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科技大学：植入深圳基因的大学理想

南方科技大学教授邓巍巍每天早上都骑一辆电动自行车送女儿上学，然后自己再去上班。虽然他在美国时开的是凯迪拉克SUV，但当坐在电动自行车后座上的女儿双手紧抱着自己，两人一路吹着南中国的湿润季风，他就觉得，还是现在更开心。

“我其实不喜欢开车。现在我每天上班骑车只要几分钟，但在美国，要开两个小时的车才能到办公室，这很浪费时间。”邓巍巍这样解释。

清华的本科、硕士、博士，美国耶鲁的博士后，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的终身副教授，邓巍巍的前半生，一直在学术的主流路径上行进。2017年的农历新年除夕夜，他向耶鲁递交了一封辞职信，举家迁到深圳，就职于南科大。

南科大党委书记郭雨蓉在邓巍巍来校后不久去家里看他。“当时，他的父母也来了，一家五口挤在学校分给他的两居室里，女儿就在客厅睡一个上下铺，各方面条件比他在美国的大房子差远了。但我问他有没有什么困难，他回答得特干脆，说‘没有，都挺好的’。南科大的老师就是这样：他们见到领导，开口不是讲困难、谈条件，都是谈最近又中了什么大项目、又要发几篇论文……这里的每个人都很有激情，让我感觉回到了特区创业时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

在南科大，像邓巍巍这样放弃国外工作、全职回国的科学家比比皆是。这里的教师90％以上都拥有海外工作经验。2017年底，第十四批国家“千人计划青年”项目，南科大有13人入选，排名全国第十一位。作为一所创办不过短短几年的新兴大学，并非传统的985、211，也非双一流大学，南科大却能吸引到数量众多的高水平的海归人才，其背后的原因值得探寻。

最近，令邓巍巍格外高兴的一件事是，他所在的力学专业获批国家博士授权点。按照一直以来的节奏，国内一所大学要想获批成为博士授权单位，起码要经过20多年，而南科大走到这一步，只用了短短六年时间。

近期，教育部持续深化高等教育简政放权、放管结合，在硕博点申请上，规定达到条件的高校即可申请，不必再受办学年限的限制，让办学时间短但办学质量高的南科大直接受益。南科大一跃成为全国最快获得博士授权单位的高校，在理工基础学科获得的授权点，更彰显学科水平全国竞争力。

如今，社会各界对南科大的印象早已不是创校初期那些“争议”。经过几年的发展，这所系深圳全市人民之所托的大学，已悄然驶出风暴区，正以“深圳速度”和“深圳质量”向自己的目标开进。

一座城市对大学的渴望

南科大的出生，是深圳在高等教育领域做的创新举措。

2007年，深圳市GDP已经稳居全国大中城市第4名长达9年，此前一年高新技术企业群的产值已高达 6306.38 亿元，占该市工业总产值的一半以上。这一年，两家根植于深圳的公司——如今已是中国自主创新旗帜的华为，正忙着当欧洲顶级运营商的合作伙伴；后来成为中国上市公司市值最高的腾讯，仍在围绕QQ做文章，尚没有开发出微信。

然而，深圳以高新技术产业为支柱的经济，却一直没有与之相匹配的高等教育作支撑。实际上，深圳在高教领域并非没有作为。早在1983年，特区成立才3年，当时深圳财政收入每年1亿多元，时任市委书记梁湘领导下的市委决定拨款5000万元建设深大。深大初创时曾被寄予厚望——要以清华、北大与人大为母本，并请来了三校的教授帮助建校。在1990年以后，深圳又创办了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等一系列学校，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中等层次的技术人才，但深圳的高端人才之渴依然得不到解决。2000年之后，深圳又邀请北大、清华与哈工大三校来深创办研究生院，但受制于异地办学的诸多限制，三校研究生院直到近年来才真正有了起色。

