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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政策是只生一个好的时候，你多生孩子浪费了社会资源，要交社会抚育费。国家的政策变成鼓励多生时，你不生够两个孩子是增加社会养老成本，要多交生育基金。孩子对社会有贡献还是负担要由国家的政策决定。当政策没明确之前，孩子处于可能给社会增加负担也可能做出贡献的叠加态——简称，薛定谔的孩子。”——微博@一毛不拔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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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末，中国的决策层意识到推行了十余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到了需要重新审视的时候。

当年还独立存在的计生委义不容辞的承担起了调研工作，不过高层担心屁股决定脑袋，计生委难免会为自己的职责刷存在感，因此特地派了卫生部妇幼卫生司的同志一起参加考察。

考察的地点选择了日本，这也是有讲究的。东亚国家文化相近，无论是对家庭还是生育的观念，理解肯定更一致。加上二战后日本也遇到过人口爆发造成资源紧张的问题，当五十年代中国还在宣传“英雄母亲”的时候，日本的“人口问题审议会”就已经在要求把节育作为家庭计划的一部分了。看看这个国家优生的成效如何，对中国显然有着很强的借鉴意义。

相信当年欣欣向荣的日本经济、飞速发展的城市建设给中国的政府官员们带来了极大的冲击，考察回来不久后，卫生部妇幼卫生司的同志就接连写下了《日本优生立法简介》、《日韩意台的优生法规分析与比较》等多篇报告和学术论文，详细描绘了这些邻居们实施少生优生后带来的积极变化。 

在前一篇报告中他写道，“日本的优生保护法在重振战后经济，以至对后来经济的高速度发展都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一法律已不仅仅是人口问题方面的法规，在解决人口经济学问题上也起了重要作用。”

“由于优生保护法的贯彻执行，日本在控制人口数量和提高人口素质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人口出生率从1947年的千分之34.3下降到1987年的千分之11.1；婴儿死亡率从千分之76下降到千分之5；孕产妇死亡率从167.5/10万下降到12/10万；平均身高和体重也明显增加。”

而后一篇论文则总结了日、韩、意、台四个国家和地区优生法规的共同点。

比如立法宗旨都是从优生、保护母亲生命和健康出发，规定了终止妊娠和绝育的合法性。而在防止劣生这一共同目的下，韩国比日本更进一步，规定本人或配偶患有影响优生的遗传性疾病或身体疾患、传染病需要实行人工流产或绝育手术。此外，这些措施都会由政府强制执行，法规里也都有“罚则”一章。 

彼时，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蒸蒸日上，日本更是突飞猛进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些都让当年的中国无比艳羡。在当年的政策制定者看来，至少从人口角度来说，优生少育无疑是这些经济体发展的重要助推力。

调研之后不久，中国就颁布了《关于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决定》，明确将继续贯彻现行生育政策，严格控制人口增长。而中国的优生法——《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则在十年后姗姗来迟。

只是当年的调研团没有想到的是，短短几年后，日本的泡沫经济就迎来了崩溃时刻，并一蹶不振的进入了失落的二十年。四小虎的经济增长也接连失速，韩国甚至比日本更早进入了老龄化社会。 

这些地方的人口政策也迅速逆转，日本制定了《少子化社会对策基本法》，韩国成立了总统直属的“低生育、老龄化社会委员会”。这些政府拼命思考的事情，变成了如何将失速的生育率重新拉回来，和如何不让自己的国家在几十年后变成“老人国”。 

之前中国引以为鉴的那些优生政策，被迅速扫入了历史的故纸堆。

2

站在国家的层面，人口问题从来都只是把控长期经济形势的一个工具。古今中外，概莫如是。 

早在战国时期，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后颁布的一条重要战略就是鼓励生育，增加人口。根据《国语·越语》的记载，勾践规定如果一个孕妇生的是男孩子，国家奖励两壶好酒一条狗；如果生的是女孩，奖品则是两壶好酒，一头小猪；如果是双胞胎，政府安排免费保姆；如果是三胞胎，政府安排免费奶妈。

千年之后，唐太宗李世民在称帝的当月就发布了 《令有司劝勉庶人婚聘及时诏》 ，核心也是鼓励生育。他不但动员富人赞助娶不起老婆的穷光棍，还将计划生育的好坏、鳏寡人口的多少，直接作为地方领导干部的政绩指标进行考核。

