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女生在表演话剧

芥末堆 知风 7月12日

2016年5月25日，在中国音乐学院国音堂，建校26年的安慧里中心小学举行更名仪式，正式更名为“中国音乐学院附属北京实验学校”（下称国音实验）。

这一天，孟夏校长难掩内心的激动。2009年来校任职的他，一步步见证了小学从仅有一个孤零零的校民乐团，变成了国内顶尖艺术高校旗下、包含九年一贯制艺术教育的特色校。

与中国音乐学院结缘，既得益于偶然的机遇，也是某种必然的结果。2014年借“高参小”政策的东风，国音实验和高校拉上了手；而学校几年来在育人文化、课程建设、教师队伍等各方面发展，则在根本上造就了这一契机。

高高在上的金字招牌，光鲜背后也有难处

1994年，国音实验成立了校民乐团。乐团拥有所有的民族器乐声部，在各级各类比赛中更是获奖无数：全国器乐大赛展演一等奖四连冠，北京金帆艺术大赛一等奖十二连冠。2004年，北京市教委将它命名为“北京市学生金帆艺术团”，它也成了国音实验的“金字招牌”。

“北京重点中学的乐队里面都有我们孩子的身影。”孟夏略带自豪地说。

孟夏校长

如何依托乐团的不菲成绩，促进整个学校的艺术教育？孟夏感到，这一任务就像金字招牌般沉甸甸。因为原先的金帆民乐团，有些游离于学校教学之外的味道。

学校仅有一支近100个学生的民乐团，对艺术教育来说远远不够，多数学生无法参与其中。走“精英教育”还是“普惠教育”路线，是国音实验深层次的教育矛盾。

指导专家进校时，处境则略显尴尬。许多专家不仅感受不到认同感与尊重，甚至被质疑是来学校赚钱的。实际上，进校的补助只有百元，而在外一场演出费，轻易就能过千元。

对老师来说，民乐团的各种练习、演出、比赛占用了大量的时间，落下的文化课只能由教师额外抽时间再补，打乱了教学秩序，而老师的待遇也没有随工作的加大而得到提升。不少老师直接发问：“这个乐团对我们学校究竟有什么意义？”

部分学生甚至没有看过民乐团的演出，只知道金帆民乐团的存在，仅此而已。况且，并非每人都喜欢民乐，其他方面的兴趣爱好，也需要发展空间和展示平台。

此外，民乐团参赛时，会请作曲家量身定做曲目。但这些乐曲在比赛后就被束之高阁。“我问后来的孩子们，这些作品会弹吗？‘不会’。乐团每年换新人，几年之后，孩子对当年哥哥姐姐的作品完全没有认知，教育就无法传承了。”孟夏感叹道。

金帆民乐团更像是国音实验的一个点缀。这种种问题，孟夏之前从未切身感受过。基于此，他开始着手改革。

让艺术社团成为孕育课程的土壤

任何改革，最难改变的是人的思想。孟夏认为，艺术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坚定了艺术教育特色的信念后，孟夏向全体教师强调：“我们是用艺术来办教育，而不是为艺术而办教育。”

改革从社团建设开始。三十多个“普及型社团”如雨后春笋般破土，并在普及的基础上，重点发展出了民乐、国画、软笔书法、围棋、民族舞蹈、戏剧六大精品社团。

丰富的社团不仅满足了每位学生的需求，更重要的是为课程提供了一个延展的平台。

原有的艺术教育游离于课程教学之外，只是部分学生课余生活的补充。国音实验构建了三级课程体系，挖掘出国家课程、地方课程中的艺术教育因素，比如将语文课本改编为戏剧；并按照学生多元的发展需求，开发校本课程。艺术教育慢慢从一个点缀，走向了体系化。

在自主开发的校本剧中，学生自己购置服装，自己化妆，自己设计舞台和道具。根据小学语文三年级教材改编的课本剧《检阅》，入选意大利国际儿童电影节最佳影片；学生民乐团生活启发创作的校园剧《承蒙花开》，获得了亚洲电视艺术家协会金海棠奖。

戏剧服装、道具、舞台均由学生自己设计

“我更开心的是又找到了一种学习方式。作品中的人物，可以在孩子的生命中站立起来。”孟夏笑道。

在他看来，身处信息化时代，所学的内容只有是多元的，才能满足未来社会的需要。而传统的应试教育，给了学生太多的负担：

“小学数学考试95分和97分有区别吗？真的没有。但为什么我们为了提高那两分，让孩子把大量的时间花在做题上呢？让他多元发展，知识才能螺旋上升。”

为了让优秀的作品得以传承，金帆民乐团的历年参赛作品被妥善整理。老师在课堂教学时加以介绍，并利用校园广播在课间播发给学生听，以培育整个学校的艺术文化。

把课程交给老师，把课堂还给学生

国音实验的发展逻辑是，通过社团推动课程，课程推进整个体系建构。在此过程中，一步步建设能满足学校艺术教育需要的师资队伍。

孟夏告诉来校教学的专家：“我不能让你们的腰包鼓起来，但我会让你们的艺术文化价值发挥到极致。”