2004年7月，深圳市人才发展战略调研组作了一项调研发现：随着深圳高新技术、“重型化”产业的发展，该市在IT、生物医药、精细化工、海洋科学、环保、新材料新能源等领域原创性的核心技术人才明显不足。一些企业家表示，目前深圳企业选用高级人才“只能从矮子里面选将军”。自己办大学，似乎迫在眉睫。

然而，办大学并非易事。在招揽北清哈三校创建深圳研究生院时，深圳就盘算过这个问题。如果自己从零开始办大学，根据国家规定，不能直接办本科，只能从专科院校起步。这样算起来，即使一切顺利，最快也要28年才能办一所拥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一本院校。这种速度，显然不能满足深圳的现实需求与期待。然而，在酝酿许久之后，深圳终于决定再度出手，用创新的思路期望快速办成一所一流大学。2007年，筹建南方科技大学被写进了深圳市的《政府工作报告》。

事实上，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在南科大创办的时间节点，也悄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1978~1998年可以说是恢复和调整期。而以“985工程”为标志，中国在1998年开启了一个合并、扩招的高等教育急速发展的10年，这中间成绩和问题并生。到了2008年左右，特色和质量成为高等教育的追求，南科大创办于这个十年的起点，而后中国科学院大学、上海科技大学也相继创办，一些高质量的中外合作办学也开始发展。

在这种背景下，不能走国内传统大学的必经之路、通过改革实现弯道超车，在南科大尚未真正诞生之时，就已经成为这所学校的历史使命。作为中国高教改革的先行者，南科大从头到脚都是新的。第一新，就是由深圳市委托猎头公司来遴选创校校长。“深圳市改革的决心很大，在为南科大物色校长时，并不是用老办法通过组织部，而是找猎头公司。”南科大创校校长朱清时对此回忆说。在中国科技大学做了10年校长，以坚持“小而精”的办学理念而闻名全国的朱清时，在上任后就有一系列革新举措：对本科生实行书院制管理，本科生大一大二不分专业，2012年在全国率先推行基于高考的“631”综合录取模式进行自主招生，小班教学，英文教学等等。如今看来，这些举措在南科大得到了很好的传承和落实，成为学校立校的特色与基础模式。

为了办好南科大，深圳市政府专门设制了一校一法的形式，率先明确政府和大学的权责关系，而后又成立了南科大理事会，理事会治理成为南科大探索现代大学制度的关键一步。

如今回过头来看，邓巍巍就认为，在创校伊始，提出很高、很理想化的目标也是必要的，调子高一些，才能引起各方关注，为改革争取到必要的空间。

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曾参与过南科大早期的工作，如今，他为后来没能继续参与这所大学的创建和发展而感到十分遗憾，“我很体谅内地教育改革的难处。在内地办新大学，如果等什么都靠谱了再去做，那也是不现实的。”

南方科技大学青年教师接受培训。图/甄宏戈

“一切都是学术说了算，没有裙带关系，没有暗箱操作”

2016年5月，邓巍巍受邀来南科大作报告，其间见了力学与航空航天工程系主任单肖文与校长陈十一。陈十一了解了他的情况后，说了一句“你来南科大吧”。他以为校长是随口一说，连忙说，“这个不容易，我们家有two-body problem。”——这个力学术语中所谓的“双体问题”，被借用来形容一对“学术夫妻”所面临的各种困惑。对此，同为力学家的陈十一一听就懂，他摆摆手说：“这在别人那里是problem，在我这儿不是问题；给你们俩一起解决，将来想跑都跑不了。”

与校长谈话后，系主任又领着他逛校园，喝咖啡。在此过程中，邓巍巍慢慢就下了回国的决心。同年11月，由全校教授代表组成的南科大学术委员会投票通过了邓巍巍的应聘申请。

邓巍巍的回国，遵循的是一套按照国际惯例招聘教授的流程。南科大材料科学与工程系主任程鑫介绍说，在他们学校，对于人才的招聘和考核，都是由教授和院系来主导的，学校的行政系统是为招聘服务的。一般而言，需要招人的院系会在全球物色人选，邀请对方来作学术报告，然后再评估，最后做出聘用决定。简单地说，选什么样的人才，由系里决定，最终拍板权则在由教授组成的全校学术委员会。他们系里看中的人才，也曾有过被学术委员会否定掉的例子。“一切都是学术说了算，没有裙带关系，没有暗箱操作。”

