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来源：东方IC

8月23日，《北京市深化高等学校考试招生制度综合改革实施方案》（下文称简称《方案》或北京新高考）出炉。新高考方案在考试内容与录取方案上均有较大调整，一是建立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制度，二是完善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制度，三是推进考试内容与形式改革。

遗憾的是，北京新高考方案的出台并未赢得社会公众的掌声，而是引起了一阵恐慌、骚动与奚落。许多公众认为，新高考方案将击垮中国最后的教育防线，对穷人最公平的高考制度的门也关上了。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公众的情绪不是无来由的，而是基于当前中国社会现实所发出的最恳切的声音。

一

自2014年启动新高考改革以来，各省就定下了高考改革的计划，分为四个批次：浙江和上海首当其冲，为第一批次的改革省市；第二批是北京、天津、山东和海南，原定于2017年实施的北京新高考方案推迟至2018年；第三、四批次的省市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确定改革时间。

不论推迟与否，新高考的全面推行似乎是不可逆转的趋势。然而，自浙江实施新高考政策以来，就备受争议，负面评价不断，考生们自称试验失败的小白鼠。此时北京新高考方案一出台，又是骂声一片。出现批评不是问题，问题在于要好好反思。

北京新高考政策改革的核心是将在部分高校探索开展综合评价录取模式改革试点工作，综合评价录取依据统一高考成绩（A）、学业水平考试成绩（B）、面试成绩（C）、普通高中综合素质评价（D）进行录取。

需要先理清ABCD四者的关系。

A是高考统考科目语数外，不分文理科，每门科目满分150分，总分450分。

B是从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6门科目中自主选择3门科目考试，考试成绩按照等级呈现，分为5个等级，等级依据原始分划定，计入高校招生录取总成绩方式另行制定。（赋予高校自主权，高校依据办学特色和定位，以及不同学科专业人才培养需要，从6门科目中，分专业自主提出选考科目范围，并提前向社会公布。）

C是面试的主动权掌握在高校手中，在《方案》中未明确说明如何操作。

D是从思想品德、学业成就、身心健康、艺术素养、社会实践等五个方面，客观记录学生的成长过程，整体反映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情况和个性特长。这部分内容的自主权掌握在高中学校手中，需要高中学校基于学生发展的年龄特征，结合教育教学实际，科学确定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具体内容和要求。同时也赋予高校自主选择的权力，根据学校需求选择符合本校本院系发展所需的综合素质能力。

北京市新高考方案的模糊之处在于60%与40%的界定问题。《方案》指出，在部分高校探索开展综合评价录取模式改革试点，综合评价录取依据统一高考成绩、学业水平考试成绩、面试成绩、普通高中综合素质评价进行录取，高考成绩占比原则上不低于总成绩的60%。高考成绩占比部分是指统一高考成绩（A≥60%，B+C+D≤40%），还是指统一高考成绩与学业水平考试成绩之和（即A+B≥60%，C+D≤40%）。

如果是（1）A≥60%、B+C+D≤40%，那么自主空间则为C+D≤40%-B。目前《方案》并未提出B的占比多少。

如果是（2）A+B≥60%、C+D≤40%，自主空间就大了，由人为掌控的比例最高可达40%，这是当前大多数网友所理解的界定。

在（1）与（2）两种可能性所涉及的只是自主空间大小的问题，本质上不改变高考主观化倾向的实质，唯一客观的是学生语数外的统一高考成绩A，B、C和D三部分都可以通过人为操作确定成绩，客观成绩被大大弱化，以至于公众认为“这是历史的倒退”。公众最大的担忧是家庭差距所带来的教育机会差异，在权力的真空地带，教育可能沦为权贵阶层的私有物。

北京新高考方案在对60%和40%的模糊定义不像是无意之举，更可能是试探民意之举。ABCD四部分最终如何赋权，将决定中国教育的走向，同时也代表着教育政策制定者对于中国社会国情与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理解深度。

不过，新高考制度出台并未因主动赋予不同主体自主选择权而赢得掌声，反而因打破了教育公平性而备受质疑。因此，教育的根本方向不在于B、C、D的权重赋予，而在于如何确保教育公平。在《方案》中，新高考的指导思想是：

“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遵循教育规律，从有利于推进素质教育、有利于促进教育公平、有利于科学选拔人才出发，主动适应首都城市战略定位、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对多样化高素质人才的需求，通过深化改革，构建更加公平公正、科学合理的高等学校考试招生制度，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高考制度改革的整体目标是“通过深化改革，构建更加公平公正、科学合理的高等学校考试招生制度，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从政策出台后的反响来看，人民显然是不满意的。那么，我们来看看，目前新高考的制度设计（全国意义上的新高考政策），是否真的是一套公平公正、科学合理的高考制度。

