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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培训行业总规模近5000亿,北大教育财政研究所发布蓝皮书

作者:田园 发布时间:

校外培训行业总规模近5000亿,北大教育财政研究所发布蓝皮书

作者:田园 发布时间:

摘要:年消费支出最高5%的家庭生均校外培训支出,是最低5%家庭支出的2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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芥末堆7月10日文,今日,由北大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王蓉主编的《中国教育新业态发展报告(2017)——基础教育》(简称“蓝皮书”)在京发布。蓝皮书聚焦于公立学校之外的教育供给主体,包括民办学校、校外培训、基础教育国际化、公办学校的教育信息化实践和教育科技企业五大专题。

蓝皮书提出,中小学阶段学生的校外培训总体参与率为48.3%(参加学科补习或兴趣扩展类培训),全国校外培训行业总体规模达到4900多亿元。

不同省份、省份内部各级各类民办教育发展程度的差异极大,既存在收费高达数万元的高质量的民办学校,也存在收费不足几百元的低质量的民办学校。

中国学生出国留学的趋势呈现低龄化、平民化和常态化的特征,在出国留学的教育方面的原因中,有近一半的学生选择了“国内名校总体质量不如国外名校”作为首要原因。“在国内考名校的竞争太大”成为次要原因。

教育信息化中,地方政府承担了主要的投入和建设责任,但在目前基础教育财政体制下,拨款严格以行政管理、人员编制和项目为中心,而不是以学校和学生为中心,教育信息化产品和服务的采购者和使用者分离。

教育科技企业虽然已显示出作为教育系统组织形态改变者的潜力,但在与政府、公立学校、私立学校的合作中,仍然步履维艰。

校外培训:近半数中小学学生参与校外培训

以2017年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据为基础,蓝皮书研究发现,中小学阶段学生的校外培训总体参与率为48.3%(参加学科补习或兴趣扩展类培训),参与校外培训的学生平均支出约为5616元,平摊的生均支出为2697元。根据各层级在校生的规模估计,全国校外培训行业总体规模达到4900多亿元。

从家庭背景来看,无论是学科补习还是兴趣拓展类培训,随着家庭经济实力的增强,学生的校外培训参与率均随之上升。同样,随着父母学历的提高,学生校外培训的参与率也随之上升。

从培训内容来看,无论是从校外培训的参与率、参与时间还是从培训支出都可以看出,家庭在选择校外培训方面,主要以学科补习和应试为主。

从学科补习的供给方来看,由商业公司提供学科补习的占30%左右。在个人提供者中,在职教师仍占一定的比例。从学科补习的组织方式来看,实体培训班仍旧是主要授课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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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不同学段的差异来看,全国范围内小学生学科补习的参与率为33.4%,初中生为43.7%,高中生为48.2%。一些地区如东北部地区,小学生学科补习的参与率在50%以上,且初中阶段的参与率高于高中阶段。中部地区和一线城市的初中阶段学科补习参与率也呈现类似的情况,一定程度上说明这些地区初升高的升学考试竞争较为激烈。

就参与率来说,东北部地区学生的学科补习参与率最高(60.8%),东部地区(38.1%)和中部地区(38.0%)次之,西部地区(30.5%)最低。城乡差异显著,城市学生的学科补习参与率是农村学生的2倍,而一、二线城市和其他城市之间则差异不大。

此外,校外培训生均支出和参与率在不同地区和城乡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在生均支出方面,东北部地区最高,平均支出达到4357元/年;其次为东部地区,平均支出为3592元/年;而中部地区(1970元/年)、西部地区(1806元/年)的生均支出只有东北部的一半不到。

城乡之间的差异更为惊人,农村学生的平均校外培训支出为419元/年,城市学生平均校外培训支出达3710元/年,为农村学生的近9倍。不同类型的城镇之间也存在较大的差异。一线城市学生的平均校外培训支出达7781元/年,二线城市为4863元/年,其他县市仅为2395元/年,不足一线城市的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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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收入组群家庭之间的差异更加令人震惊。研究发现,来自家庭年消费水平最高四分位组的生均校外培训支出为8824元/年,是家庭年消费水平最低四分位组的学生的近6倍。而年消费支出最高5%的家庭生均校外培训支出为14372元/年,是最低5%的家庭生均校外培训支出的约20倍。 

