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水第一中学平湖学校。©thepaper.cn  

为什么在一个地区内，教育资源配置的结果会产生这种极度不平均的现象？这种高度集中的资源配置，背后对应的又为什么是高度严格的校园管理和教学模式？  

作者：徐超轶  

每年高考，关于教育和考试的话题总会引起关注，近些年引人注目的讨论便是有关“衡中模式”，位于河北的衡中已经不单是一所学校，更是一种教学模式的代表。  

一些人曾在这种高压且充满竞争思维的教育模式下成长，回忆时不无厌恶与反感，多数人也选择站在观念的制高点上鼓吹所谓“素质教育”，并对“衡中模式”大加挞伐。然而衡水中学的教学模式似乎并没有因为公众的关注和批判而有所转变，无论从当地家长学生的选择，还是衡中近年来的高考成绩来看，所谓的“衡中模式”还颇受认可，并显示出成功的一面。  

去年，衡水中学高调宣布进军浙江，在浙北平湖地区开设分校，打算进一步将其办学向全国推广。消息一出，立即引起新一轮关于“衡中模式”的讨论，这当中，最有影响力的一则发言，当属浙江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方红峰的表态，其在接受浙江电视台收集时表示：“它（衡水中学）是个应试教育的典型，它眼睛里只有分数没有人，跟我们浙江以人为本的素质教育理念不符合，他们认为是先进，我们认为是落后的，我们浙江不需要。”  

作为代表国家行政机关接受收集的处长，此番发言一出自然引起关注，其中不乏大声叫好者，认为方处长说出了一般政府工作人员不愿意、不敢说的话，表达了和自己一样厌恶应试教育的心声。这一席话也确实触发了很好的“社会效果”，一方面迎合了大众对应试教育的厌恶情绪，另一方面又为浙江的教育树立了“不需要应试教育”的标杆。  

我曾经在浙江的高中学习生活，在这表面的热闹之外有所思考：  

既然所谓的“衡中模式”看上去已经到了人人喊打的地步，为何衡中仍然能将办学模式推广到全国，还深受学生家长的欢迎？  

浙江教育的实际状况是否真的如同方处长所说的那样，已经“不需要衡中模式”了呢？  

如果说浙江中学生的普遍学习压力不如在“衡中模式”下那样强，这纯粹是因为我们认识到了应试教育模式的弊端，从而可以轻而易举站在某种制高点上去批判、抵制它吗？  

▌“衡中模式”何以立足发展  

在衡水中学以其严格的管理模式知名，并在高考的招生录取中取得惊人的成绩之前，其不过是一所普通的县市中学而已。而衡中1993年开始实行“封闭式、准军事化管理”以来，它的成绩和知名度也在快速而持续地提升。  

1992年，衡中还在衡水地区十一个县的教学评比中排名靠后，到了1995年，其升学率就到了衡水地区首位。此后，各种荣誉纷至沓来，生源与成绩之间良性循环，形成了某种程度上的马太效应。到2010年前后被媒体广泛报道时，衡中的成绩已经达到了惊人的程度，例如2012年从衡中升入清华、北大的学生达到了96人，2013年上升到104人，占这两所高校在河北招生总人数的约80%。  

2017年高考后，河北省招生委甚至专门下发文件，要求各学校对高考成绩不发布、不宣传。然而这种掩耳盗铃的禁令并没有降低衡中作为一种现象、标签的热度，甚至连它本身的目的也没有达到——在高考结束后不久，就有媒体报道，当年衡水中学考入清华、北大的学生人数达到了174人。而在衡中最后一次发布高考成绩的2016年，其成绩是：包揽河北省文理状元，省文理科前十各占9名。理科710分以上32人，占全省的84.2%；文科670分以上20人，占全省的76.9%；本一上线率92.44%。  

单看这些数据，似乎完全可以坐实衡中“超级中学”的称号，因为河北省内最优质的生源几乎被它包揽，次优的学生也大部分集中在此，这种现象自从衡中开始拥有知名度以来每年如此，甚至近几年关于它的争议和批评不断时，它的成绩还在逐年上升。  

当然会有人说，我们不能仅仅以高考成绩来评价一所学校的成功。然而在评价体系单一、升学导向明显的当下，除了高考成绩、竞赛成绩等会被诟病为“应试教育”的量化数据，我们还能以什么来具体评价一所学校，特别还是处于基础教育序列的一所中学的好坏？也难怪在媒体一直渲染衡水中学严格管理学生，并对其教学模式进行批判的背景下，河北乃至周边省市的家长学生仍然对衡水中学趋之若鹜，甚至曾经在衡中就读的学生也出面反驳媒体的负面报道。  

因为衡中的成绩就在那里，对很多普通的学生和家长而言，通过入读一所好中学，进入好大学，是追求日后发展的不二途径。而对于衡水这座经济欠发达的小城而言，衡水中学无疑也是提升整个城市知名度、带动城市各领域产业发展的一张“金名片”。作为地方政府，当然更希望衡水中学能继续保持现有的发展势头。毕竟口号喊得再响，最终也需要用实力和成绩来说话。  