此前，专家总是匆匆而来匆匆而去，觉得自己是校外人。国音实验为此专门设置了休息室兼荣誉室，让他们更有归属感。虽然在物质补偿方面，学校无法与校外机构相比，但孟夏从细节入手，给予专家精神上的补偿。每次演出结束后，他会请专家们一同走上舞台，接受家长和孩子们的鲜花和掌声。

同时，学校将校内教师资源进行了整合，形成课程研发团队。课程研发一般包含几个步骤：收集整理信息形成课程雏形，专家集体推敲课程内容，教师自主研发，由学校审阅后纳入艺术教育课程体系。

传统的课堂里，老师是绝对的主角。孟夏回忆道，刚开始改革时很不容易，老师一上讲台，就习惯性滔滔不绝讲开了，学生只能被动地接受，而非主动地学习。

教学设计是一回事，老师真正上起课来又是另一回事。孟夏说：“很多时候，我们课程的开发要等着老师。老师是最需要与时俱进的。”

而在研发新课程的过程中，老师享有充分的自主权。此外怎么教、怎么学，不再由老师一人说了算：学生的兴趣、习惯、想法等方方面面，也融入到了课堂。

艺术活动只是一种载体，最终还是回到素质教育。国音实验这一切改革的根本目的，就是把课堂还给学生。

搭上高参小末班车，成为附属学校

2014年，北京市教委推出了“高参小”项目，即高校、社会力量参与小学的教育教学，推动小学的特色发展。包括中国音乐学院在内的20所高校及团体，与140余所小学结对共建。

而国音实验原先并不在名单之中。孟夏得知后，连忙打电话给教委，而“高参小”的效果如何，官方也吃不准。负责人员半开玩笑地提醒他：“你们艺术教育已经够好了，没必要凑这热闹。”

但在孟夏看来，国音实验的艺术教育之所以能不断创新，很大原因就在于大学、高等教研机构专家学者的指导帮助。“高参小”这一与大学联姻的好机会，他不想错过。

孟夏再次表达了加入的强烈愿望后，负责人员勉强答应了。次日就要敲定最终名单，孟夏不放心，又致电教委主管此项工作的姜继为副主任。经过反复争取，教委同意国音实验派代表参会。

就这样，国音实验搭上了末班车，挤进了“高参小”项目。并在后来与另外9所学校一起，成为了中国音乐学院手拉手的“高参小”实验校。

创编舞《舞之恋》

这是国音实验与中国音乐学院的第一次接触。而艺术教育下一步怎么走，孟夏一直在思考着。当时的国音实验，急需在师资培养、课程设计、教材编写、课堂创新方面得到高水平专家的深度介入。

于是，孟夏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成为中国音乐学院的附属小学。他开始尝试性地叩问。在一次活动中，孟夏向中国音乐学院几位中层干部说出了这个想法，得到了一致赞成。孟夏又向时任区教委主任孙其军汇报。孙其军鼓励说：“你要是办成了，可是为朝阳教委立了大功！”

孟夏的愿望越来越强烈，从一开始希望成为中国音乐学院附属小学，进而希望成为中国音乐学院附属学校。这一字之差，发展前景迥然不同：附属学校意味着将来可以办中学，成为九年一贯制甚至是十二年一贯制的学校，实现与高校的学段衔接。

中国音乐学院附属北京实验学校更名仪式

2016年初，在中国音乐学院院长王黎光支持下，学院与朝阳区达成合作办学协议。“中国音乐学院附属北京实验学校”诞生了。

摸着石头过河

但是，更名不仅是机遇，更是一种挑战。如果操作不好，最终效果可能会流于形式。在此之前，没有人知道“高参小”怎么做，一切都是摸着石头过河。教育的核心是育人，而老师则是育人的主角。中国音乐学院给予的支持，自然从师资开始。

当时，中国音乐学院负责对接的是指挥系副教授金野。他告诉记者，高校给予的师资支持分为基础课和专业课师资两个层面。基础课有《视唱练耳》和《基础乐理》两门课程，专业课则包括了钢琴、小提琴、长笛、打击乐等多种课程。由音乐学院有经验的任教老师，或者老师所带的研究生参与任教：直接进入国音实验，成为师资“后援军”。

中国音乐学院指挥系副教授金野

“高参小”项目的担忧之一，就是一位大学老师，能教好小学生吗？对此金野表示：“知识是一样的，技能也是一样的，并不存在差异。唯一需要注意的是，大学老师作为外来者，需要在短时间内摸清楚孩子的脾气性格，与孩子成为朋友，这样的话课堂就能顺利开展下去。”

