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的引进就像是在几百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支起了一顶遮阳伞”，非云的邻居刘雨说。这使二中分校周边七八个小区数万户家庭曝露在焦渴中。

三十出头的甘肃人非云在北京读书工作，近十年前，她和丈夫新婚，购置了朝阳区国美第一城的二居室。如今女儿已经上小学二年级，房价也从开盘时的每平米5000元跃升至五六万元。地铁6号线的开通更让这一片区如市中心般繁华。

唯一的不足是教育资源的匮乏。国美第一城对口初中是八里庄三中，排名全区倒数。

十年前开始，就有业主开始给教委写信要求配套优质学校。三年来，小区以北一千米外，一座灰色的学校建筑群终于拔地而起。

这是全市排名前列的北京二中的朝阳区分校（下称二中分校），一所优质公办中学，2018年秋开学。非云每天上班都会路过那里。在她眼里，学校宏伟、高端——主建筑上立着仿古的深灰色双坡屋顶，飞檐四起，屋脊上立着神兽。教学楼灰色的墙面上嵌暗紫色的窗户，操场宽阔。

根据就近入学原则，非云觉得女儿在这里上学几成必然。随之而来的，是房产的增值。过去两年，房产中介就开始打着二中分校学区房的牌子，售卖国美小区的房子。

但招生信息录入刚开始的某天夜里，一张截图在小区“业主群”“妈妈群”里流传，图片中，朝阳区教委的网站显示，“国美第一城”的对口划片中学，依然只有八里庄三中。而与国美一路之隔的北边三个小区，姚家园新村、金隅凤麟洲、逸翠园，单校直升二中分校。

疑惑瞬时被愤怒代替，像火山喷发，席卷这个拥有7000住户的小区。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附近的几个小区，华纺易城、罗马嘉园乃至朝阳北路以南的天鹅湾小区。这些小区分布在国美小区南边，距二中分校1-2公里之间，但划片学校中都没有二中分校。

“学区决定了孩子未来的通路，今后中高考就要靠孩子了，但小升初没走好是家长的责任。”一位家长说。

初夏的北京炎热早早来袭。顶着烈阳和内心的躁热，几个小区的业主们纷纷出动，为一个更公平透明的学区划分办法奔走。

一场保卫战就此打响。非云身列其中。

业主粘贴在天鹅湾小区内的公告。受访者供图

千万房产所有者的焦虑

朝阳家长自嘲，朝阳区没有学区房概念——因为没有好学校。确切说，和东西城区、海淀区相比，朝阳区基础教育阶段的好学校屈指可数。“二中的引进就像是在几百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支起了一顶遮阳伞”，非云的邻居刘雨说。这使二中分校周边七八个小区数万户家庭曝露在焦渴中。

最早关注和行动的是四五年级的家长，他们的孩子即将面临小升初。还有一部分活跃的业主是幼童家长，政策的变化让他们对未来产生恐惧。

国美小区多年来一直单校划片八里庄三中。但这个小区最后真正进入这所学校的孩子寥寥无几。多数家长早在派位前给孩子谋划好出路，择校、回老家，甚至移民。

业主陈波刚开始没太在意，后来发现八里庄三中又差又远，瞬间焦虑，“之前国美的物业这么操蛋都忍着，孩子的事忍不了！”他说，如果要上八里庄三中，想都不用想就去国际学校，“八里庄三中是全区排名靠后的学校，孩子去了影响他自信，是心理阴影”。

“有办法的话一定择校。哪怕要卖房子。”另一位家长说。

作为一所新建的分校，二中分校也并不是家长们最理想的选择。

但对几年后才有升学需求的家长而言，择校的窗口正在一扇扇关上。天鹅湾业主妈妈苏梅说，原本可能有百分之二三十的学生去朝阳区排名靠前的公办初中参加“点招”，包括特长生和寄宿生（备注：名义上是寄宿生，可以不走电脑派位，但不是真的住宿），但有政策说，到2020年，这些办法都要相继取消。

“这样原本我们还可以想想办法去上个陈经纶什么的，现在这些取消之后，就真的没办法了，形势很严峻”，苏梅说。

42岁的方晴也是天鹅湾的业主，两个孩子的妈妈。她在海淀区一家科技公司上班，2013年，大儿子考到朝阳区星河实验小学，为了老二也能在这里上学，2015年她卖了海淀的房子，搬到可以直升小学的天鹅湾小区。这所小学在朝阳排名靠前。但几年后，小升初的焦虑再次侵袭。

方晴的儿子今年上五年级，一年级时班上有36个人，如今走了7个，“有的回原籍了，下学期还要走四个；两个择校提前去北京中学；一个家里换房去海淀、西城了；一个去加拿大移民了”。