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优质生源过分集中在衡中是一种不太正常的现象，也是教育资源不均衡在河北一省范围内的体现。但衡中在现在的强势并不是行政配置的结果。衡水中学取得的成绩，某种程度上也是它通过改革自身教学模式，从而步入良性循环的轨道，经过长期的积累和提升而获得的地位。  

我们应该思考的是，为什么在一个地区内，教育资源配置的结果会产生这种极度不平均的现象？这种高度集中的资源配置，背后对应的又为什么是高度严格的校园管理和教学模式？衡中作为一所“超级中学”，其内的教学模式固然有值得反思和批评之处，但将所有责任和问题都归结于它本身是不合适、也不客观的。只要我们将视野放宽，就会发现，教育资源不均衡和应试教育模式的问题，绝对不是衡水中学一所学校的问题，甚至不是河北省单一地域的问题。  

▌问题并不止在衡中，也远不止在河北  

以北京大学2016年在全国各省市的高考统考招生计划为例，其在北京市高考统招名额为183人，河北省仅为47人，而两地的高考报名人数分别为6.12万人、42.31万人。同样报考北京大学，就报名录取比例而言，一个北京考生被录取的机会是河北考生的26.91倍。  

悬殊的录取比例下，责备河北教育模式的应试导向是一种不负责任、回避实际问题的行为。在河北，学生如果希望进入北京大学这样的名校，是名副其实的万里挑一，面对如此大的竞争压力，很难想象除了高强度的训练之外，有什么捷径可以让学生在高考这场决定未来命运的考试中取得好的成绩。  

况且，在北京这样的城市，学生的选择往往不止高考一条，虽然北京也有所谓的“X大名校”等著名中学，但这些中学之所以给人以“素质教育”的印象，从而掩盖其本身同样存在的教育资源过度集中问题，是因为这些学校本身通常拥有国际部、分部等多种层次、多种去向的教学设置。在这些学校学习的一些学生，往往在入学伊始便不打算参加国内的高考，而是针对申请国外高校进行准备。加之北京地区高校数量多、各高校在本地招生名额多、高考人数相对少，纵然是选择参加国内高考的学生，其考试压力和学习压力也与河北等周边省市不在一个水平上，当然有更多自由支配的时间参加各种“素质教育”活动。在北京，集中了各种领域的资源，也方便学生参与这些多样化的活动。  

▲2018年3月，学生们走进首都博物馆。此外，5月18日为“国际博物馆日”，这一天北京有99家博物馆免费开放，遍及整个北京城。©千龙网  

反观河北，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绝大多数学生都需要面临相对于北京考生而言录取难度大得多的高考，这也是造就衡中这样的“高考工厂”“超级中学”的一大原因。  

衡中对学生的高压管理，以及一切以考试为导向的教学模式对于学生能力的培养也许不是最好的，但是可以说是目前环境下所能达到的最优路径，毕竟在学生进入大学之后的学习生活中，还有大量的时间和机会去发展“综合能力”。  

换言之，优质生源过分集中、教学模式考试导向的问题不是衡中自身可以解决的，解决方案在于处理更高层面上的教育资源失衡、评价模式单一的问题。  

如果作为学校管理者的教育行政部门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或是认识到了却没有以实际行动减轻、消除背后的实质问题，却只是禁止学校宣传高考成绩，那么如同衡中这样的现象还会持续下去：一方面人们纷纷批评这种教学模式的弊端，另一方面却希望自己的子女能挤入这所超级中学。这样下去，更多的学校只会向“衡中模式”靠拢，这类“超级中学”只会越来越多。这对特定的学校而言或许是良性循环，但一定不利于教育公平和整体教育资源的配置。  

▌浙江真的不需要“衡中模式”吗？  

回到开头浙江省教育厅中处长的表态，似乎在标榜浙江的教学模式不欢迎衡中入驻，从而举起“素质教育”的大旗来对抗衡中这样的应试教育模式。然而，以我个人的经历看来，此番高姿态的宣言，或许与浙江的实际情况有所出入。  

浙江省内各高中的成绩水平或许不像河北省，由某一所学校占有优质学生的大多数，而是各地市皆有一至多所相对著名、高考成绩较好的高中。当然在省内也能看出名校分布的不均衡：省会城市杭州集中的“名校”数量明显多于普通地级市。  

如果我们把视野集中到某个特定的地级市，就会发现教育资源不均衡的现象依然显著：在该地市教学质量最好、学生成绩最高的一所中学，往往占据了该市范围内大多数乃至绝大多数的高分考生，其比例比起衡水中学的高分考生在河北占有的比例有过之而无不及。而当地除了这一所“名校”之外，其他中学无论从生源质量、教学水平、考试成绩来看，都不在一个数量级上。  

