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的滴滴顺风车案件，在网上引发了网约车、顺风车、出租车的司机素质和安全性对比的大讨论，让我想起全世界难度最高的考试之一：伦敦出租车司机考试。

所有去过伦敦的人，应该都对伦敦黑色复古的出租车印象深刻，也会对伦敦出租车司机的绅士风度和专业素养充满好感。要知道，取得一张伦敦的出租车司机执照，难度之高是超出想象的。著名的调查记者王克勤老师曾经得出过一个结论：伦敦出租车司机的考试难度，相当于最难的律师资格考试。

上世纪30年代、60年代和现在的伦敦出租车

大体来说，伦敦出租车司机需要经过四个级别的考试。想通过考试，你需要熟记伦敦320条常用路线，包含640个1/4英里的区域。需要熟记以特拉法特加广场为圆心，6英里为半径的2500多条街道，需要熟记每一个名胜古迹、酒店、警察局，甚至还要记住每一个理发店、冷饮店、瓷器店等等几乎看不到招牌的店铺，还要随时掌握这些店铺新开张和倒闭的情况。

在伊斯灵顿考试学校，应试者为了应对口语考试，参加诸如“伦敦西南部的拐角”等培训课程，与伙伴们一起背诵街道、桥梁的名称和位置。

而这些，还只是一级的考试。到了四级考试，区域就从伦敦市中心一直拓展到了外伦敦，数据也是指数级的增长。

想要通过伦敦出租车执照的考试，平均需要准备四年的时间。而根据数据显示，报考伦敦出租车考试的人员里，每五人中只有一人能够最终通过考试—这相当于美国海豹突击队的选拔通过率。

为了顺利通过考试，许多申请者骑自行车或摩托车走街串巷，累积实战经验。（图片来自Bloomberg）

如果你问伦敦的出租车司机，既然已经有现代高科技的种种GPS设备了，为什么还要经历如此“反人类”的测试，他们往往会回答你说：“这是我们国家的传统”。

但是，自从2012年Uber在英国获得营运资质之后，这个国家的传统开始面临巨大的挑战。Uber司机不需要经历那么严苛的考试，而是充分借助各种科技手段，就可以实现媲美传统出租车司机的服务质量。这让很多人开始反思，在科技手段如此发达的今天，还沿用一百年前的指标来进行考核，究竟是不是一种对人的浪费？

Uber

20世纪50年代，经济学家安东尼·唐斯(Anthony Downs)就提醒我们说：很多时候，我们为了记住知识多付出的努力，超出了获取知识所得到的优势。

前段时间看了一本书，William Poundstone的《Head in the Cloud》(湛庐出版社翻译为《知识大迁移》)，书中谈到了这个话题，又一次刷新了我的认知。

「知识大迁移」

我曾经是一个坚定的工具至上的人，我信奉中国古话说的：“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我们不需要让学生死记硬背课本里的知识点—不需要让学生们记住每一个国家的首都在哪里，而是应该教会他们如何使用地图。

哲学家泰纳说：

泰纳（1828-1893）

“教科书只能充当字典，可以进行查阅，而把他们长久地放在脑子里没有任何用处。”

我们需要传递给学生比知识点更重要更有价值的东西，未来社会属于擅于运用一切工具的人。“每一项知识点的传授，只不过是给无用的教育之墙上又增加了一块砖头而已”。

事实上，信息时代各种工具的发展，也已经影响了我们的认知方式。哥伦比亚大学的BetsySparrow教授及其同事在science上发表了一篇题为“Google效应对记忆的影响：查找资讯的便利对认知的影响”（Google  Effectson Memory:Cognitive Consequences of Having Information at Our Fingertips）的文章，谈论了“Google效应”对我们造成的影响：当人们知道可以在搜索引擎中随时找到这些信息的时候，我们对信息本身的记忆能力会严重下降。相反，会加强“获得信息的方法”的记忆。

“毫无疑问的，我们学习方式将会随之改变”，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的心理学家RoddyRoediger说，“既然我们可以再找到这些信息为什么还有记住的必要呢？在某种意义上，有了Google和其他搜索引擎，我们可以把记忆转到机器中去。”

所以现在硅谷流行一句话：这个世界不会再为你知道什么而买单，Google知道一切。

我曾经对这些理论推崇备至。但是，在我们调研Common Core这几个月的时间里，我对自己的想法有了一些反思。“千禧一代掌握了获取知识的新方法，却并不知道知识本身”这件事，究竟有什么样的隐患？