南科大人文科学中心主任陈跃红，曾长年在北大中文系任教，并先后担任过系副主任、主任。他表示，一般在国内传统名校，如果想招人，首先需要学校下发名额，有了指标，系里才能去物色人选。但苦于不能提供有国际竞争力的薪酬，他们也无法在全球范围内公开遴选人才。院系的聘人名单，还需要层层上报审批，在此过程中，往往不知道在哪个环节就因为学术以外的因素卡住、刷掉了。最终招进来的人，可能并不是学院真正需要的人才。

邓巍巍的回国并非是脑袋一热的冲动。除了对祖国的归属感以外，他对形势做了深入客观的分析：最近30年来，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预算都没有本质变化，多年维持在60亿美元的水平，完全赶不上通货膨胀；相比之下，同时期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NSFC）的预算增加了300倍，达到240亿元人民币，很快就要与美国持平。在此背景下，美国很多华裔教授都在谋求回国发展的机会，他自己也不例外。

回到南科大，邓巍巍通过竞争等所掌握的科研经费从过去的60万美元涨到了现在的150多万美元，因此能尝试做一些在美国不能或不敢申请的研究，作为系副主任，他可以亲身参与到一个全新专业的建设中去。邓巍巍对现状很满意。“在美国的生活是匀速直线运动，你会感觉时间是静止的；在南科大过的是一种加速度生活，你会看到事情每过一段时间就会有明显进展，而且，这种进展是你努力的结果，这会给你带来成就感。”他喜欢用力学术语来描述自己的生活和工作。

在南科大，除了像邓巍巍这样拿到国外终身教职后再回来的，更多的还是在学术上刚刚起步的国外大学的博士后、助教。

2012年，在美国做博士后研究的刘心元，看到南科大在《科学》杂志上登的招聘广告，心里一动。他在香港大学读博时的导师正好在南科大担任长期讲座教授。在导师劝说下，他考虑再三，选择了南科大。对此，他解释说，“当时，我作为一个什么头衔都没有的科研新人，如果回到国内一所传统重点高校，只能依附于某一位院士或‘大牛’，参与别人的项目，慢慢熬年资。但是在南科大，我却能立即拥有自己的实验室，独立开展研究。”

来到南科大后，刘心元共获得了900万人民币的科研启动经费。几年来，他先后入选深圳市“孔雀计划”与国家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在国际期刊上发表了一系列有分量的文章。目前，他已经从当初的助理教授晋升为教授。

在南科大，不管是刚出茅庐的博士后，还是已经拿到各种头衔的学术“大牛”，大家的起跑线都是平等的：只要你应聘进入到学校的教学科研序列，就会得到一笔不菲的启动经费，组织起自己的研究团队，独立展开科研。这就是南科大的“独立PI”制度。

由于深圳在财政上的大力支持，南科大设立了完善的制度，使得年轻的科学家们在事业刚起步时就不需要为资金而发愁。对此，南科大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郑春苗指出，需要警惕的是，年轻人因为有了过于良好的条件而成了温室里的花朵。“由于我们的资金充裕，很多人可能不需要去外面申请基金和项目就能展开研究，但这不是我们所鼓励的。因为申请国家项目和基金，本身就是一个竞争的过程。只有存在适度的压力与竞争，才会让人才更好地成长，否则就会死于平庸。”这一点，陈十一校长的说法非常形象，“做科研，年轻的同志要保持hungry，要有拼抢的意识。”为了促进这种饥饿感的形成，南科大做了特别多的制度安排，竞争性科研经费也从2012年的460万元，增加到2017年的7亿元，人均位于全国最前列。

