。

首先需要承认，美国确实是在反思“放养式教育”，并且“精心栽培型教育”也已经逐渐取代了“放养式教育”，成为教育模式的主流。

但是否就像我们认为的那样，越来越多的美国父母变成了我们脑中的虎妈狼爸呢？我觉得首先需要搞清楚，“放养式教育”和“精心栽培型教育”这两个名词在美国社会的定义。

由于最近一直在研究美国教育的发展历程，整理了一些相关的资料，加上前段时间看了罗伯特帕特南的《我们的孩子》，那本书的第三章对这个问题也有详细讨论。今天，就来简单聊聊美国是如何反思“放养式教育”的。

其实美国对“放养式教育”的反思和修正，并不是近几年才出现的，真正的改变可以追溯到上世纪九十年代。

美国人的教育观念在过去六十年里经历过两次巨大的转变，每一次改变都是因为儿童心理学和脑科学发展出了新的成果。安妮特洛罗（Annette Lareau）将这两次教育观念的改变命名为“自然放养型（natural growth）”到“精心栽培型（concerted cultivation）”的转变。

自然放养型教育兴起于二战结束时期，1946年，著名的儿科专家斯波克博士出版了一本颠覆传统教育观念的书：《Baby and Child Care》，这本书曾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论》、波伏娃的《第二性》等书一起，被《时代周刊》评为“影响20世纪人类思想进程的10本书”。

斯波克博士在书中明确提出了“放养式教育”的观念—父母要相信自己，更要相信孩子。放手让孩子自由发展，不要过度干涉孩子的成长，父母不要提前制定周密的教育计划，总之，要相信孩子。

但同时，书中也强调了纪律的重要性，例如要制定明确的纪律—态度要坚决，特别是在他必须要做的事情上。不要给孩子讲太多的理由，不要用他理解不了的思维去引导他…….等等。

这种放养式教育本意是让孩子按照自己的节奏自由发展，不压制孩子的天性和爱好，是一种放轻松的教育理念。但是在美国盛行了几十年之后，逐渐被简化成了规矩+大棒的模式：父母不参与孩子的成长过程，把孩子交给学校之后，就让他们完全靠天分和运气来成长，父母很少主动和学校配合，也很少密切关注孩子的日常表现，但很注重纪律和服从，要求孩子严格遵守家长制定的规则，一旦违反就会面临严厉的处罚。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这种规矩+大棒的“放养式”教育首先在美国中产阶级中被摒弃，新一代的父母开始转向“精心栽培型”的教育模式。

“精心栽培型”的教育模式，要求父母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深谋远虑为子女做教育投资，并且很早就有意识的培养孩子的认知能力、社交技巧和文化素养，密切关注孩子的发展，主动了解孩子在学校、在社区中的表现，合理挖掘孩子的潜能。但同时也更注重父母和孩子的平等关系，当孩子与父母观念不一致的时候，父母应采用平等对话而不是粗暴惩罚的方式。

另外，强调了父母在孩子成长过程中的同等重要的地位，要求爸爸妈妈都更多的把注意力集中在家庭生活中，在日常生活里与孩子多交流。这种教育方式也被社会学家弗兰克弗斯腾伯格称为“推进式教育策略”：在平等、善意的环境里激发孩子的潜能。

可以看出，在美国社会的语境下，“放养式教育”中父母的态度是被动的，甚至是有些冷漠的，对子女的关注集中在纪律、服从方面。

而“精心栽培型教育”模式中，父母的态度更加积极，主动的关怀、平等的对话，这些是教育的基础。这种模式“致力于培养独立、自主、有自我反思能力的下一代，让子女自尊自强，有能力做出积极向上的选择”。

所以，在美国家庭教育中，对“放养式教育”的修正，并不是给孩子报更多的课外班，或者给孩子布置更多的家庭作业，让孩子承受高强度的课业压力。而是更多平等的对话，更多主动的关心，有意识的激发孩子的认知能力（比如为孩子读书的频率），有意识的训练孩子参与社会活动的能力（比如带孩子多参加课外活动和社区事务）。

就连“虎妈”蔡美儿本人，在面对杨澜的收集时都表示，不能想象中国的孩子每天要从早上七八点一直学习到五六点，回到家后还要继续做作业。她说“如果我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一定会调整我的教育方式。”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放养式教育和精心栽培型教育，在美国呈现出了明显的阶级划分。中产阶级以上的家庭更注重精心栽培型的教育，而处于社会底层的家庭则更偏爱放养式的教育。罗伯特帕特南在《我们的孩子》一书中说：“脑科学的最近研究业已证明，父母越是贫困，教育程度越低，在社会上越孤立无援，则他们就越可能对孩子更严格，更苛刻。之所以如此，部分原因在于父母自己也承受着生活施加的习惯性高压。”

当我们对放养式教育的修正是给孩子报越来越多的课外班、让孩子承担更多的课业压力的时候，有没有想过高强度的压力会给孩子的成长带来些什么？

其实早有科学研究表明，压力会导致身体内部处于高效运转的防御机制之下，儿童如果长期处于高强度的压力之下，大脑的发育会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并造成器质性损伤，具体会表现为很难集中注意力、很难控制冲动的行为，也不太服从管教。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赫克曼（James Heckman）在他的研究中指出：“如果成长于高强度压力的环境内，则孩子长大后更可能出现健康状况不佳、滥用精神药物、工作和社会交往困难……总之，两者之间存在着正相关的关系”。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赫克曼

哈佛大学医学院的生活精神病学家也已证明：即便父母（尤其母亲影响更为明显）只是在语言上长期虐待子女，都有可能导致孩子大脑组织的物理损伤。

如果我们希望给孩子真正的“精心栽培型教育”，那我们需要更主动的态度和更平等的关系。当然，在中国社会的畸形压力下，父母承担着养家的重担，已经很难像美国家庭那样给孩子分配更多的时间。但至少有三点我们是可以做到的，这三点也是研究中发现与孩子良好成长最具相关性的，他们分别是：家庭藏书的多少或带孩子去图书馆的频率、“睡前故事”的频率和质量、以及“家庭晚餐”的频率。

关于阅读和睡前故事，推荐蔡朝阳老师的公众号（噪音：eken_1919）里面有很多相关的文章。

至于“家庭晚餐”，哥伦比亚大学的Jane Waldfogel教授在研究中证明，“那些每周和父母共进晚餐至少五次的青少年，在很多方面都有更佳的表现：吸烟、酗酒、吸大麻的比例更少，打架斗殴、婚前性行为也很少发生，在学校的平均成绩和大学毕业率也更高。”

至于单亲家庭，一项数据统计显示，叫外卖或吃快餐的频率，与孩子的学校表现、学习成绩以及成长之后的社交、工作状况呈现明显的负相关现象。也就是说，叫外卖或吃快餐的频率越高，则孩子的表现越差。

有时候，良好的家庭教育可能并不是需要每一位父母都去读海量的育儿书籍，也不体现在给孩子花了多少钱报课外班。那些主动的关怀和培养，更多体现在一餐一饭中，体现在每个晚上的睡前故事里。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埃尔特”，作者张释文。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芥末堆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