除学科补习外,兴趣拓展类的培训包括艺术、体育、科创、生活技能、研学等。研究发现,全国范围内学生兴趣拓展类培训的平均参与率为21.7%,低于学科补习的平均参与率(37.8%)。兴趣拓展类校外培训的参与率和支出的城乡差异都要远高于学科补习,农村地区平均参与率为5.4%,城镇地区平均参与率为29.0%。就不同学段的差异来看,全国范围内小学生兴趣拓展类校外培训的参与率为27.9%,初中生为16.2%,高中生为14.6%。

蓝皮书指出,校外培训可能会加剧教育不公平,但不能简单地将其影响机制理解为由于弱势家庭不能负担校外培训的费用从而直接造成不公平。富裕家庭往往有多种渠道获得优质教育资源,比如通过买房择校,进入优质的全日制公办学校等;而弱势家庭如果能以相对较低的成本投资校外培训,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学生从教育中获得更高收益的可能性。

政策制定者如果试图制定有效的干预政策以解决校外培训可能带来的教育不公平,则需全盘考虑不同学生群体选择校外培训的动因,以及培训所产生的实际效果。

民办中小学:主要功能是满足高收入群体的差异化教育需求

蓝皮书提出,不同省份的民办教育发展存在差异,省份内部各级各类民办教育发展程度的差异也极大。就地区而言,中部地区的民办教育所占的比例在各个学段都高于东部、东北部、西部。就民办学校内部而言,两极分化严重,既存在收费高达数万元的高质量的民办学校,也存在收费不足几百元的低质量的民办学校。

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与不同学生群体可选择的范围有紧密联系。对于收入最低的群体而言,公办学校可以提供更好的教育质量,但受入学政策的影响,很多学生都无法到公办学校就读,便只能选择低收费、低质量的民办学校。而对于高收入群体而言,去公办学校就读并非难事,但为了满足其差异化教育需求,一部分学生会放弃公办学校而选择民办学校。

就学段而言,在学前教育阶段,民办幼儿园提供的入园机会要高于公办幼儿园,主要是为了满足家庭的超额教育需求。在义务教育阶段和高中阶段,公办学校占主体,民办学校仅为补充。

对于民办学校的收费费用,基于2017年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数据,蓝皮书指出,绝大多数的民办小学和民办初中的校内收费均为每年数千元,甚至收费最高的25%的民办初中和小学的平均年度收费高达数万元。尤其在一线城市,50%以上的民办小学和民办初中每年校内收费过万元;在一线城市,校内收费最高的25%的民办初中平均收费为6万元以上,远高于其他城市。

此外,一线城市民办小学和初中的学生比例最高,13%的学生就读于民办小学,26%的学生就读于民办初中。在其他城市和农村地区,民办小学的学生比例均低于8%,民办初中的学生比例都在10%左右。可见,民办小学和民办初中的学生比例与经济发展水平正相关。

民办国际化学校:出国留学呈现低龄化、平民化和常态化

根据宏观数据分析,蓝皮书指出,中国学生出国留学的趋势有三个特征:低龄化、平民化和常态化。

1. 低龄化:是指出国留学的学生平均年龄向下发展。以中国赴美留学生为例,十年之前,也就是2006年,中国赴美留学攻读本科学位学生占14.87%,而攻读研究生比例占76.09%;至2015年,中国赴美攻读本科学位学生比例为41.28%,而攻读研究生比例占37.51%。攻读本科的比例已然超过攻读研究生的比例。同样的,中国在美留学的中小学生数量从2006年的1000人左右上升到2016年的3.3万人,呈现出指数级增长。

