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8日，［三生万象］蓝象资本三周年年会上，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以下简称：北大财政所）所长王蓉发表了题为《三生万象，矛盾共荣》的精彩演讲。

王蓉，北京大学教授，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育经济学博士，从事教育财政研究近二十年。现任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教育财政专业委员会理事长等。

王蓉所在的北大财政所由财政部、教育部和北京大学于2005年共同设立，是我国第一所专门致力于教育财政研究的学术机构，主要承担政府部门委托的重大项目，组织大量前沿性的实证研究，服务于教育财政政策的制定。

在演讲中，王蓉提到：

1. 我国的政府主管部门肩负“盟主与督军”双重角色。在教育领域，作为”盟主“，教育主管部门是代表学校和教师集体向政府与社会争取资金和其他支持的总代表；作为”督军“，教育政府主管部门承担了向学校和教师行使具体管理权的“代理人”角色。

2. 大部分非义务教育阶段的民办学校以及义务教育阶段最低端的民办学校主要是为了满足家庭的超额需求，本应得到更强的财政补贴，可是相应学段的教育财政体制对于政府投入责任的界定不如义务教育阶段那么严格，教育财政制度体系也较为薄弱。

3. 当前的教育新业态各个主体，包括校外培训机构、部分的民办学校和教育科技企业在满足人民对高质量、个性化教育的需求方面具有潜力，但是当前他们首要是在满足、甚至在调动人们对于教育的需求和焦虑。

4. 公立学校教育信息化实践存在目标与执行之间的矛盾，内部协调机制不完善，责任主体不到位。

以下是演讲全文：

王蓉：今天的题目之所以叫做“矛盾共荣”，是因为我想分享这样的体会：对于新创的教育领域的学术组织或者新创的科技公司，如果我们能够认识到外在的社会矛盾可能就是我们组织使命的基础，如果我们能够认识到我们自己本身就是矛盾复合体，如果能够预料到自己可能何时被作为矛、何时被作为盾，也许我们就会对于未来有更多把握，对于自己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怀疑。

教育公共政策反思

• 教育公共政策具有道义性、功能性、政治性目标

教育公共政策具有道义性、功能性、政治性目标。

作为政治动员的工具，人们通过教育公共政策可达到三种目标：道义性目标、功能性目标和政治性目标。

首先，教育问题往往与基本人权保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原则联系在一起，因此优先发展教育、加大教育投入的政策诉求往往可以拥有看似绝对正确的道义性目标。

其次是功能性目标。经济学家提出的人力资本理论为教育的功能性目标的支持者提供了理论基础，也就是说，教育对于经济增长、个人收入提高和国家竞争力增进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最后是政治性目标。教育领域中往往存在着人数巨大、凝聚力极强、影响力广泛、且具有极高话语权的利益群体，因此教育公共政策的政治动员往往可以是道义性目标、功能性目标为其表，政治性目标为其里。

• 政府主管部门的角色：盟主与督军

我国的政府主管部门肩负“盟主与督军”双重角色。

我国的政府主管部门肩负“盟主与督军”双重角色。在教育领域，作为“盟主”，教育主管部门是代表学校和教师集体向政府与社会争取资金和其他支持的总代表；作为“督军”，教育政府主管部门承担了向学校和教师行使具体管理权的“代理人”角色。这种看似矛盾的双重角色是我们理解和体察政府部门行为的关键。

教育财政现状分析

十九大提出，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教育领域，这种矛盾体现为人民对高质量、个性化教育的需求和优质教育资源不充分、不平衡之间的矛盾。

为了应对“十九大”提出的问题，我们需要研究当前的教育需求是怎样的，这些需求的相应供给又是怎样。最近我们团队针对民办学校、校外补习、公立学校的教育信息化和教育科技企业做了些研究，并得出以下观点。

• 民办学校——应然与既然的矛盾

我们教育经济学领域的学者通常采用下述框架来讨论民办学校到底是在满足什么人的什么需求：

差异需求，即公办学校所提供的服务不能满足学生或家长的教育偏好所导致的学生或家长对民办教育的需求，这是家庭对于民办教育的一种主动选择；

超额需求，即公办教育所提供的教育机会不足所导致的广大家庭对民办教育的需求，这是家庭对于民办教育的一种被动选择。

我们团队成员之一周森老师在《民办基础教育学校在服务于谁？》的研究报告中发现：

• 民办幼儿园主要是为了满足家庭的超额教育需求，而非差异性教育需求。

• 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总的来说是为了满足学生和家庭的差异性需求，倾向于为优势群体服务。

