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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州四中的刘爱平校长跳楼自杀了。

巧的是，6月5日早晨六点过，他纵身一跃跳楼的时候，我正在我的微信公众号“镇西茶馆”中推出一篇文章《为正直的校长说几句公道话》（后来因为《中小学管理杂志》将在七月发表这篇文章，我临时撤下了）。文章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不能因为有个别败类，而对所有校长“有罪推论”，认为“没一个好东西”，实际上正直善良的校长是很多的。

刘爱平就是中国正直校长中最普通的一位。

其实我不认识这位校长，但据说他生前在老师、学生及其家长中，就有很好的口碑。其他且不论，但就连续一个多月“拎着桶子，戴着手套，拿着钨丝球，蹲在厕所里擦尿垢”的行为就不是所有校长——比如我——能够做到的。校长的使命当然不是打扫厕所，但正如刘爱平校长面对质疑时所说：“我觉得，讨论校长该不该扫厕所是狭隘的，要讨论的是校长要不要当义工。”把自己看作“义工”的校长无疑是令人肃然起敬的。用赣州四中一位学生的话说：“点燃我们的理想火苗，您就像灯塔一般坚定！”用赣州四中一位老师的话说：“他是一名好校长，人很好，性格也很好，一直专注着教育事业。”总之，刘爱平是一位优秀的校长，这已经是“盖棺论定”（真不忍心打下这四个字）。 

然而，这么优秀的一位校长却选择了跳楼，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真是让人痛心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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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校长在遗书中写到了自己主动离开这个世界的原因：“日益严重的抑郁症让我痛苦不堪，巨大的工作压力让我身心俱疲。”在刘校长那里，“抑郁症”与“工作压力”有着怎样的压力，我不好说；但“巨大的工作压力”加剧了他的“抑郁症”这是无疑的。

物伤其类。我和许多教育同行一样，为刘校长的离去深感悲戚。我理解所有善良的人对刘校长表达的哀思，但不同意“刘爱平校长自杀，绝非个例”的评论。应该说刘校长的自杀虽然不是唯一的，但绝非普遍。这带有他某些个人的因素。因此我不赞成过分夸大刘校长自杀的“普遍性”，仿佛全中国的校长都存在自杀的可能。

然而，否认刘校长自杀的“普遍性”，并不意味着刘校长所承受的“巨大的工作压力”是个例。换句话说，因为工作压力而选择自杀的刘校长是个别的，但工作压力大的校长则相当多。