二

目前，公众的愤怒主要集中于家庭能力的差异所带来的不可想象的后果，在家庭能力之外，实际上还存在学校能力差异所产生的整体性影响。如果从学校角度来看，就会发现不同层次学校在面对新高考改革时的能力和阻力差异，如果调试不当，整个学校的教育质量和教育效果就会大大折扣。校际能力差异主要表现在师资调整能力和教室配备能力上，软硬件资源能力决定了不同学校学生所享有的权利差异。

从师资调整能力上来看，实行新高考后，学校要重新调整师资，有的学科师资缺乏，有的学科师资剩余，学校要设法招聘新进教师，解决剩余教师。师资力量的调整能力与学校的经济实力、地理位置和学校的知名度相关，不同学校的内在差异使得他们在面对新高考时的行动能力不同。

目前，全国大多数中西部地区的县城高中普遍面临着教师招聘困难，一方面由于学校经济负担重，很多县城高中都处于负债运营的状态，学校建设和教师待遇不能得到保障；另一方面由于县城经济落后，基础配套设施不健全，生活不便利，年轻人都不愿意到县城任教。

即使是县城最好的高中，也普遍面临教师招聘困难的境遇。比如甘肃会宁县（红军会师地，著名的高考强县），在县政府的支持下提出为免费师范生提供20万元的安家费的条件，政策实施两年无一人去应聘，原因可想而知。

会宁学校（资料图/东方IC）

中西部某些县城高中，由于地方财政实力极为薄弱，10多年没有招聘一位新教师，教师老龄化问题严重。相比之下，城市高中处于市区，来自政府的支持力量更多，更容易吸引年轻人入职任教，在师资调整能力上也更强。不过，城市学校也不能一概而论，市区最好学校和中低层次的高中存在明显的差异，同样存在中心与边缘之别。

从硬件配套能力上来看，新高考政策涉及到最重要的硬件是教室。

由于新高考增加了学生选择权，让学生从6门等级性考试科目中自主选择参加3门科目考试，不同学生的选择不一样，因此要实行走班制。走班制意味着学生不固定在同一个教室中，所有学生从6门科目中选择3门科目，有20种组合方式，班级数量必然增加，班级数量增加相应要增加教室。然而，看似容易解决的基础设施配套的问题，在当前的教育财政制度下却难以解决。

我国实行免费义务教育，城乡中小学通过接受国家发放的生均经费保证学校运转，此外还可以依靠教育支持项目兴建校舍，改善学校基础设施，比如近些年国家实施了“薄改”项目，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项目等。高中则一方面依靠自给自足，通过收取学杂费获得一定的经济来源，另一方面获得来自地方政府财政转移支付。越是发达地区，二者累计收入就越多，越是欠发达地区，二者累计收入越少。

对于欠发达地区来讲，两项收入不仅要维持学校日常运转，包括水电费花销、校舍维修、购买日常教学用品等，还要用于发放教师奖金用于激励教师积极性（现在已不允许发放，但教师积极性相应下降）。这些地区地方财政薄弱，要扩建高中校舍增加教室供给是非常艰难的事情，只能巴望中央有政策下来，然而，高中校舍建设项目的竞争性非常强，获得政策福利可遇不可求。

我们在东部发达地区调研时看到的高中学校，不仅新建了校舍，还配齐了各种功能室和教学器材，高中校园按照大学标准设计，建设成本高达几亿元。而在中西部地区调研时所看到的高中校舍大多非常破旧拥挤，没有功能室，教学器材陈旧，原有校舍没能力修建，要扩建的压力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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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省份某县一中几十年没有新建校舍，学校负债4000万，直到今年县政府才为该校争取了650万元项目资金建设了一栋综合楼，并努力挤出1000万元为他们还债。即便如此，该校校长办公室远不如东部地区老师们的办公室，学校办公空间不够用地下室来凑。有的县政府因财政能力限制无力支持高中发展，只能默许高中办“校中校”收取一些费用维持运转与自主建设。

一些省份已经开始实施高中攻坚计划，用于提升高中学校的办学条件。但是，需要保持清醒的是，改变基础条件并不意味着能够解决学校能力的差异，实现高中学校的均衡发展。原因在于，不同学校因为区位、地理等多方面的因素已经形成了难以跨越的天然差异，学校之间的相对位置实际上没变，而新高考政策对于学校调试能力要求是持久的。

仅就师资问题来讲，不同年份学生选择科目的偏好不一样，学校要根据学生需求变化调整师资结构，这就对学校能力提出了要求，不同学校在应对上存在差别。在浙江，有的学校就为是否增加教师感到非常为难，增加了如果后期用不到对于学校和教师都是浪费，不增加又无法满足当前学生的需求。如果学校长期陷于资源配置的困境中，必然会影响学校的教学质量和教学稳定性。