“我跟老公说，老大明年可能还有考试择校的机会，等老二小升初那年能去二中分校就谢天谢地了。几年后可能90%都是派位入学了”。二中分校是他们能接受的最后妥协。

此前，2005年开盘的天鹅湾划片日坛实验，2004年开盘的国美划片八里庄三中，2005年的逸翠园和2007年的金隅凤麟洲划片九十七中、八里庄三中、润丰中学和华中师大第一附属中学朝阳学校（据业主2017年查询教委网上系统所得），除了华师一附朝阳学校，这几所都是朝阳区排名中下游的中学。“哐，2018年二中分校出来后，前两者没有变化，但后两者突然转变为直升二中分校”，国美业主杨杰说。

在业主们看来，这种不公平的变化，是他们愤怒的根源。

“不患贫而患不均。”方晴说。

“一个片区内划片种类很多，单校的，多校的，后来又有单改多的，有二中的没二中的”，一位国美业主说，看起来划片的随意性太大，在国家推动多校划片政策的背景下，还有单校划片是“一种倒退”。

几乎在一个月内，这种学区划分的不均就导致了房价的差距。

最新的小升初划片政策把这一片区划分成“路北”和“路南”。路北的小区直升二中，成了实质上的“学区房”。政策落地不足一月，中介露骨地打出宣传口号，售卖路北小区——“唯一直升二中，朝青版块最优质教育资源”。天鹅湾小区的一个妈妈接到了中介的推销电话，劝她换房。

非云看到，群里已经有坐不住的家长买了逸翠园的房，总价近千万的房子，和一个月前相比，“多花了80-100万”。这个案例在业主群里流传，不止一次被提起。

房价成了把更多业主凝聚起来的现实原因——保卫学区，就是保卫房价。

十几年前，北京人赵叔和发小一起各自在天鹅湾买了个三居室。两人的孩子都在读小学三年级。赵叔平日里独来独往，很少参与社区事务。5月初的一天，发小把赵叔拉进“天鹅湾业主争取二中群”。

最开始他只是个旁观者，不相信仅凭业主们的力量能撼动政策。但5月9日，赵叔坐在办公室里，看到一张照片，是一个穿橙色衣服的四五岁小男孩，在和大人一起为争取二中努力。这张照片打动了他。后来，他成为去教委谈判的业主代表，并主动当上“天鹅湾业主争取二中群”的群主。

新落成的二中分校，即将在2018年秋首次开学。盛梦露 摄

女士能顶半边天

让赵叔印象深刻的是，在这次保卫战中，他的女邻居们“智勇双全”。

5月10日早上，一些天鹅湾的业主代表到朝阳区教委谈判，赵叔发现，跟他一起去的都是女业主，他见到一个孩子同学的爸爸，想拉他一起进去，结果“他走了两步，看了保安一眼，退回去了”。最后，他和其余5个女业主坐在谈判桌前。

国美业主杨杰给出同样描述，“国美的女邻居反应机敏，挑起多半天”。

在天鹅湾业主第二次跟教委谈的时候，见对方态度强硬，女业主们用了恳请的策略。“她们就说，‘您就给我们二中吧，看我们多可怜啊’”，赵叔回忆，对方是一个教委的科长，50岁左右的男人，“他说，‘我也希望你们分到二中，但不行啊’”。

跟教委谈完后，国美的女业主刘雨去给孩子考察了国际学校，晚上回到家后，这个媒体人肚子里憋了一股写作的冲动。她坐到电脑前，一鼓作气写完一篇千字长文《你们拼爹就好了，朝阳家长为了孩子还得拼命》。

她写道，现在的教育，都是“真枪实弹的家庭战争”。

刘雨把这篇文章发在各个群里，引发了共鸣。第二天，东城区的家长也开始转发。

看到自己的邻居们空前团结地为孩子的教育争取，她第一次为身在这个社区感到自豪。

第一波谈判后，几个小区的业主们有了暂时的“胜利”，教委给出新的划片方案——由单校改为多校，天鹅湾除外，国美等四个小区的对口中学里加入了二中分校。

国美的划片学校是“润丰中学、二中分校、九十七中”；天鹅湾的划片学校是“日坛实验、芳草地甘露园分校、80管分汇星校区、润丰中学”。

“看似是胜利了，实际更糟”，非云说，因为润丰中学是九年一贯制学校，能用于派位的名额不多；二中分校仍是路北三个小区的直升校，留给路南四个小区的名额也会很少；最后大多数国美的孩子只能去九十七中，但这是一所业主决不能接受的学校。类似的，日坛实验也是天鹅湾业主拒绝的学校。

家长们曾经自发去九十七中考察，他们发现，九十七中环境糟糕，“他们门口的标语打的是‘不让任何一个孩子辍学’”“房顶是彩钢板，感觉像临时建筑。学校边上曾经是块坟地，学校就在城中村村口”。