要想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光有钱还不够。令南科大电子与电气工程系助理教授蹇林旎印象深刻的一个细节是，2013年年底，他来学校报到的第二天，去拜会系主任。在例行寒暄后，蹇林旎向其询问对自己即将开展的科研工作有何指示或要求。系主任的答复超出他的意料：“我们请你来，是基于对你的专业素养和工作能力的绝对信任，你享有充分的学术自主权，请你按照个人的兴趣开展工作，我将提供必要的协助。”

在南科大几年来，蹇林旎感到，这个答复不仅是系主任个人的态度，而且是全校所有行政人员的工作出发点。在南科大，各个岗位的工作人员从态度与认知上都实现了“行政服务于学术”。但必须认识到，招生招聘、学科规划、教学科研、经费募集、基础建设等等，任何一项都少不了行政部门的倾力配合。“行政”对于大学，尤其是南科大这样一所刚刚起步的大学来说，一支高效的行政队伍相当重要。

何佳清教授指导学生做实验

新型大学的使命

2015年1月，北大原副校长、北大工学院创院院长陈十一出任南科大第二任校长。“我到美国，问哈佛的校长，也问过MIT的校长，你的竞争对手是谁，他们的回答都是斯坦福。如果你非要我说出一所南科大目标型的大学，那就是斯坦福。在美国先有斯坦福，后有硅谷。而在这里，我们先有硅谷深圳，这就需要南科大充分集合中国硅谷的气质，建设学科。”陈十一这样说。

斯坦福更注重科研与产业、实业的结合。因此，南科大的新目标，实际上是要成为一所以理工医科为主的“小而全”的大学。陈十一校长表示，之所以要“全”，是因为学科的齐全可以激发产生更多的交叉学科。对此，多位受访者都表示，这样的调整更加符合深圳的城市定位。丁学良就认为，南科大地处深圳，应当积极利用地缘优势，与当地产业有更紧密的结合。

在基础研究和重大科研平台方面，南科大初步构建了理学院、工学院、生命与健康学院等学院和创新创业学院的学院系统，形成了“数理化天地生”的基础学系和一大批如材料、电子、航空、海洋为代表的应用交叉学系。而首次获得博士点的学科数学、物理、生物、力学都是非常基础的学科。

南科大围绕深圳战略性新兴产业，还建立了深圳首个以诺贝尔奖得主命名的研究院——格拉布斯研究院，成立了前沿交叉研究院、量子科学与工程研究院、深圳市第三代半导体研究院等。

长久以来，由于种种原因，作为中国的第一方阵城市，深圳的医疗水平与其经济实力严重不匹配，有人说还比不上内地一般的省会城市。而优质的医疗服务对于一地吸引高端人才至关重要。针对这一情况，南科大正在加紧筹建医学院，为深圳的医疗发展提供人才与技术储备。

对标斯坦福，意味着需要将学校的科研与实际产业需求相结合。陈十一就任校长以来，大力提倡“创知创新创业”。

2012年，斯坦福大学毕业的贺建奎加入南科大。生物学科班出身的他，一直心怀降低基因测序成本的理想。目前，科研与医疗机构中使用的基因测序仪都属于第二代机器，开机成本高且耗时较久，一次基因测序的成本就高达1000美元。

在国内，知识产权及科技成果的归属一直以来是困扰科研人员创业的一个大问题。为此，南科大创新了管理机制，实施开放的创业政策，允许教授每周有一天在校外从事成果转化工作，并明确教职工可以获得以职务发明成果及技术作价入股企业进行转化收益的70％。

有了学校的支持，贺建奎毫无顾虑地创办了瀚海基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历经数年攻关，完成了三代测序仪和配套试剂的研发，将基因测序费用降低到100美元。公司在起步阶段，得到的最大一笔投资，就是由校长陈十一帮忙联系介绍的。2018年，瀚海基因又完成2.18亿元的A轮融资，正计划大批量投产，将有望打破测序仪市场长期被外国公司垄断的局面。

为此，南科大允许贺建奎停薪留职，全力发展自己的事业。“南科大与其他高校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它鼓励教授创业，主动突破机制，让我们有足够的精力去创业。”贺建奎说。