相反的政策也不是没有过。宋朝时期全国人口已经过亿，资源开始出现不足，宋末著名学者、《文献通考》作者马端临就适时的提出了“少生”、“优生”、重视人口质量和整体素质的“计生”理论。江南和东南沿海地区甚至出现了杀婴潮，连富人和士大夫家族都“计产育子”，所谓“富民之家，不过二男一女；中下之家，大率一男而已”。 

时过境迁，到了现代社会，随着经济学家将人口学和经济发展“巧妙”的关联在了一起，人口问题愈发成为国家机器调节经济的重要把手，甚至将其作为政治工具的也大有人在。

1959年，美国的威廉·德雷珀（William Draper）将军向艾森豪威尔总统报告说，美国的对外援助应当和生育控制明确地捆绑起来，以求减少社会主义阵营新兵的供给量。十年后的林登·约翰逊总统时代，人口控制正式成为了美国对外援助的组成部分。

当年的人口控制论大行其道，还有一个原因是欧美国家的政府和人民总有一种深深的忧虑，就是全球的粮食可能会不够吃。他们觉得那批生孩子完全没有节制的欠发达国家，迟早会让全球发生大饥荒。

在威廉·帕多克和保罗·帕多克兄弟（曾担任美国人口政策顾问）的著作《饥荒1975》中，将欠发达国家分成了三类，像印度这种无可救药的国家，就应该“交给命运，听凭饥荒的发落”。

印度两辆摩托车相撞事故，死伤20人

印度那时的粮食确实不够吃。一方面是因为和巴基斯坦的冲突，另一方面是日益膨胀的人口。1966年，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到访华盛顿，恳求美国给予粮食援助以缓解饥荒，而时任美国国务卿的迪恩·拉斯科（Dean Rusk）就明确的告诉她——“付出巨大努力控制人口是获得援助的条件”。

不只是美国，世界银行的看法也一样。十年后当甘地又向世界银行请求贷款时，世行行长也语重心长的和她说，印度在控制人口上还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

于是印度行动起来了。不但民众想要领取政府补贴和获取农业信贷之前需要出示绝育手术证明，第三胎以上的孩子无法入学，囚犯在绝育前不能假赦，连居民的住房申请都要以绝育为条件。贫民窟遭到围剿，穷人被成群驱赶去做绝育手术。    

1976年，当800万名印度人接受绝育处置后，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访问印度并表示祝贺：“终于，印度朝着解决人口问题的方向有效前进了”。

是的，你以为生不生，生几个是你自己的事情，但在国家的眼中，这要么是未来劳动人口红利的一个数据点，要么是会造成资源冲突的一个潜在风险，还有可能，这只是外交政策的一个砝码……上的一粒尘埃。 

仅此而已。

3 

至于你生的是累赘还是红利，这和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阶段密切相关。就像薛定谔的猫，不到最后一刻无从知晓。 

其实不仅对国家来说如此，对于个人、家庭乃至宗族，生育问题也从来都和生存状态密切相关。 

就像刀耕火种的时代，多生一个就多一个打猎的劳动力一样，到了现代社会中，少生一个才能让自己和自己的下一代利益得到最大化。

繁衍后代的本能和利益最大化的人性之间不断缠斗，谁能占据上风才是现代人考虑“生还是不生”的核心，至于国家机器制定的一切政策都只是影响利益的考虑因素而已。

只要不是像计划生育般决绝的政策，都不足以从根本上影响人们的选择。

无论是日本韩国，还是北欧澳洲，就算有了那么多的鼓励措施，出生率还是一路向南，而反观印度和非洲，尽管政府无为而治，民众们却生的不亦乐乎。这说明现代文明的发展和生育率的高低，这本身就是一对悖论。

所以国家在此时此刻更应该做的是什么呢？不是回到过去，再用类强制的措施强迫民众生育，而应该是确保每一个出生的孩子都能健康成长，都能得到良好的教育，都能“一个抵俩”，成为更优质的劳动力。

至于文章开头提出薛定谔的孩子的比喻，有网友打趣说，“既然是薛定谔的孩子，那应该让薛定谔去养”。

不好意思，在这个时代，我们人人都是薛定谔。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起朱楼宴宾客”，作者大卫翁。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芥末堆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