而这一所在当地占有大多数优质学生、教师资源的学校，其往往也可以从衡水中学的教学管理模式中找寻适合自身的方法。可以说，这些学校保持其在当地的优良成绩，也需要依靠大量针对高考的训练、严格的学校管理制度，虽然在程度上或许不如衡中那样“恐怖”，但是严格管理和应试训练却是它们的共同特点，而且往往越是三四线、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城市的学校，越重视这一点。小城市的资源有限，无论是家庭经济水平还是社会资源获取都决定了绝大多数学生除了高考之外别无他途。  

并且，无论学校是否在当地占有了优质资源，采取更严格的管理手段和更高强度的应试训练，往往能有效提高学生的考试成绩，从而在当地家长学生群体中获得更好的口碑，并因此在之后的招生工作中招收到相对更优质的生源。特别是对于水平相近的学校而言，类似于衡水中学的教学管理模式往往能够拉开差距，因此即使在浙江，衡中模式不仅没有如同教育厅中处长对媒体表态的那样受到学校的抵制，相反还或多或少的被许多学校所采用，并且也能取得相当显著的效果。  

▲衡水中学的一个班级在跑操，有学生手里拿着复习资料。©Owuawb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或许也能说明这一点。衡水中学高调入驻浙江后，虽然引来大量的争议乃至批评，浙江省教育厅也以其违反招生规定为由对其进行处罚，但是在互联网上最后能检索到的消息是该学校已“整改完毕”，可见这所一度引发热烈讨论的学校在热闹之后便在媒体上销声匿迹，而其本身当然是正常开学上课，继续在当地招生。  

衡水中学在浙江的分校究竟成绩如何，还需要等这一批学生毕业才能被公众所知，而衡水中学在争议之下一直没有停止过扩张的脚步，继其在浙江设立分校之后，又在衡水当地设立了初中部，命名为“衡水中学实验学校”，同样采取封闭寄宿式的管理，同样获得了学生家长的强烈认可……  

▌浙江不需要“衡中模式”的底气何在  

或许从浙江全省的角度看来，的确不存在如同衡水中学一般的巨无霸中学，能够集中全省范围内大多数的优质生源。浙江省内各高中学习衡中的教学管理模式不假，然而比起衡水中学的压力在程度上还是轻得多。正如衡中产生的背景要放在河北的大环境下看待，如果浙江还有说出“不需要衡中模式”的底气，也不单纯是几所中学自身选择的结果。  

河北作为经济发展水平较落后的省份，往往被冠以“环首都贫困带”的恶名，在首都北京高度集中各领域资源的背景下，河北自身的发展受到限制。浙江的情况自然要好得多，从2017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来看，浙江省的人均GDP接近河北省的2倍，也是全国均值的1.5倍，在全国排名第5位，仅次于京沪津苏四省市。  

更高的经济发展水平意味着更多的社会资源、更多的升学路径；就省内高校的状况而言，浙江大学在全国也算是排名靠前的名校，河北省内高校的水平远远达不到这一水平；浙江的优质中学相对分散，学生往往优先选择本地区的高中就读……种种因素，或许都给了浙江宣称“不需要衡中模式”的资本，但宣称归宣称，省内高中的实际状况，应该不是一句“不需要衡中模式”或是所谓“素质教育”所能概括。  

总的来看，浙江宣称自己不需要衡中模式，或许有实际状况的依据和支撑，但这并不是中学自主选择的结果，也不是教育行政部门管理的功劳，而是取决于浙江与河北不同的教育资源配置模式、经济发展状况、省内高校水平等等因素。  

把教育问题的焦点集中在衡水中学一所学校身上，对于衡水中学本身而言，或许有喜有忧。喜则在于媒体的报道甚至炒作反而是衡水中学免费的广告，学生和家长出于高考成绩的实际考虑，其实并不会过多理会媒体对于衡中的负面报道或抹黑，所谓群众的眼睛雪亮，在这种境况下也确实有了一丝讽刺的意味。忧则在于衡中在当下的评价体系下绝非采取这种严格管理模式的孤例，纵然高调宣称不需要衡中模式的浙江，其实也在学习衡中的教学管理模式，衡中本身则似乎成了背黑锅的冤大头。  

对衡中模式的批判如果仅仅集中在衡中一所学校的话，无论如何都不是什么好事，这只会掩盖这种模式背后真正存在的问题，从而默许或是纵容更多“衡中”的出现，反而让原本应该承担起平衡教育资源配置、解决评价体系单一问题的教育行政部门得以脱身，浙江省教育厅处长的高调表态就是这一结果的最好证明。  

如果说是高考的指挥棒导致了衡中模式的问题，那么如同一场失败的音乐会一样，我们应该探讨的是指挥的问题所在，而不是做起鸵鸟，将一切的问题都归结于作为单一演奏者的衡中，并且认为只要把这个典型“批倒批臭”，所有应试教育的问题就会自动解决。事实上，只要教育资源配置仍然失衡，单一的高考评价模式没有实质改变，教育行政部门仍然只会唱高调、表姿态而没有实质解决问题的作为，衡中以及它所代表的“衡中模式”只能吊诡地在一片骂声之下愈来愈强大。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南都观察”，作者徐超轶。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芥末堆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