在南科大，共有25家像瀚海基因一样由学校老师发起和主导的高科技项目公司，如赵予生教授团队研发的“超硬材料的纳米聚晶研发与产业化”项目，孙小卫教授团队研制的“X-LED先进照明与显示技术”项目，以及王海江教授团队研发的“车用燃料电池电堆技术研究及产业化”项目等，实现了科技成果市场价值近八亿元。

陈十一表示，我们创建这所大学，目的就在于在新时代扎根中国大地，借鉴世界一流大学的成功经验，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创造一流的研究成果。

南科大的目标是以理、工、医为主，兼具特色人文社会学科的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在南科大创建初期，就对人文社科学科的建设有所考虑。丁学良也表示，在理工科院校里办文科，这在国际上已有先例。例如，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就有非常出色的戏剧文学，香港科技大学的人文学科也在全球很有名。

陈跃红去年从北大来到南科大，开始着手人文科学中心的建设。目前学校已迅速办起了覆盖全校100多门的人文、社科和艺术教育课程，正在摸索一条人文教育的新道路。他强调说，南科大人文中心的出发点，是为全校理工科专业的学生们提供优质的人文教育，而非自己办一个中文系，招收本科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保证将最好的师资用于给全校学生上课，而不是用来发展自己的院系。”

陈跃红计划首先成立四个集研究、教学与实践功能为一体的工作室。这四个教研工作室的方向分别是经典深读和现代阐释、人文学术方法论与批判思维、研究性写作指导与提升、多媒体与跨学科。

为什么要有研究性写作？他解释说，现在学生的中文写作普遍较差，就算在目前国内的一流大学，也有很多人在写邮件、撰写实验报告、做项目设计、写毕业论文时，都没有文体意识，存在文章逻辑不清、表述不清等问题。“世界一流大学多数都有一门研究性写作的指导课程或者指导中心，我们把它做成一个工作室，主要是指向汉语的研究性写作指导和提升，以后会开设一系列的学术规范、写作规范、研究规范和指导帮助等相关课程，希望我们的学生在毕业的时候，既能写很好的英文，也能写很好的中文。”

“特色的人文研究，具体说就是推动人文与高科技和世界前沿学术相结合。”陈跃红说，“之所以要做这些，是因为一流理工科大学必须要有一流的人文教育。”陈跃红说。现在不少学校开展人文通识课，认为理工科学生只需接受些文科的熏陶就是所谓人文教育。“人文教育不是理工科的附属，不是打点营养针，上点营养课。通识教育本质是需要文理科双向的打通。”

“work hard, and then play hard”

2017年7月，有“学霸宿舍”绰号的南科大湖畔1栋519寝室，4人均收到多份来自英美名校的录取通知书，一时间成为校园里的大新闻。其中，化学系的李炳是2017届十佳毕业生，收到了英国剑桥大学和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博明顿分校的offer，最终，他选择了去剑桥深造。

远在剑桥的李炳向《中国新闻周刊》解释说，上高中时，他从新闻里听说了南科大，对该校新颖的办学理念心生好感。父母对他说，既然你想上这个学校，为什么不先去实地看一看呢？于是，2012年8月3日，还是高二学生的李炳在暑假里从山东来到深圳。在南科大校园里遇到了两名学生，在听了两位学长向他介绍的学校优势和劣势后，李炳便下定了报考南科大的决心。

“我填志愿时，高中老师并不是很认可，认为去一所刚成立没几年的新学校，风险太大，但我父母思想开明，比较支持我。他们认为，既然你今后想做科研，就不要考虑那么多别的。”李炳回忆说。李炳的心路历程是南科大众多学生的典型代表。陈跃红就表示，南科大的学生是一群独立、敢于开拓的年轻人，他们和南科大的老师们一起在创造历史。

考上南科大后，李炳感到自己的选择果然没错。学校的绝大多数老师都是海归，上专业课时，基本用的都是与哈佛、耶鲁等名校一样的英文原版教材，有的甚至要求直接读最新文献，课程的含金量非常高。不过，英文授课也给他带来了不小挑战，为了能听懂，他只好积极预习，查单词，背单词，花了一个月才渐渐适应。