《知识大迁移》的作者提出了“元无知”的概念，意思是一个人无法意识到自己无知的状态，不知道自己不知道。元无知状态的人，提供给他工具也无法使用，打开浏览器都不知道在搜索栏里搜索什么内容。

书中举了一个例子：

1995年4月19日的一个中午，一个劫匪在光天化日之下抢劫了匹兹堡的两家银行，抢劫之后短短一个多小时，劫匪就在家中被抓获，因为两家银行的摄像头清晰拍下了劫匪的模样。在被抓获的那一刻，劫匪还无法相信自己居然会落网—因为他在脸上擦了柠檬汁，他认为擦了柠檬汁之后，他在摄像头面前就隐形了。

这个劫匪也因此跻身世界上最笨的罪犯之一，被载入了1996年的《世界年鉴》。《Head in the Cloud》里评论说：最缺乏知识和技能的人反而最无法认知自己的这种缺陷。这一现象后来被称为“达克效应”。

“A Fish Called Wanda”的主演John Cleese 在一段超多转发的YouTube视频里简明扼要地对达克效应做了通俗的解释：

John Cleese

“如果你非常、非常愚蠢，你怎么可能意识到自己非常、非常愚蠢呢？你必须有着相当的智力才能意识到自己有多么蠢……”

避免进入“元无知”的状态，我们需要有一个共同的文化参照点，一个基本的认知标准，也只有这样才能够让我们有能力持续学习，才能够提高沟通的便利性和丰富性，才能让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协作成为可能，但同时又不致因此而荒废了对能力的培养。借用刘瑜老师那本《观念的水位》的书名，我暂且称之为“认知的水位”，在水位之上，与他人协作、自我成长、终身学习等等才能成为可能。

而且，在《知识大迁移》这本书里，作者通过一套严谨的统计方法，得出了一系列的相关性结论，比如：知识的广度跟收入和幸福指数是正相关的，就算排除了正规教育年限和年龄因素，知识红利论断也常常站得住脚。求知有着现实价值，它不只意味着文凭，也不只意味着在大学里建立的人际关系，它更意味着在无知的世界里成为赢家。知识水平是收入水平的重要预测因素，知识渊博的人，哪怕在教育和年龄不变的条件下，赚的钱仍然更多，对生活的满意度也更高。

而达不到认知的水位，则会扭曲人们构建世界的心智地图。这些曲解会影响到人们在私人领域和公众领域的选择、行为和观点。

如何在知识点的掌握和能力的培养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变成了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

我认为，美国2010年出台的Common Core State  Standard（简称Common Core 或CCSS），正是基于这样的出发点而制定的。

标准中，对于幼儿园到12年级，每一个年级的数学（Mathmetics）、英文语言（English Language  Art）制定了标准。

教育部门宣布，制定统一标准的目的，是“为所有的美国学生升入大学和未来的职业生涯做好准备”。 从此，美国的教育不再是各州各自为政，各州的教学内容有了统一的标准。

Common Core希望制定一套统一的详细的标准，在知识性和方法论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当然这是一件野心非常大的计划。所以我们看到在Common Core的标准里，既规定了认知的标准，同时又制定了批判性思维能力(critical-thinking)、解决问题的能力(problem-solving)、以及分析能力(analytical skills)的具体要求。

以语文教学为例，CCSS不断强调的一点就是：学生们不仅要提高“故事类／小说类书籍”(fiction) 的阅读能力，也要提高“非虚构类书籍”（nonfiction）的阅读能力。

ACT（American College Testing 美国大学考试）的研究人员表示：“做好了上大学准备的学生，与没有做好准备的学生，他们之间最明显的区别就是——理解复杂文章的能力。”

所以美国本土的主流语文教材，随着级别的增长，虚构类和非虚构类的阅读内容，都是按照CCSS标准不断调整比例，在达到通识内容普及的同时，着重提高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努力培养每一个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

避免“元无知”的同时，给学生提供更多有价值的教育内容和形式，是Common Core致力达成的目标，毕竟，“有一样东西你没法上谷歌搜索，那就是你不知道自己应该搜索什么。”

本文转自埃尔特，作者张释文。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芥末堆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