“西城家长焦虑的是选哪个学校好，我们是焦虑怎么才能不进差学校。”一位国美家长说。他们中的很多人靠个人努力，来到北京读书，就此扎根，“最后，我的孩子可能会去读一个打工子弟学校。”天鹅湾的一位家长说。

抗争仍要继续。

教委要求，新的划片方案需要小区的多数业主签字同意通过方可生效。这成了业主们的重要战场。

签字流程开始后，国美小区各栋楼房的单元门上出现一些A4纸，建议业主签“同意二中和润丰，不同意九十七”。上面写着，“只要大家齐心协力统一意见我们的孩子就不会被划到一所农民工子弟学校上初中”。

这段话出自非云之手。非云在一家互联网媒体工作，她发挥了自己的特长，总结信息，在各个群里转发。

她坚持负责信息的传播，晚上遛弯的时候和不认识的邻居聊，“你们知道签名吗？”一个周六下午三点，非云请别人帮忙送小孩上课，特地去负责收集签名的居委会观察了一个多小时。“那段时间里有一二百人去签字，多数人知道这个事，签不同意的占绝大多数”，她感觉自己的努力没有白费。

妈妈们的个性优势在这个时候凸显出来。“妈妈爱讲，喜欢帮助人，明显妈妈们对宣传有很大作用”，非云说。

为了体现划片日坛实验的不合理，天鹅湾的业主提出一点，学校“路途遥远”，与国家规定的“就近入学”违背。

5月18日，苏梅穿着蓝衣蓝帽，骑摩拜单车从日坛实验回天鹅湾，一路上拿手机做了直播。大约5公里露出，她骑了24分钟，一路上遇到了狗，占道的汽车，跨越两条城市主干道，一条铁路。直播有一百多邻居观看。同一天，赵叔骑车模拟了上学路，回来后写了一篇公号文章，他特意数了一路上占道的汽车，有54辆。

此外，妈妈们展现出信息搜集和政策梳理能力，从条文、依据、逻辑中寻找学区划分的不合理漏洞。

国美的陈女士语速飞快地对《后窗》说，面对路北小区为何直升二中分校的疑问，教委的解释是，在主干道围成的“井”字内，那几个小区只有二中分校一所中学，所以也是多校划片，只不过只有一所学校。“但根据《中小学办学标准》和2016年教育部的文件，没有‘井’字论一说”。

苏梅则分析，二中分校不是和路北几个小区配套建的，它们却能直升，这是在人为制造学区房。“教委给的解释说把二中分校多校划片给国美是把学位借给国美，但这无法让人信服，“如果说学位的话，八里庄三中肯定是够的，为何国美最后可以多校划片二中而天鹅湾不能？”。

此外，苏梅说，这附近有一条铁路，在铁路以东的小区中，离日坛实验更近的都没有划到日坛，跳过了一片社区的天鹅湾反而划到了日坛，“为什么？”

最后，唐嫣发现，同样从单校改为多校并纳入二中分校的另一个小区罗马嘉园，属于八里庄街道，而天鹅湾、国美都是平房街道，为何跨街道也可以分到二中分校，而同街道的天鹅湾分不到？教委给的解释是，依据的是街区概念而非街道。“街区的概念又从哪里来呢？”唐嫣问。

这些问题都还没有答案。

唐嫣是南方人，一路考上重点中学、重点大学，最后在北京安家，有了1岁半的宝宝。她在一家公益组织工作，平日的工作就是推动社会部门的发展。为了弄清街区的界定，她和邻居一起到教委和规划委申请信息公开。“我是第一次为个人的事做政府信息公开”，“我很佩服我的邻居们，这些都是我日常工作的思维，而他们完全是在凭公民意识在做”。

业主制作的各小区位置示意图。受访者供图

组织的分化

最初的抗争行动过去半个多月，两个“天鹅湾雅筑争取二中群”里，意见出现了分化。

“感觉有人在造谣”，赵叔说，他观察了几天，发现群里有个叫王旭构的人，在群里说，天鹅湾已经划入二中分校了，“他在群里面搞分裂报假消息，很可疑”。唐嫣也说，“那天苏梅搞直播，王旭构就在下面回说，‘这太感性了，要讲理呀’，我就觉得怪怪的，感觉不像是站在我们这边儿的”。最早的群主当时已经退出了，赵叔主动去商量，让新的群主把位置让给自己。

