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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中国的生育水平要更低，老龄化程度更高。这说明，中国的生育水平之低和人口老龄化之严重，除了有社会发展的因素影响之外，严厉的生育限制政策也是难辞其咎。

作者 黄文政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特邀高级研究员）

2018年7月13日，《人民政协报》刊发了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贺丹的文章《计划生育将成为民生友好甜蜜事业》。该文称：“目前，全面两孩政策调整的积极效应正在逐步释放，政策效果符合预期。有人说没有达到政策预期效果，这是对政策预期目标的误解。中央关于实施全面两孩的决定确定了两个政策预期目标，一是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二是促进家庭和谐幸福。”

在我们看来，这是以含混的说法来逃避严重误判人口形势的责任。原国家卫计委在全面两孩政策实施之初预测出生高峰将出现在2018年，而对2017年出生人口的最低预测为2023.2万。但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出生人口在2017年不升反降，而2018年出生人口有望进一步下降。这表明出生人口在全面两孩实施的当年——2016年，而不是预期的2018年就已见顶。而且，2017年出生人口比卫计委的最低预测还要少整整300万。

实际上，这种偏差的预测，是过去几十年来计划生育部门一贯性地严重高估我国人口形势的一系列误判中的最新一例。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的主要职责之一就是预估人口形势，为人口政策提供决策依据。面对如此严重的误判，该中心理应深刻反思，最好是追究参与错误预测研究者的责任，而不是用抽象的政策目标表述来做挡箭牌，逃避具体预测和规划部门的责任。

贺丹还说：“控制人口数量或者要达到什么样的出生人口规模，都不是政策预期目标”。这样的表述，来自于长期为政策来干预人口发展提供决策支持的机构，显得自相矛盾。既然控制人口数量不是政策目标，那为何依然严厉限制三孩？既然出生人口规模都不是政策预期目标，那又如何具体判断政策实施效果？

从人口趋势来看，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人口就会一代少于一代，社会的整体规模会不断萎缩并最终走向消亡。所以，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前提条件，是最终把生育率提升到更替水平附近。此外，生育率长期走低，必然会导致养老负担不断加重，这又怎么能“促进家庭和谐幸福”？

因此，除非完全摒弃对人口发展的政策性干预，否则，达到什么样的生育率或出生人口规模，无疑应该成为政策预期的主要目标之一。

实际上，国务院发布的《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提出的主要目标是，总和生育率逐步提升并稳定在适度水平，2020年全国总人口达到14.2亿人左右，2030年达到14.5亿人左右。如果人口规模不是政策预期目标，那这些数字为何要出现在人口发展规划之中？在这项规划发布之时，我们就曾撰文指出，这两个目标都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下面重述我们的理由。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我国总人口在2016年底为13.83亿。如果到2020年总人口要达到14.2亿，这四年内要增加3700多万人。这四年平均每年死亡人数至少有1000万，这意味着这四年要出生至少7700（即3700+4*1000）万人，平均每年需要出生至少1900万人。在全面两孩政策堆积生育高峰的2016年和2017年，出生人口都远远达不到1900万人。随着生育堆积结束后育龄女性数量的锐减，出生人口将在2018年进入“雪崩”状态，2020年全国总人口达不到14.2亿人是毫无疑问的事。

比起2020年达到14.2亿的目标来说，在2030年达到14.5亿将更加艰难。基于2010年人口普查死亡率年龄分布，由2016年死亡977万反推的预期寿命大约为77.5岁。由此可计算出，从2017到2030年，死亡人数将达到1.72亿；就算这段时间预期寿命可以达到并稳定在80岁，那死亡人数也有1.58亿。因此，从2016到2030年，要让我国总人口从13.83亿增至14.5亿，至少需要出生2.25（即14.5-13.83+1.58）亿到2.39（即14.5-13.83+1.72）亿人，平均每年需要出生1600万到1700万人。

但根据统计局的数据，过去10年我国每年出生人口基本稳定在1500万到1700万之间，这些出生人口所对应的父母辈主体是80后和90初，每岁有2000万到3000万人，平均约2400万人。而从2017到2030年，生育的主体是90末和00后，这辈人每岁只有1400万到1600万人，平均只有1500多万人；他们要生育1600万到1700万人，意味着平均每对夫妻的生育数量（即生育率）至少要比80末和90后高出50%以上，乃至达到更替水平才有可能。但到2030年生育率达到更替水平的可能性肯定为零。

既然这些目标不可能实现的理由如此明显，它们为何会出现在国务院人口发展规划这样重要的纲领性文件之中呢？这些问题才是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应该认真回应的。

贺丹说：“修订后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明确了国家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促进计划生育，合法生育子女的夫妻可以获得延长生育假奖励等福利待遇。”

使用“非法”和“合法”来区分生育子女，违背了我国计划生育相关法律法规基本精神和法律常识，这种表述出自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之口更是匪夷所思。实际上，我国从未制定过任何一条法律禁止公民按意愿生育子女。即使《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也只是提倡特定的生育数量；对于超过提倡数量的生育也只是规定征收所谓的“社会抚养费”，而不是将其归为“非法”行为。

贺丹说：“生育水平下降，人口老龄化是世界人口发展的普遍规律。”这句话虽然听起来没有大错，但由长期为生育限制政策出谋划策的机构表述出来，给人感觉有逃避责任之嫌。既然认识到生育水平下降是普遍规律，那为何不去承认早年无所不用其极地来控制生育是严重错误呢？而且，在生育率已经如此低下的当下，为何还依然在严厉限制三孩？

而且，贺丹特别回避的一个事实是，相对于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中国的生育水平要更低，老龄化程度更高。这说明，中国的生育水平之低和人口老龄化之严重，除了有社会发展的因素影响之外，严厉的生育限制政策也是难辞其咎。再者，人口老龄化有两大因素，一是寿命延长，二是少子化。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要明显高于预期寿命相似的其他国家，这背后的根本原因是长期低生育率下的严重少子化。

贺丹说：“进入新时代，计划生育服务管理向更加注重服务家庭转变。” 虽然服务家庭的宗旨值得赞扬，但对低生育率危机避而不谈，给人的感觉是避重就轻，甚至有故意误导决策之嫌。由于育龄女性在急剧萎缩，而生育率可能进一步走低，出生人口面临雪崩式减少，中国的低生育率形势将进一步严重恶化。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是人口政策的决策支持机构，有责任和义务警示领导层和社会这种严峻的人口形势。回避这种趋势即便不是刻意误导也是严重失职。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财新网”，作者黄文政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特邀高级研究员）。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芥末堆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