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充斥在网络和媒体上的著名“钱学森之问”。在网络上，你能找到的信息大体是：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钱学森的时候，钱老提出了上述问题。对这个“问题”不断地有各路人马、各色人等进行回答、诠释。

KFC学了一点力学，知道力学是工程学科，是要解决问题的。所以觉得：作为力学大家钱学森，如果只是提出问题，那么肯定不是力学人的风格。果不其然，经过查找发现，“钱学森之问”并不是钱学森的疑问，而是钱学森的自问自答(按照修辞学来说这叫设问)，整个自问自答内容见文后。

分析钱老的自问自答也蛮有意思。

首先，钱老说“我想说的不是一般人才的培养问题，而是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所以钱老对人才是有区分的，有些人是“一般人才”，有些人是“科技创新人才”，或者说是“杰出人才”。这表明在钱老脑子里，人才是分层的，当然高等学校也是要分层的(像浙江填报志愿不分一本、二本、大专等层次，肯定与钱老的想法有点距离)。

更重要的是，钱老的回答是对“杰出人才”的培养，对其它层次是否适用，钱老没说。但是按照力学学者说法和写文章的“吝啬”风格，对甲强调某种特性而对乙避而不谈，多半是乙不具有这种特性(如果二者有相同的特性，力学家总喜欢“一统江湖”的定理)。

当然对于人才培养机构—高等学校，你们要分清自己的主要责任是培养“一般人才”，还是“杰出人才”(按照钱老的资历，杰出人才是否至少得是院士呢! 但是网传“钱老感慨说：‘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的标准比院士要高得多，但是未见于后文所附材料。不管怎样，只有你的学校定位成培养杰出人才，比如清华、北大这样，你才可以考虑钱老的自问自答； 一般的高校，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培养自己的“一般人才”。

第二，钱老说“今天，党和国家都很重视科技创新问题，投了不少钱搞什么‘创新工程’、 ‘创新计划’等等，这是必要的。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具有创新思想的人才”。所谓的“创新工程”、“创新计划”就是学霸和学阀拉帮结派--相关人员凑表格--政府砸钱一条龙，这是一个外部环境。但是钱老更强调“具有创新思想的人才”，也就是相关人员自己要有“创新的动力”。钱老肯定看到了光靠政府砸钱对培养“杰出人才”的效率问题，所以他在着急通过什么样机制来激发相关人员的创新思想，促成相关人员有自驱的创新社会环境。

第三，钱老说“问题在于，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都是些人云亦云、一般化的，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东西，受封建思想的影响，一直是这个样子”。这句话有点乱，前半句似乎说的是学校，后半句似乎说的是相关人员。前半句说“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按创新人才的规律去办。后半句似乎说“学者没有自己的独立见解，没有自己拿的出手的成果”。这些话是2005年底说的，13年过去了，现在有好转了吗？

第五，钱老说：加州理工“那里的学术气氛非常浓厚，学术讨论会十分活跃，互相启发，互相促进。我们现在倒好，一些技术和学术讨论会还互相保密，互相封锁，这不是发展科学的学风。”，“大家见面都是客客气气，学术讨论活跃不起来。这怎么能够培养创新人才？更不用说大师级人才了。”这是说，在学术上大家要争论，要PK,不要自己关起门来做山大王。

第六，钱老说“有没有创新，首先就取决于你有没有一个‘good idea’”。“good idea”是在掌握大量的文献材料基础上，花费大量的脑细胞“创造”出来的。有的学生，老师让做什么就做什么，很勤快很听话，但自己不去深入地想，怎么会有“good idea”，怎么可能创新。甚至很多学者(不是学生)也都是拾人牙慧，混口饭吃。

第七，钱老说“我本来是航空系的研究生，我的老师鼓励我学习各种有用的知识。我到物理系去听课，讲的是物理学的前沿，原子、原子核理论、核技术，连原子弹都提到了... 化学系的课我也去听”。这是说作为杰出人才的钱老，他确实是“重基础，宽口径”。然而“我的老师鼓励我学习各种‘有用’的知识”，这表明不能乱学，还是要学“有用”。目前在中国很多高校，有多少人知道自己专业之外哪个课有用呢？又有多少人有这样情怀“鼓励学生”呢？有些“教授”让学生替自己打工还嫌时间不够呢？

注意，这是对杰出人才的经历，一般人才未必适用，如应用型人才还是老老实实地把自己的专业知识弄熟练了。

第八，钱老说“大家都说好的东西，在他看来很一般，没什么。没有这种精神，怎么会有创新！”这是鼓励独立思维。如果是凡人和一般人才，这肯定被大家认为“固执己见”，但要成为杰出人才你一定要有这种定力。