新高考政策对学校的师资调整能力和硬件资源配套能力提出要求，有的学校能够为学生提供20种组合的班级，有的学校只能为学生提供4-5种组合的班级，这意味着高考不再是教育的竞争，而是学校和地区经济实力的竞争。

学校解决教师配置和教室配备问题的能力越弱，就越无法给予学生充分的选择自由，在学科选择上学生只能按照学校的实际情况进行选择或被分配。质言之，学校能力越差，学生可选择的自由空间越小。这就意味着，新政策所赋予的自主选择权利其实是不对等的，制度越复杂，对学校的能力要求越高，制度越简单，学校发展着力点越好确定。

在传统高考模式中，中西部地区和发达地区的边缘高中还能依靠自身的比较优势追赶上发达地区的优势高中，给予部分学生上好大学的机会，比如衡水中学、毛坦厂中学、会宁一中等。在复杂制度下这一点竞争优势将被消磨殆尽。原本更多靠个体努力的高考，逐渐转化到学校能力之间的差异与竞争上来。

在《方案》最后，政策制定者也清楚认识到高考综合改革对普通高中基础设施、教师队伍和考试机构提出的要求，现有师资、教室等教育资源面临严峻压力，需要相关部门配合解决。教育资源的配置问题能否解决要打一个问号，即使有国家大力支持，解决时间要多久，就要牺牲多少学生的利益。

三

我们再到学校内部去看一看学校是如何应对新高考制度的。

同一学校内部学生所享有的自主选择的权利实际上也存在差异。下表是某试点省份一所市区高中在新高考政策下实行的班级分配制度，该校的经济实力雄厚，但不能满足所有学生的自主选择需求，而是根据学校办学条件和学生自身特点进行了班级类型分配。

学校分为全走班、半走班和不走班，成绩好的学生享有最大的自主选择权，可以选择全走班；其次是成绩处于中间状态的学生，可以选择不走班；成绩最差的学生选择权利最小，在固定的选项中选择固定的班级。

可以看到，在面对统一的新高考政策时，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同一学校内的学生因自身能力差异所享有的自主权利存在不对等，即自由的含义与界限对于不同学生而言是不一样的。

对比传统高考模式，尽管文理分科只有两种选择，但所有学校在满足文理分科上的能力差异不大，教师师资和资源配备更加容易更加稳定，所有学校的学生都可以在两个选项之间自主选择，不会受制于学校能力和供给压力选择自己不喜欢的分科。那么，可以看到，当前多元选择权利因现实资源的配置困境造成了学生在选择上的消极自由，而此前的文理分科却因资源配置均衡为学生提供了选择上的积极自由。

从学校的角度来讲，学校为了实现资源供需匹配与教学效益最大化，会进行策略上的调整，这种调整无可厚非。但从学生的角度来讲，所谓的自主选择在现实情境中是有差别的，部分学生的利益最大化，部分学生的利益受到伤害。

当然，我们对学校的策略选择并不进行价值判断，他们的选择只是基于现实做出的不得已的调整。学校若要按照高标准实现所有学生自主选择，学校能力达不到，学校若以当前所能承受的能力供给自主空间，有可能只是低水平的自主，学生和学校的收益都会被极大压缩，学校在其中也是左右为难，最后只能“逼良为娼”，牺牲某部分学生的利益，悄然改变政策高调。

因此，对于所谓“自由”、“自主”的说辞，不能光靠想象，要结合资源的实际状况，将之置于现实情境中予以理解。否则理解失当，就会导偏改革方向，僭越教育公平。同样，关于所谓的“公平公正”的想象也不只是几个简单的文字，其中包含的深刻内涵需要现实逻辑的支撑。

如果说传统高考模式不是绝对公平的，那么，当前的新高考模式同样是不公平的。用一种不公平去替代另一种不公平，且要动用大量的社会资源和国家资源，意义何在呢？新高考政策的实施，就如同减负政策一样，不仅未能提高公平性，而且还在不断扩大学生之间的差异，国家为了公平又要为混乱的市场和恶性竞争买单，补漏思维只会使得漏洞越补越多。如此来看，新高考政策所彰显出的问题，还能证明这一政策改革是科学合理的吗？

新高考除了凸显学校能力和学生自主选择权的差异外，还通过走班制异化了学校场域的意义，学校的空间结构被解构，造成学校的管理困难，学校的意义也相应弱化。

学校内部包括两重重要关系，即师生关系和同学关系，这两重关系依靠稳定的班级空间在教室中建立起学校内部的一个个熟人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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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内部熟人社会的意义在于：一是能够实行有效的教师负责制，不仅班主任对学生的学习情况和生活情况熟悉，而且科任老师对于学生的单科情况也非常熟悉，在学生发生一点问题时，老师尤其是班主任能够及时出面解决；二是同学之间在稳定同一的空间场域中，不仅可以培养深厚的同窗情谊，而且能够通过学习成绩的比较，相互指点、促进与帮扶。

