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中文理分科的时候，报文科的少，选理科的多，以上的情况都是正常的。选文科？能当饭吃吗？学一门手艺才是安身立命的好途径。在一个人理科学不好的时候，才会勉为其难地去学文科，因为文科好学，“不用费脑子”。甚至很多人都认为，只有脑子不好使的、学不来数理化的人，才会去学文科。这让学文科的广大同学们情何以堪。况且，人文学科的就业率确实没有理工科的就业率高，既然没有用人需求，为什么还要去学文科？换句话说，人文学科到底有什么用，还有没有存在的价值？

人文学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有很多都被不公平地归功于自然科学。本文就来为人文学来正一下名。

远在世界还没有“全球化”的时候，只要有人类，各地的语言、音乐艺术、戏剧和文学中的原则和模式在全世界都存在。人文学的历史编纂表明，“硬科学”( hard science)远比数学和物理普遍，“改变世界的发现”见诸所有学科。

史料批评的发现催生了宗教改革运动，带来了启蒙运动

史料批评的发现导致了西方世界观的最大变化之一，时至今日依然影响巨大，尤其是在历史真相调查之中。实际上，我们是在谈论两种发现—史料批评(source criticism)和史料修复( source reconstruction)，它们在19世纪期间被整合成了一种包罗万象的方法。史料批评被初步建立于希腊；经由形式化的伊斯纳德法，它为早期近代人文学者带来了一种严格的学术方法。经由瓦拉、斯卡利格和其他人之手，它变为了一种强有力的工具，借助它，老的史料可以基于纯粹语法的历史的、逻辑的分析被揭示。

史料修复

现在，一己之力便能彻底推翻曾经被认为无懈可击的史料。最著名的例子是瓦拉在1440年的证伪《君士坦丁的捐赠》，以及后来的教皇国合法性的法律失效。最初，瓦拉的结果很少或者没有产生影响，但在宗教改革运动期间，它被马丁·路德等人用作了反对罗马天主教的世俗权力的有力证据。通过波利齐亚诺，瓦拉播下了形式化的史料修复的种子，它可以被用于借助一个系谱追溯过程重建现有复本的原始版本。

《创造亚当》米开朗基罗

16世纪后期，约瑟夫·斯卡利格基于埃及国王列表重建(由曼涅托完成)，证明了世界史必定比与圣经融贯的历史悠久。虽然斯卡利格通过引人“神话”时间的概念，设法保护《圣经》，但在17世纪和18世纪期间，他的结果导致了激烈的《圣经》批评，引发了启蒙运动。19世纪，拉赫曼完善了史料批评和史料修复；直到今天，它依然构成了历史研究的基础。比如，各国政府和国际机构纷纷利用史料批评和文献修复来帮助确定文献的可靠性并不独见于司法管理的是，史料批评成为辅助性学科这一工具箱的一部分。它也是日常实践的一部分，比如在关乎种族灭绝大屠杀的历史真相调查中。

人文主义者的发现理论与经验主义互动构成了科学革命的基础

在15世纪语文学、艺术理论和音乐学中，存在理论与经验主义之间的有趣互动，于其间无论理论可能看起来多么牢不可破，经验主义享有决定权。一如我们在上文所看到的，这种相互作用在语文学中始于瓦拉和波利齐亚诺；经由斯卡利格和卡索邦，它成就了一门拥有自身方法论的稳固的19世纪学科。这门学科的影响的一个例证是这一事实，即很多16世纪和17世纪科学家同时也是语文学家，从伽利略和开普勒到牛顿。语文学是第一门证明假设甚至理论何以能够基于新观察(比如新发现的史料)被推翻的早期近代学科。

达·芬奇《最后的晚餐》与透视法

我们也在艺术理论中发现了这种互动。虽然阿尔伯蒂建构了极佳的一个线性透视数学结构，但结果是经验透视并未遵循它。为了阐明这种经验透视的基础理论，列奥纳多费尽了心血，但除了几条经验法则之外，他并未成就理论基础。列奥纳多在其实验中非常系统地考察了光源、色彩和对象的位置的影响，他的实验构成了新科学家的灵感来源。人文主义音乐学家一丝不苟的弦乐实验及其数学基础具有类似的重要性。通过他们的和音法则研究，他们几乎直接把假设提出与实验之间的互动传递给了新一代学者，这实际上就是伽利略父子间的情形。对语言学、艺术理论和音乐理论的基本模式的探寻显示出了与后来对落体运动、行星运转及其数学基础的基本法则的探寻一样的连续性，其中，源自第一次探寻的结果中有一些构成了第二次探寻的起点。