第九，钱老说“有趣的是，加州理工学院还鼓励那些理工科学生提高艺术素养。...我父亲钱均夫很懂得现代教育，他一方面让我学理工，走技术强国的路；另一方面又送我去学音乐、绘画这些艺术课。”这不是科学宽口径了，而是整个文理贯通了。现在很多家长也送孩子去上艺术课，钱老说的是“杰出人才”的答案。你也不知道孩子是否杰出，所以上艺术课可以，但适可而止就可以啦。

第十，钱老说“我从小不仅对科学感兴趣，也对艺术有兴趣”这是说兴趣最重要。

第十一，钱老说“科学上的创新光靠严密的逻辑思维不行，创新的思想往往开始于形象思维，从大跨度的联想中得到启迪，然后再用严密的逻辑加以验证。”这是说即使搞很硬的科学研究，也是需要形象思维。同样这是“杰出人才”的特性。

第十二，“因为卡门的另一位高才生西尔斯在康奈尔大学组建航空研究院，他了解郭永怀，邀请他去那里工作。”， “我可以推荐一个人，郭永怀。” 这表明个人展现能力的良好的人际关系能够带来机会。另外也是大树底下好乘凉！

第十三，钱老说“没有创新，死记硬背，考试成绩再好也不是优秀学生。”这强调要人才教育，不要应试匠。同样，这是杰出人才的特性。对一般人才，考好才能有个像样的大学上。

附件

钱学森：中国大学为何创新力不足

今天找你们来，想和你们说说我近来思考的一个问题，即人才培养问题。我想说的不是一般人才的培养问题，而是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我认为这是我们国家长远发展的一个大问题。

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

今天，党和国家都很重视科技创新问题，投了不少钱搞什么“创新工程”、“创新计划”等等，这是必要的。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具有创新思想的人才。问题在于，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都是些人云亦云、一般化的，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东西，受封建思想的影响，一直是这个样子。我看，这是中国当前的一个很大问题。

最近我读《参考消息》，看到上面讲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情况，使我想起我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所受的教育。

我是在上个世纪30年代去美国的，开始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麻省理工学院在当时也算是鼎鼎大名了，但我觉得没什么，一年就把硕士学位拿下了，成绩还拔尖。其实这一年并没学到什么创新的东西，很一般化。后来我转到加州理工学院，一下子就感觉到它和麻省理工学院很不一样，创新的学风弥漫在整个校园，可以说，整个学校的一个精神就是创新。

在这里，你必须想别人没有想到的东西，说别人没有说过的话。拔尖的人才很多，我得和他们竞赛，才能跑在前沿。这里的创新还不能是一般的，迈小步可不行，你很快就会被别人超过。你所想的、做的，要比别人高出一大截才行。那里的学术气氛非常浓厚，学术讨论会十分活跃，互相启发，互相促进。我们现在倒好，一些技术和学术讨论会还互相保密，互相封锁，这不是发展科学的学风。你真的有本事，就不怕别人赶上来。

我记得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我的老师冯·卡门讲了一个非常好的学术思想，美国人叫“good idea”，这在科学工作中是很重要的。有没有创新，首先就取决于你有没有一个“good idea”。所以马上就有人说：“卡门教授，你把这么好的思想都讲出来了，就不怕别人超过你？”卡门说：“我不怕，等他赶上我这个想法，我又跑到前面老远去了。”所以我到加州理工学院，一下子脑子就开了窍，以前从来没想到的事，这里全讲到了，讲的内容都是科学发展最前沿的东西，让我大开眼界。

大家见面都是客客气气，学术讨论活跃不起来。这怎么能够培养创新人才？更不用说大师级人才了。

我本来是航空系的研究生，我的老师鼓励我学习各种有用的知识。我到物理系去听课，讲的是物理学的前沿，原子、原子核理论、核技术，连原子弹都提到了。生物系有摩根这个大权威，讲遗传学，我们中国的遗传学家谈家桢就是摩根的学生。化学系的课我也去听，化学系主任L·鲍林讲结构化学，也是化学的前沿。他在结构化学上的工作还获得诺贝尔化学奖。以前我们科学院的院长卢嘉锡就在加州理工学院化学系进修过。

L·鲍林对于我这个航空系的研究生去听他的课、参加化学系的学术讨论会，一点也不排斥。他比我大十几岁，我们后来成为好朋友。他晚年主张服用大剂量维生素的思想遭到生物医学界的普遍反对，但他仍坚持自己的观点，甚至和整个医学界辩论不止。他自己就每天服用大剂量维生素，活到93岁。加州理工学院就有许多这样的大师、这样的怪人，决不随大流，敢于想别人不敢想的，做别人不敢做的。大家都说好的东西，在他看来很一般，没什么。没有这种精神，怎么会有创新！

加州理工学院给这些学者、教授们，也给年轻的学生、研究生们提供了充分的学术权力和民主氛围。不同的学派、不同的学术观点都可以充分发表。学生们也可以充分发表自己的不同学术见解，可以向权威们挑战。