李炳曾向考上了国内其他名牌大学的高中同学讲述他在南科大的经历，令大家羡慕不已。“我也曾逛过北大、清华，发现南科大的食堂、宿舍与教室的条件都不比他们差，有些方面比他们还好。南科大的实验室条件，要比很多内陆中等档次的985大学好得多。最重要的是，我们与大教授们的接触、交流非常密切，本科生就能进实验室，这一点，是国内其他高校都无法比拟的。”

李炳说的这一优势，是其本科生“2+2”“双导师制”的培养模式所带来的。在南科大，入学头两年不分专业，主要进行通识教育，到了大三，学生才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专业，并分配有学术导师。此外，学校给每一名学生都配备了生活导师，负责指导和解答学生在生活、学习上遇到的任何问题。生活导师同样由学校里的教授来担任。

刚一进校，学校分配给李炳的生活导师是化学系的千人计划专家刘重阳教授。刘重阳当时就告诉他，在南科大，本科生能拥有、接触到的各种资源与机会都很多，要把握住，才能对得起自己的选择。李炳牢记这句话，在大一下学期时就有计划地参与科研。他先跟着化学系的一位老师做了10个月的实验，但是发现自己并不是很喜欢这个方向。他把这一苦恼告诉生活导师，刘重阳说，“要不你来我们课题组再看看？”李炳跟着刘重阳做了一段时间后，很有兴趣，就这样定下了自己的专业与研究方向，刘重阳也成了他的学术导师。

快毕业时，李炳通过搜文献，发现在他的研究领域里，英国皇家科学院与英国医学科学院两院院士、剑桥大学的David Klenerman教授非常权威，便主动联系去剑桥读博。在面试时，他向Klenerman教授展示了他与导师刘重阳一起花一年时间做的一个扫描离子电导显微镜。对方表示，他的两个博士花了两年时间才做了一个类似的仪器，他不太相信一个本科生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就做出来。但在接下来的面试中，李炳谈了搭建该仪器中的一些具体核心问题，令对方非常信服，从而成功通过了面试。

“我特别感谢刘重阳老师。他身为一个大牌教授，能手把手、一对一地教我这么一个本科生做实验，这实在是太难得了！”李炳说，在剑桥，他现在只能每周或每两周见导师一次。但在南科大时，他一度每周会有一个工作日加上周末两天的时间都与导师待在一起，这种耳濡目染的熏陶，令他很早就学到了作为一名科学家所应具备的思维方式。

由于进校时不分专业，学生们是以“书院”为单位分配住宿和参与集体活动的，这也是南科大在借鉴西方名校书院制基础上的一个创新。李炳表示，“我虽然是化学系的，但研究方向是交叉学科，因此，有时候我遇到量子化学方面的一些问题，就会在晚上回到宿舍后请教室友。另外，我发现不同专业的人看问题的角度是不同的。和不同思考方式的人一起交流，也能开拓我的思路。”

南科大2014级学生黄荣芃进入南科大以来，寒暑假就很少回家了，要么留在学校做实验，要么去国外参加交换项目。她表示，在南科大的几年大学生活，要比高中忙碌紧张得多。

2018年3月一个普通夜晚的11点多，记者来到南科大科研楼，发现整个大楼有一大半的房间灯都亮着。走进材料系的一间实验室，里面有3个本科生与两个博士生还在忙着做实验。

材料系主任程鑫对此一点都不意外，他很冷静地指出：美国真正的精英学生都是非常刻苦的。在哈佛、耶鲁等名校，学生熬夜学习、做科研，是普遍现象。相比国外一流大学，南科大学生的勤奋刻苦不是过了头，而是仍有差距。