形式语法的发现奠定了信息技术与互联网革命的基础

语法的范畴是非常多层面的。首先，狄俄尼索斯·特拉克斯、多纳图斯和西拜韦等人的教学语法使得希腊语在希腊化世界、拉丁语在后罗马帝国世界、阿拉伯语在伊斯兰文明中的传播成了可能。倘若没有这些实践语法，任何语言都不会发展为通用语，希腊化罗马或者阿拉伯帝国就不会被建立，或者无论如何不会以相同的方式被建立。

C语言

除这些语法的帝国主义功能之外，它们的潜在形式主义改变了世界，尽管是以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比如，差不多2500年之后，帕尼尼的形式规则系统被用作了更为高级的程序语言的基本形式体系。乔姆斯基的发现形式语言的层级构成了描述和分析计算语言的基础。乔姆斯基早期的形式著作在很大程度上是关于语言的，后来被证明更适合于程序语言，而不是人类语言。程序语言的分析和编辑是通过语言学工作被着手实施的，语言学工作建立了信息技术的基础以及它的诸多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应用，尤其是当下的互联网革命。

其他发现：印欧语系揭示了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古文本激发了民族主义、权力与知识相互纠缠

这些例子只是冰山一角。我们只需提醒自己，不管好坏与否，印欧语系的19世纪发现是怎样界定了我们对各民族之间关系的看法，因为它也导致了一种关于原本“纯种的”雅利安人的假说。19世纪以降，古代文学文本、绘画和考古文物的出士和修复对民族的自我形象和身份建构产生了巨大影响，这对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在20世纪上半叶的发展的作用非同小可，比如发现和修复《尼伯龙根之歌》。更加晚近的战后“发现”又如何呢?比如已然变得众所周知的权力与知识的交织；或者揭穿关于数字世界的可达性的神话；对电视作为一种通过“流”拴住观众的媒体的分析。我们不应忘记已然拖沓地播出数年之久的电视连续剧《犯罪现场调查》仅仅由8种叙事基本成分构成这一发现。这些发现是否将改变世界必定日久自明，但它们无论如何都是全方位地令人兴奋的。

《犯罪现场调查》

不存在人文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完全二分

在我们对原则与模式的探寻中，无论在任何地方，我们都见到了人文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楚河汉界。人文学者和科学家们都在寻找基础模式，他们设法以逻辑的、程序性的或者数学的形式化来表达它们。另外，就模式的“本质”而言，人文学科与自然学科之间存在着连续性。不同于人文学中的模式似乎没有那么绝对，受制于变化，在自然科学中它们似乎是绝对的，在物理学中也是如此。

然而，在人文学科自身中也存在一种渐变，从几乎绝对的语音演变定律到不那么绝对的和声规则，再到可变的具有文化特殊性的模式，比如对视觉描绘和文本的阐释。不过，在自然科学中也有像这样的渐变—从理论物理的绝对定律到化学中的更近似法则，再到生物学中的地方性的、多变的模式。著名生物学家恩斯特·迈尔(Erst Mayr)主张，通用模式在生物学中不存在。迈尔承认，物理和化学的法则也在分子层面上适合于生物系统。然而，在一个复杂的系统中，未曾有遵守理论物理中严格的“定律”定义的生物规律性被观察到。根据迈尔，生物学家用“定律”意指的东西是模式，它通常是地方性的，并不普遍有效，而且经常是统计学上的。这些规律性被广泛用于解释生物现象，它们并没有被归纳为更加深奥的物理或者化学定律。

打破哺乳动物定律的鸭嘴兽

科学哲学家菲利普·基切尔(Philip Kitcher)在声明存在自治层面(autonomous level)的生物解释的时候，对此表示了认同。比如，在生物学中，被用于细胞层面的一组概念和解释有别于被用于生态层面的概念和解释。这并不排除复杂的生物过程还原——迟早——为物理过程。然而，把一个生物现象还原为基本粒子物理学来理解是没有意义的。

我们依照基切尔的意见主张，人文学中也有自治层面的分析和理解。很显然，物理定律也适用于人类大脑，因此也间接适用于人类大脑的产物。不过，并不属实的是，我们需要向生物学或者物理学咨询如何分析一部文学作品或者一首乐曲之类人文产物。其中，认知和神经科学已然提出了语言和音乐研究的重要见解但是，倘若我们试图依据相关于彼时的一切大脑活动的总数来理解希腊花瓶绘画或者文艺复兴，它便是不可能的，甚至是可笑的。事实证明如此，自治分析层面，比如绘画既有的风格分析或者基于语文学的历史分析，能提供最有洞见的模式，也可能推既有思想体系(比如约瑟夫·斯卡利格的基于语文学的发现，即世界史长于与圣经融贯的历史）。

*作者介绍：任博德，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逻辑、语言和计算学研究所教授；译者徐德林，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北京大学出版社”，作者任博德，译者徐德林。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芥末堆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