实行走班制之后，师生之间和学生之间的关系强度弱化，教师因为教授的学生人数增多、互动密度下降，减少了对学生的了解程度，班主任和其他老师不仅无法为学生提供必要的帮助与指导（包括学习、生活与心理），甚至连班级纪律都无法管下来。

同学之间的关系也因交往面的扩展而弱化了交往的深度，最重要的是由于学科选择的差异，从而缺失了客观参照对象，彼此之间的学习比较与促进会减少，同学之间相互激励的可能性下降。

四

新高考改革的本质是将高考选拔的权力下沉，分散至高中和高校，同时赋予学生及其家长教育机会的自主选择权和主动权。教育分权依循的是市场化的供需逻辑，认为放权赋予不同主体相应的权力，就可以实现供需的完美结合。

问题在于，教育本身并非市场产品，按照市场逻辑，资本能力最强的人能够获得最好的服务和产品，而教育作为公共产品，尤其是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教育，最为强调公平，即无论出身无论地域，所有的个体都应该享有平等的教育权利和均衡的教育资源。

尽管当前我国各地各学校的教育投入和教育能力存在差异，但国家在大方向上通过资源的倾斜力图弥补差距。令人困惑的是，为何一方面在弥补差距，另一方面却不断加大和凸显地域差距、城乡差距、学校差距及家庭差距？

教育分权不仅使得教育不公平大为凸显，而且异化了高考选拔的客观性。

新高考方案中强化学生的面试、综合素质能力。面试表现和综合素质能力所呈现出来的面向具有主观选择性和排斥性，面试和综合素质能力，不只是对学生基本知识功底的考察，还强调表达能力、沟通能力和展示能力。

这种能力的培养不在学校由个体努力而获得，更多的是依靠家庭力量获得。面试技巧和素质能力都可以通过市场购买服务或关系运作获得，因此对于那么来自农村、见世面少、不善言谈、不善表达的学生而言，他们的家庭也无法支持他们从其他途径获得这些方面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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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制度应当是检验学生个体能力的体制机制，当外在的影响力量过多，就会导致教育公平性受损，教育所考察的就不再是个体素质的优劣，而是学校实力和家庭实力的优劣。

新高考将基层的教育问题变得愈加复杂，也不断加大国家的控制难度和管理成本，以及需求的回应压力。教育部门给予高中和高校评价学生和选拔人才的权力，如何保证学校的评价是客观公正的呢？网友最为担心的也在于此。

在主观空间不断扩大的新高考制度下，如果说要保证公平评价和选拔，就需要建立一套严密的监控体系进行层层监控，教育部监控教育厅，教育厅监控市级教育局，市级教育局监控县级教育局，县级教育局监控乡镇教育办和学校。国家为了监控部门和学校要加设机构，增加人员。

然而，国家增加了成本去释放自主权利，鼓励需求表达，满足多元利益诉求，但一方面，国家自身缺乏甄别能力，难以判断何种诉求是公共诉求、何种诉求是私人诉求，在公私模糊地带如何处理。另一方面，国家进行层层监控实际上也是层层保护，地方利益共同体可以将私利诉求公共化，而国家力量在面对无数个差异化偏好的学校时，请问缺乏统一标准的国家还有监督能力吗？

教育分权使得中央对于基层教育的控制能力大为弱化，自主权所带来的是需求与供给的多样化，而这种的多样化在教育资源日益竞争的灼热氛围中必然会带来混乱。

如果仔细阅读欧美的教育发展史，就会发现，但凡教育发展好的国家，都是中央控制能力和统筹能力强的国家。美国一直以来都未实现这一愿望，关键在于美国的邦联制和资本主义属性限制了美国国家教育政策的统一性，也就意味着他们必然会产生阶层分化和择校制度，帕特南在《我们的孩子》中所描述的情境就成为了必然。

中国制度的优越性在于我们建立起了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央具有绝对权威和统筹能力为人民提供一套统一而公平的教育制度，为所有中国人提供公平的竞争机会与流通渠道。即使传统高考不是绝对公平，但已经是对个体能力最为公平的考核方式了，这就是中国人的幸福所在。

然而今天，经过多次折腾失败的教育改革，中国与美国的分化情景相距不远。如果还是执意实行背向人民的高考教育政策，如果还不关注基层现实和人心所向，中国教育必然会出现历史的倒退，中国未来发展的希望也必然从光明走向暗淡。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科工力量”，作者雷望红。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芥末堆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