在“南方科技大学百度贴吧”里，南科大材料系副教授唐斌发表过一篇“写给新生的一些建议”。他在帖子里就直言，南科大的学习任务是繁重的，这一点可能是最需要新生们适应的。与国内有些大学“严进宽出”，考上名校就可以躺着混日子不同，唐斌提醒新生：“在南科大，如果你希望有悠闲的大学生活的话，死了这条心。高强度的学习和科研，必然应该成为你四年大学的主旋律。 work hard, work hard, and then play hard。如果你觉得苦，可以参考加州理工的学生们，一度加州理工的本科生每年会有二成左右被淘汰、转校或者辍学，因为无法适应高强度的生活。”

南科大滑板社的学生

“没有好的体制，资源再多也会被浪费掉”

在南科大，不仅学生学业繁忙，老师与工作人员更是拼命三郎。招生办主任赵红军表示，从中科大来到南科大这7年来，最大的变化就是没有周末。

3月31日星期六，在北京十一学校举行的南科大北京招生宣讲会上，来了包括学校副校长、总务长鲁春和“千人计划”学者郑焰在内的共6名老师，相比南科大在其他地区的招生宣讲，派出人员的阵容堪称重量级。对此，鲁春解释说，北京是全国的教育高地，名牌高校众多，再加上地域因素，使得南科大在北京地区的招生最为艰难，因此校方也最为重视。“两年前，我们来北京做宣讲会，6名老师上了台往下面一看，只有两名家长。今天的会场基本坐满了，大概有200名家长，这说明南科大在北京地区的认可度与知名度在不断提高。对于一所新学校来说，能够在北京成功招生，就是学校实力的最好证明。”

身为学校副校长、总务长与讲席教授，鲁春自2015年到南科大以来，每年都要回他的老家北京参与招生工作。招生工作是每位教授的公共服务，教授亲自到招生一线去宣讲这个特色与传统，是由南科大独特的招生方式所决定的。

南科大的招生采取“631”模式，即高考成绩占60％，南科大组织的机考与面试成绩占30％，高中学业成绩占10％。由于是独立招生，考生需要在高考之前先进入到南科大的报名系统进行报名并提交报名材料，这样，在高考之后，才能有资格参加学校组织的机试和面试，参加选拔。传统名校的自主招生天然就受万众瞩目，无需担心知名度。而南科大作为一所新学校，如果不是教授亲自到中学宣讲，可能很多埋头复习的考生根本不知道。

在南科大刚招生的头一两年，虽然也有支持力度很大的城市和重点中学，但在一些稍微偏远的中学，很多大牌教授还是吃了闭门羹，连大门都进不去。有时他们只能在学校门口支个易拉宝，见到从里面走出来的学生就分发南科大的宣传册。

刚来南科大一年多的陈跃红，也加入到一线宣讲队伍中来。他曾经是北大自主招生专家委员会委员，有时，在南科大招生受挫的地区，学校就会请陈跃红过去“破冰”。对此，陈跃红表示，因为不能干扰教授们的日常科研教学，招生都在周末进行。一到周末，教授们常常需要赶“红眼航班”，在全国“打飞的”赶场。

虽然非常辛苦，但陈跃红却非常开心。很多教授也和他有一样的感受。他解释说，“‘得天下英才而育之’，对于一所大学来说，这是最重要的。教授可以亲自参与到选学生的过程中去，这件事本身就很有意义，也有成就感。而且，在宣讲的过程中，教授们也再次加深了对南科大精神的理解与认同，凝聚了团队。在南科大，无论是学生还是老师，都有一种共同的精神风貌，他们独立、有激情、富于冒险精神。”

丁学良也表示，要办一所世界高水平的大学，一要资源，二要制度，这其中，制度是最根本的。“有好的制度，才能吸引来资源，没有好的体制，资源再多也会被浪费掉。”

邓巍巍说：“回国前，我在中国生活了25年，在美国生活了15年，因此，我对中国国情很熟悉，回来时也做好了心理准备。但是在南科大，我意外地发现，情况比我预期的要好得多，我已经很满意了。”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中国新闻周刊”，作者为《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钱炜，图/受访者提供（除署名外），本文首发于总第855期《中国新闻周刊》。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芥末堆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