为了让学生爱上课堂，老师采取的是寓教于乐的方式。通过收集、整理、编订、制作、录音、录像这六个环节，形成多媒体展示课件。比如老师会集中讲述某一种乐器：它是怎样的构造？有哪些声音上的优势？或者详细解读某一首作品：它的产生有着怎样的来龙去脉？这个文化现象与社会现象有什么关联？老师还会播放名家所演奏的完整版录像，以动画的方式进行展示。

艺术教育并非特定群体才能接受，而是面向每一位在学校里就读的孩子。鼓励学生互相协调、互相倾听、互相帮助，以合作的形式开展学习，成了国音实验的教学理念。

“这么多年师资培训工作，我有一个感受：教国家标准课本上的教学内容，中小学老师完全可以胜任；但在知识层面也好，技能层面也好，都很难再往下再深入一点。”金野说道。

金野以音乐节拍举例：中小学教材中的1/4拍、2/4拍、3/4拍、4/4拍等，老师教学生完全没有问题。但一提5/4拍、6/4拍、7/4拍，很多老师就犯难了。而实际上，不同的节拍本质上没有难易之分，只是数数字的方式不一样。在根深蒂固的观念当中，4/4拍学生容易掌握，5/4拍很难，老师就不教了。

中小学这种浅尝辄止的教学，让高校在教学时略感无奈。许多进入大学阶段的音乐生，对一些基础乐理存在理解缺失和不到位的情况，大学只能从头再教。

也正因此，国音实验与中国音乐学院看到了基础艺术教育的必要性，形成了一种互补关系。小学对接高校，获取到了另一个高度的教育资源；高校帮扶小学，也为未来音乐人才的培养打下了基础。

未来的路，依然漫长

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磕磕碰碰则在所难免。

双方合作的过程中，最大的难题就是师资紧缺。大学的师资本来就不充足，而中小学嗷嗷待哺的学生却很多。老师把多数时间花在大学课堂上，难有精力再到旁边的小学指导。

于是，中国音乐学院派研究生进校教学，而问题又来了，研究生可不可以代替教授？金野说道：“我们还向社会招聘，但不仅难招到人，招到的社会老师在一线教学中能否胜任，甚至可能要一整年时间来判断。但这一年，学生耽误不起啊！”

师资成了制约艺术学校发展的阿喀琉斯之踵。而弥补这个缺口，并非一日之功。

教育是百年大计，一个教育的理念恐怕在数十年之后才能反映出来，一个教学的失败可能在数十年之后尝到恶果，一个政策的改革可能前十年根本看不到结果。

金野说：“教育的试验周期相对长，把握性也不大。而且只要涉及到人，它就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工作。”

虽然师资缺乏是个大难题，但是双方都希望继续做下去。2017年，附属学校成立了两个九年一贯制的特长班，衔接中小学教育，目标是为中国音乐学院输送基础根基扎实的音乐人才。如果孩子学不下想放弃，也可以中途调整。

特长班的课程完全由中国音乐学院操刀，并且学生一入学，就有机会得到大师的指点。二胡演奏家宋飞、扬琴演奏家田伟宁均在校设立了专门工作室。就在不久前，学校又建立了合唱指挥家王瑞璞先生的大师工作室。

但特长班的发展也有矛盾之处。比如丰富的艺术类课程，占用了部分文化课的学习时间。孟夏的解决方案是通过更完善的分班制度，对同课程学生集中补习。

“只是一种尝试，我希望将来特长班的招生能够扩充到全区乃至全市范围，并把它复制到北京及其他城市的中小学。我想在中小学教育上做一种打通，给孩子多样选择的机会。”孟夏表示。

北京市学生艺术节一等奖作品：蒙族舞《鸿雁》

孟夏以芬兰的教育为例，芬兰中小幼以及职业教育、高校之间有着良好的衔接，学生在发展过程中能够自由变更。半途不想在艺术专业发展，也可以选择学习其他知识技能，同样可以有一个精彩的人生。

“但我们国家现在做不到。很多大学生当初只是为了考大学，至于为什么要考试，学生自己也不清楚，毕业一进社会就改行了。专业学习只是接受了大学的文化，而专业知识却用不上。这样的人太多太多了。”他感叹道。

后记

艺术教育，乃至基础教育核心价值何在？2012年在观看国音实验一场演出后，民盟中央副主席李重庵在致信中说道：“教育应该给每一个人打好一种基础，在这个基础上，他们一生能全面自由发展；在这个基础上，他们不论物质财富多寡、社会地位高低，都能去感受幸福、创造幸福，帮别人获得幸福。”

本文刊发之际，孟夏也迎来了退休生涯。而无论是他，还是所有的教育者，对教育的探索都不会止步。

理想与现实之间，可能总是存在着距离。但缺师资就慢慢培养，有问题就逐个解决。风起于青萍之末，一点一点的改变，是教育这列慢车必经的旅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