过去我曾讲过我在加州理工学院当研究生时和一些权威辩论的情况，其实这在加州理工学院是很平常的事。那时，我们这些搞应用力学的，就是用数学计算来解决工程上的复杂问题。所以人家又管我们叫应用数学家。可是数学系的那些搞纯粹数学的人偏偏瞧不起我们这些搞工程数学的。两个学派常常在一起辩论。有一次，数学系的权威在学校布告栏里贴出了一个海报，说他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讲理论数学，欢迎大家去听讲。我的老师冯·卡门一看，也马上贴出一个海报，说在同一时间他在什么地方讲工程数学，也欢迎大家去听。结果两个讲座都大受欢迎。这就是加州理工学院的学术风气，民主而又活跃。我们这些年轻人在这里学习真是大受教益，大开眼界。

今天我们有哪一所大学能做到这样？大家见面都是客客气气，学术讨论活跃不起来。这怎么能够培养创新人才？更不用说大师级人才了。

科学上的创新光靠严密的逻辑思维不行，创新的思想往往开始于形象思维

有趣的是，加州理工学院还鼓励那些理工科学生提高艺术素养。我们火箭小组的头头马林纳就是一边研究火箭，一边学习绘画，他后来还成为西方一位抽象派画家。我的老师冯·卡门听说我懂得绘画、音乐、摄影这些方面的学问，还被美国艺术和科学学会吸收为会员，他很高兴，说你有这些才华很重要，这方面你比我强。因为他小时候没有我那样良好的条件。

我父亲钱均夫很懂得现代教育，他一方面让我学理工，走技术强国的路；另一方面又送我去学音乐、绘画这些艺术课。我从小不仅对科学感兴趣，也对艺术有兴趣，读过许多艺术理论方面的书，像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我在上海交通大学念书时就读过了。这些艺术上的修养不仅加深了我对艺术作品中那些诗情画意和人生哲理的深刻理解，也学会了艺术上大跨度的宏观形象思维。我认为，这些东西对启迪一个人在科学上的创新是很重要的。科学上的创新光靠严密的逻辑思维不行，创新的思想往往开始于形象思维，从大跨度的联想中得到启迪，然后再用严密的逻辑加以验证。

像加州理工学院这样的学校，光是为中国就培养出许多著名科学家。钱伟长、谈家桢、郭永怀等等，都是加州理工学院出来的。郭永怀是很了不起的，但他去世得早，很多人不了解他。在加州理工学院，他也是冯·卡门的学生，很优秀。我们在一个办公室工作，常常在一起讨论问题。我发现他聪明极了。你若跟他谈些一般性的问题，他不满意，总要追问一些深刻的概念。他毕业以后到康奈尔大学当教授。因为卡门的另一位高才生西尔斯在康奈尔大学组建航空研究院，他了解郭永怀，邀请他去那里工作。

郭永怀回国后开始在力学所担任副所长，我们一起开创中国的力学事业。后来搞核武器的钱三强找我，说搞原子弹、氢弹需要一位搞力学的人参加，解决复杂的力学计算问题，开始他想请我去。我说现在中央已委托我搞导弹，事情很多，我没精力参加核武器的事了。但我可以推荐一个人，郭永怀。郭永怀后来担任九院副院长，专门负责爆炸力学等方面的计算问题。在我国原子弹、氢弹问题上他是立了大功的，可惜在一次出差中因飞机失事牺牲了。那个时候，就是这样一批有创新精神的人把中国的原子弹、氢弹、导弹、卫星搞起来的。

所谓优秀学生就是要有创新。

没有创新，死记硬背，考试成绩再好也不是优秀学生。

今天我们办学，一定要有加州理工学院的那种科技创新精神，培养会动脑筋、具有非凡创造能力的人才。我回国这么多年，感到中国还没有一所这样的学校，都是些一般的，别人说过的才说，没说过的就不敢说，这样是培养不出顶尖帅才的。我们国家应该解决这个问题。你是不是真正的创新，就看是不是敢于研究别人没有研究过的科学前沿问题，而不是别人已经说过的东西我们知道，没有说过的东西，我们就不知道。所谓优秀学生就是要有创新。没有创新，死记硬背，考试成绩再好也不是优秀学生。

我在加州理工学院接受的就是这样的教育，这是我感受最深的。回国以后，我觉得国家对我很重视，但是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更多的钱学森，国家才会有大的发展。

我说了这么多，就是想告诉大家，我们要向加州理工学院学习，学习它的科学创新精神。我们中国学生到加州理工学院学习的，回国以后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所有在那学习过的人都受它创新精神的熏陶，知道不创新不行。我们不能人云亦云，这不是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最重要的就是创新。（本文原载于《文汇报》 2009.11.17）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图形公式不烦恼”，作者陈奎孚。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芥末堆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