2. 平民化:随着出国留学的人群的家庭收入和社会经济背景多元化,越来越多中产阶级的子女也寻求出国留学。

3. 常态化:出国留学已经开始以多种形式从多种渠道影响中国家庭和学生的教育选择,这不仅仅体现在不同学段、不同留学期限的留学人数的日益增多,还表现在其留学之后的职业选择。越来越多的学生学成回国,说明留学并不是出国工作、移民的重要跳板,而更可能是个人教育经历中的重要体验和过程性收获。

有关出国留学动因的调查发现,在出国留学的教育方面的原因中,有接近一半的学生选择了“国内名校总体质量不如国外名校”作为首要原因。另外,“在国内考名校的竞争太大”成为了次多的选项。可见学生对国内名校的信心不足,认为国内名校质量不如国外,而且竞争激烈,这成为了学生留学选择的教育方面的重要原因。

在非教育方面的原因中,有将近三分之一的学生把“培养国际视野”(32.5%)作为首要原因,“学成回国就业好”(17.4%)和“体验异国生活文化”(14.7%)紧随其后。

教育信息化:政府投入重“建、配、管”,轻“用、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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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皮书发现,地方政府在信息化发展过程中承担了主要的投入和建设责任。公用经费、教育费附加和省、市、县设立的教育信息化专项经费成为了中小学推进教育信息化的主要经费来源。尤其在义务教育保障机制建立之后,由于地方政府财力有限,中小学信息化的投入大量依靠地方政府和中心学校统筹使用公用经费。课题组调研的县在争取各类专项之外,基本上都采取通过融资租赁、银行贷款、企业垫资等各种方式筹集资金,一次性投入,在两三年之内完成建设。

针对农村中小学教育信息化经费投入和支出的特点。从资金的来源和用途来看,无论是各类专项资金、融资租赁,还是日常公用经费中的信息化支出,大部分资金都流向了网络环境和硬件设备的搭建、运转和维护。信息化投入重点在“建、配、管”,而轻“用、研”,尤其是在数字资源和人的身上的投入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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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教育信息化的不断推进,信息化投入的重点将逐渐从基础设施投入和硬件采购转变为以数字学习资源的建设和应用为主。然而,在目前基础教育财政体制下,拨款严格以行政管理、人员编制和项目为中心,而不是以学校和学生为中心。教育信息化产品和服务的采购者和使用者分离,信息中心和电教装备部门负责采购招标,学校、教师和学生使用,不能很好地贴近使用者的需求。

此外,随着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实施,政府对学校财政性经费使用范围和结构的监管逐渐加强,而公用经费的统筹使用又挤压了学校自主支配经费的空间,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学校对数字资源和服务的需求和购买能力。

教育科技企业:与政府、公立学校、私立学校的合作步履维艰

蓝皮书提出,教育科技企业在教育实践中的参与,已经切实显示出其作为教育系统组织形态改变者的潜力。如果将实体学校作为传统和主流的教育业态,那么教育科技公司在“怎么提供服务”方面与实体学校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也在促使实体学校自身发生改变。

实体学校往往有固定的校址、提供综合性的标准化的课程体系,接受政府规制下的生源分配,按照班级、年级组织学生。而教育科技企业往往针对特定的教育项目,对于教育过程进行更加精细的拆解和专业化分工。由于这些企业按照资源、教、学、练、测、评、管理、招生等各个环节进行业务布局,传统的教育已经被解构,在这个过程中也已经形成了教育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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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教育科技类企业已在直接面向学生和家长的领域取得了广泛认可和初步的商业成功,但在与政府、公立学校、私立学校的合作中步履维艰。从学校角度来看,学校若要成功与教育科技企业合作,需要具备一些基础性的条件。

为了实现对教育信息化产品“从买到用”的转化,学校应该在教学、管理、资源配置、教师发展和激励方面做出相应调整。首先,学校内部要就教育变革达成共识,教师、学生及其家长和管理者要认同变革的目标,形成“教学共同体”。其次,为了适应教育信息化产品的引入,学校要进行内部结构调整,改变教学流程。最后,学校一定要合理投入,并辅之以相应的人员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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