刚成为群主，赵叔艾特了王旭构，让他两个小时之内说出自己是哪里的业主，不然就把他踢掉。对方含糊其辞，赵叔最后还是把他给踢了。

“群主很威严的，也是官儿啊，上任抓特务”，苏梅打趣赵叔。

最早的群主是李先生。他在天鹅湾业主里是个活跃分子，早先积极参与成立业委会的事务。这次抗争中，以他为代表的一些人坚持只用信访的书面沟通方式跟教委、乡政府对话。在单校划片改为多校后，他觉得任务达成，退出了。原本支持他的一部分人还在坚持反映问题。

赵叔对他表示怀疑。“是他把居委会书记拉进群里来的。说明李先生跟他们走得近，或许是一种优势，但走得多近不好说，不知道他是站在哪边。有时候他在群里说话我不爱听，说什么乡政府教委也不容易”。

观念接近的赵叔、唐嫣、苏梅等几个人独自分离出去，建了一个小群，叫“文案组”，专门讨论政策漏洞，梳理和发布资料，和教委谈判，联系媒体等等。赵叔的职业是记者，唐嫣在公益组织供职，苏梅的专业则是审计。文案组里的律师李戡说，“我们这几个人思路不同了，我们更希望能够主动的去探究情况，而不是依附于信访这个系统来求他们沟通，我们更希望独立思考”。

在国美，这种分化显得更隐蔽。杨杰发现，一个之前积极参与的家长于大姐现在打电话都不接了；而非云发现那些宣传签名注意事项的纸片后来不知被谁撕了。

有人退出了，有人直接在路北买了房，更多的人在考虑搬离。

赵叔常常也会有挫败感。他发现，在群里找人帮忙不是那么容易。自己像是在孤军奋战，“总有人搭便车。”

妻子知道他的脾气，不支持也不反对，但提醒他“出头会影响孩子”。赵叔说，在教委谈判当代表的时候，对方要求登记孩子的姓名，他犹豫了。但当他看到自己孩子和小伙伴在小区里玩耍，他又恢复了信心。

“我想，若干年后，当他们被安排到路途遥远的中学时，我是告诉他们要认命，还是为自己当年的退却而感到愧疚呢？”他在朋友圈里写道。

持久战

一个半月过去，家长和教委的博弈陷入僵局。

最近一次与国美业主座谈时，教委表示，路北的小区业主在2017年6月30日之后取得房产证的，也参与多校划片。但这个口头承诺一直没有落到纸上。而在天鹅湾，签名仍在进行中，二中分校仍无望纳入划片。

国美业主杨杰说，教委“态度温和，但一步不让”。

“让政府改变态度是很难的一件事”，赵叔对此深有体会。过去两年他都在跟交警打官司，为了两张不合理的停车罚单，400元罚款。今年3月，二审结果下来，赵叔赢了。“坚持两年，因为觉得这是公民的责任，应该去争取，为自己，也不只是为自己”。

“错了你得改过来”，赵叔说。

他回忆，“一次座谈中，教委的人上来就说，说实话，这么多年天鹅湾就没有一个孩子去日坛实验的”。这是因为这些业主们“多少有些资本和关系”，早早各显神通把孩子安排好了。

有业主回应，“这背后家长受了多少苦？”

“不行就只能往西边走了”，方晴说，择校的一个办法是卖房子换去教育资源更优质的西城区、海淀区，“但现在150平米的房子最多只能换那边六七十平米的，要住四口人加上老人。孩子长大以后大概率还是普通人，要牺牲一家人的生活品质，不甘心”。

另一条路是让孩子读民办学校。方晴计划给大儿子去争取海淀或朝阳区的民办学校。学费5到10万一年。“但据说将来民办招生也要限制区域”。

无法付出高昂代价的家长，只能“拼娃”。

非云所写的倡导，被热心业主自发打印并粘贴在国美小区的各个单元门口。受访者供图

赵叔的妈妈一直劝他去西城住小房子，让孙子去读西城的学校。“西城区房价是天文数字，一千多万只能买几十平米，我怕折腾”，赵叔说，另一方面，他相信只要孩子足够优秀，不怕没有好学校收。“以前是兴趣主导，现在我给孩子说的很功利，‘现在情况不乐观，希望你去拼一拼了’。争取考四中的篮球特长生，另外英语培养成特长，出奇制胜，给他出本书。”

方晴也无奈地停掉了儿子的棒球课，给他报了语文和信息的课外班。儿子12岁，今年五年级，不到一年长了15斤：“为了小升初，棒球打的少了，睡眠少了，上课做题多了”。

她把参与保卫学区房行动的照片给儿子看，“为了给你争取一个保底的好学校也是拼了”。儿子懵懂地知道上学不容易，跟她说，“接下来的考试都给我报名”。方晴计划，这个暑假除了一周休息，剩下的时间都要学习。

儿子同意了。他这么乖巧，方晴感到心酸。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业主皆为化名）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后窗工作室”，作者盛梦露，编辑王珊。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芥末堆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