按说，任何岗位都有压力。只要做事哪会没压力呢？有压力理所当然的，没有压力反而不正常。问题是，校长应该承受的第一压力是什么？ 

先来看看我们现在的校长所面临的主要工作压力是什么？我在几天前推出的那篇《为正直的校长说几句公道话》一文中，谈到校长压力时写道：“现在的校长主要有三个压力：首先是安全压力，其次是举报压力，最后是升学压力。”我不知道刘爱平校长是否也有这三个压力，但我想目前中国基础教育绝大多数校长是有这些压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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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安全压力”。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小学生安全成了校园的头等重要的大事，也成了校长的第一压力。硬件建设、文体活动、食堂经营、教室布置……都成了校长的心头之患，因为校园的每一个角落甚至一草一木，在校长眼里都有“安全隐患”。不管什么原因，只要学生在学校受了伤——无论是打篮球摔跤，还是升旗仪式时晕倒，一律是学校的责任，而校长则是第一责任人。甚至校长还要忧虑学生放学回家路上的“安全隐患”，以及节假日寒暑假在家的安全！为了安全不仅取消了春游，连校内的运动会也取消了。有多少“安全事故”弄得校长人筋疲力尽！人的生命当然至高无上，但谁能做到天衣无缝的“安全保障”？就算从制度上、从设施上真的做到了“无懈可击”，谁又能保证百分之百地不出现偶发事件？为了这个“安全”，许多校长随时想的不是“学校该怎么发展”，而是“学校千万不要出事啊”。因为一旦“出事”，家长闹，媒体炒，学校会因此而“名声大振”，后果不堪设想。如此战战兢兢，如何当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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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举报压力”。办学校当然应该接受社会监督，这个“社会监督”应该体现于一定的民主制度和科学程序，但现在只要有一封举报信，就可能搅乱学校的工作。按说，包括家长在内的任何人都可以向任何一个部门反映任何教育问题，这是人民监督教育的神圣权利。但所有举报信形成的“压力”，只应该针对学校确有问题的校长，如果是不实举报，校长就不会“心虚”。但现在只要有“举报”不问青红皂白，一律“问责”。而且“举报”的级别越高——如果“举报信”投到了“市长信箱”“省长信箱”，校长的压力就会越大，无论所反映问题是否属实，一律要写“回复”和“处理意见”。当然，如果举报属实，肯定应该也必须认真对待，但问题是很多时候并不属实，同样要“走程序”，这无疑助长了匿名诬告的恶劣风气！一封不实举报信，就把学校搅得天翻地覆，这耽误了校长多少精力？耽误精力还是小事，关键是“举报率”关系着年终考核，这就关系到教师的实实在在的利益了。校长焉能不倍感“压力山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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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说“升学压力”。按理说，教育质量是学校的生命，因此校长的第一压力应该是升学压力，但现在排在了第三。当然，我认为升学压力应该是校长必须承受的，作为一个有作为的校长，理应为学生的升学负责，因此“升学压力”对校长来说，其实是一种责任与担当。问题是，现在学校的升学成绩很多时候不是通过遵循教育规律得来的，而是通过一些“潜规则”：比如不择手段地抢夺“优生”、挖空心思地挤走“差生”、想方设法地漫天“炒作”、煞费苦心地四处“勾兑”……对于有良知的校长来说，做这一切都是违心而痛苦的，但为了“学校发展”又不得不做，这是怎样一种异样的“压力”？而对于一个既有良知又有思想的校长来说，不愿成为纯“应试教育”的炮灰，不愿把学校绑在“应试教育”的战车上，而希望在素质教育方面有所作为，但是只要有一年的“升学率”哪怕少了零点几，或者考上清华、北大的人数比上一年少了一个，他便会“身败名裂”！背负这样的“压力”，校长怎能如前总书记胡锦涛所说的“静心教书，潜心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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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面三个“压力”，其实最近几年，校长们还多了一个压力：“政治压力”。作为社会主义学校的一把手，当然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这是不容置疑的。但这里的“政治方向”主要应该体现在将党的教育方针体现于学校管理、课程设置、课堂教学等方面，而不是专门花时间来学习什么“重要文件”或“指示精神”，也不是体现在学校必须把什么口号醒目地写在墙上的各种“统一布置”，更不是要求校长不停地开会，不停地“学习”，甚至要求兜里揣着小本本，里面记满了各种“重要讲话”的简化版，以应对随时“抽查”……这就是我在这里说的“政治压力”。和老师一样，校长现在相当一部分的时间是花在完成“非教育工作”上，而且这些“工作”都是不敢有丝毫懈怠的“政治任务”。我常常在想，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重要标志之一，就是否定了“文革”时什么都讲“政治挂帅”的“泛政治”，而将各项工作都回归到专业与本职。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同志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中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因此，对校长来说，一心一意把学校办好，让孩子快乐，让家长放心，让老师幸福，让人民满意，培养出社会主义事业合格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就是最大的“讲政治”！可惜现在许多地方的校长这样没法也不敢这样“讲政治”。

“安全压力”“举报压力”“升学压力”“政治压力”——我不知道刘爱平校长是不是因为这四个压力加剧了其抑郁症，而选择跳楼的，但我知道，相当多的校长正在这四个压力下喘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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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有事业心有使命感的校长当然要有压力——他也会持续关注校园安全，但这不会占据他的全部时间；他也会偶尔处理一些家长来信，但这不会耗费他的主要精力；他更会看重包括升学成绩在内的教学质量，但他更会以更科学的态度提升整个教育的品质与境界，比如对老师专业发展的重视，对学校教育改革的构想，但无论是教师的专业发展还是学校的教育改革都不是最终目的，最终目的是孩子们的成长。

因此对校长来说，第一压力应该来自对每一个孩子喜怒哀乐的牵挂，对他们课内是否凝神谛听的惦记，对他们课间是否快乐玩耍的系念，为此他会想方设法接触每一个孩子，挤出时间走进每一个班级，他努力记住尽可能多的孩子的名字，尽量倾听更多孩子的心灵，最大程度地和更多的孩子们一起聊天，一起踢球，一起远足……为了孩子，他会因某一位老师专业技能不够娴熟影响孩子的学习而忧虑，他会因某一位老师不恰当的教育手段伤害了孩子的自尊而不安，他会因某一位家长家庭教育方式不当而为孩子忧心忡忡，他会因孩子们由于作业负担过重导致睡眠不足而深深自责……这种种“牵挂”“惦记”“系念”“忧虑”“不安”“忧心忡忡”“深深自责”都不是因为“上面”的“要求”“规定”“考核”或“一票否决”，而是源于内心深处的职业良知和教育责任。

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校长的第一压力”其实是校长自己给自己的，是他事业的内驱力。

刘爱平校长在遗书中写道：“我太累了，我想休息了。愧对组织二十多年的教育和培养，在天堂里我愿继续做老师。”嗯，但愿他在天堂里能够按自己的意愿而不是外在的压力做一个幸福的老师。

更愿所有活着的校长，能够精神独立，行动自主，恪守初心，宁静办学，“从心所欲而不逾矩”，成为一个心灵自由的教育者！

               2018年6月6日晚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镇西茶馆”，作者李镇西。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芥末堆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