• 民办高中的定位随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而不同。

在不同阶段的民办学校教育财政制度中，存在应然与既然的矛盾。

义务教育阶段的财政制度体系较为完善，但是这个阶段的民办学校总体来说倾向于满足优势群体的差异性需求。

大部分非义务教育阶段的民办学校以及义务教育阶段最低端的民办学校主要为了满足家庭的超额需求。也就是大量的家庭想进入公立机构，可是没有足够的供给，这些人群本应得到更强的财政补贴，可是相应学段的教育财政制度对于政府投入责任的界定相对于义务教育却较为宽松，财政制度体系也较为薄弱。

• 校外补习：中国教育体系的发展功能与筛选功能的矛盾

政府整顿校外培训机构，我不认为是解决根本矛盾的一个举措。我把它称之为中国教育体系发展功能和筛选功能的矛盾。

在中国，基础教育的质量十分不均衡。同时，它是一个具有高度等级制的、通过国家统一规制进行优质教育机会分配的高等教育体系，以及传统上就业与文凭密切联系的教育外部制度环境。在中国，筛选功能和发展功能冲突非常厉害。

我们研究下来一圈，得出这样的结论：当前的教育新业态各个主体，包括校外培训机构、部分的民办学校和教育的科技企业，它们在满足人民对高质量、个性化教育的需求方面，确实具有潜力，但是当前他们首要是在满足、甚至在调动人们对于教育的需求和焦虑。他们目前有强大的市场，主要是因为发展功能与筛选功能的冲突。

在校外补习方面，我们的课题组尝试在全国层面上进行调研，摸清中国基础教育的基本情况：

根据北大财政所去年11月完成得“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中小学阶段学生的校外教育总体参与率为47.2%（参加学科补习或兴趣扩展类至少一类校外培训），参与校外教育的学生平均支出约为5616元，平摊的生均支出为2697元，根据各学段在校生的规模估计，全国校外教育行业总体规模达到4900多亿。

从家庭背景来看，不管是学科补习还是兴趣班，随着家庭经济实力的提高，参与率均随之增加。同样，随着父母学历的提高，校外培训的参与率也随之增加。

最后，无论是从校外培训的参与率、参与时间还是培训支出，都可以看出家庭在选择校外教育方面，主要以学科和应试为主。

1.学科类校外教育

从学科类校外教育的供给方来看，由公司提供学科培训的占30%左右。在个人提供者中，在职教师仍占一定的比例。

从学科类校外培训的组织方式来看，实体培训班仍旧是主要授课模式。

从学科类校外教育参与率来看，中小学生平均参与率为37.8%；农村为21.8%，城镇为44.8%；区域上参与率最高的地方是东北三省，超过了60%。这个发现让我们震惊，而东北三省主要的提供者是在校教师。

从学科类校外教育参与时间来看，学生上学期间每周平均参加5.4小时，小学参与时间最长，为6.1小时；农村和城镇差距不大；区域上东北的校外参与时间最长。

从学科类校外教育家庭支出来看，全国中小学生平均支出为5021元；小学到高中的家庭支出递增；农村与城镇支出相差较大，农村为1580元，城镇为6762元；区域上东北三省不是最高，最高还是上海、北京这几个城市。

2.兴趣类校外教育

从兴趣类校外教育参与率来看，中小学生平均参与率为21.7%；农村与城镇相差悬殊，农村为5.4%，城镇为29%；东部参与率最高；一线城市参与率为41.2%。

从兴趣类校外教育家庭支出来看，学生平均费用约为3554元；农村为1692元，城镇为3694元；东部和一二线城市支出较高，均超过4000元。

• 公立学校的教育信息化实践：目标与执行之间的矛盾

说到公立学校教育信息化实践，我认为是目标与执行之间的矛盾。

从《2016年全国教育信息化工作专项督导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到：

19个省仍未形成教育行政部门内部统筹机制，导致工作责任主体不明，各职能部门责任不清、协调不够，推进工作未形成有效合力，严重影响教育信息化工作的深入推进；

10个省未能建立厅际协调机制，无法在省级层面有效整合相应资源；

教育部门、学校在与企业合作过程中，还有一些涉及体制机制的问题需要加以解决。

• 教育科技企业：愿景与能力的矛盾

观察教育科技企业的实践，我认为存在着愿景与能力之间的差距。

作为一个基本不懂教育科技的人，更谈不上懂人工智能、大数据这些炫酷前沿话题的人，我的感受是，当所有人都在谈论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时候，当谈的人之间存在严重的判断差异的时候，同时教育科技企业又存在愿景和能力之间的差距的时候，作为教育政策的研究者，我会觉得有一种可信性危机，就是外人不知道信谁的好、不知道信什么好。这种可信性危机是会影响相应的公共政策演进的。

回到我们矛盾共荣的主题。当下何为矛盾？何为矛，何为盾？情况较之前些年更为复杂，更加考验当局决策者。面对未来的话，我想说 “Sophistication demanded” 。我们所有人也都需要接受充满矛盾的外在世界，接受自己是矛盾复合体的内在本质。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蓝象营”，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芥末堆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