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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庭革命和消费革命变革的时代背景之下，儿童教育消费已成为当前城镇家庭消费的一项重要内容。由于教育不仅关乎一个儿童自身的发展轨迹，还关乎一个家庭中的代际流动以及一个阶层的再生产，对当代父母尤其是中产阶层父母来说，儿童教育消费已不只是一项一般意义上的家庭消费，更是一项重要的家庭投资策略。显然，学校教育已经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这就促成了校外辅导班和兴趣的班迅猛扩张，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儿童教育消费产业和儿童消费文化。然而，中产阶层父母在对待孩子教育消费问题的态度上呈现出了集体焦虑的特点，表现为既担心孩子成长受到消费文化侵蚀，又不得不从教育消费中寻求希望，这种现象背后隐含着中产阶层的“地位恐慌”以及整个社会对阶层流动或阶层固化的担忧。

儿童教育消费是介于家庭研究和消费研究的共性的研究课题，对于探究两者的关系以及对政府教育政策的推行具有重要的意义。了弄清家庭因素对儿童校外教育消费热潮的影响，林晓珊在《“购买希望”：城镇家庭中的儿童教育消费》一文中，从家庭研究与消费研究的内在关联角度出发，对围绕着儿童教育消费的相关影响因素问题进行了分析，并试图从儿童教育消费的工具理性和情感表达两个维度，为理解当前城镇家庭的儿童教育消费提供一个新的分析框架。

该研究使用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hina Education Panel Survey，简写为CEPS）2013—2014基线调查数据对儿童教育消费进行分析。根据已有文献发现，儿童教育消费受到家庭结构、家庭教养方式、消费文化等多因素的影响。因此，在变量选择方面，该研究分别通过“校外教育费用”和“是否参加校外辅导班／兴趣班”来体现儿童校外教育消费的支出和机会；还进一步将辅导班类型做了“课程班”与“兴趣班”区分，作为分析的因变量。此外，研究的自变量主要包括“家庭结构”、“亲子关系”两个主要维度。控制变量则选择了家长受教育程度、职业类型和家庭经济状况三个中产阶层核心指标，也把家长教育期望、学生年级、是否寄宿等变量作为控制变量。

根据已有文献，该研究主要从家庭结构和亲子关系两个方面共做出10条研究假设。在家庭结构方面，假设独生子女家庭比多子女家庭、女孩比男孩、与双亲共同居住孩子比单亲或双亲缺位家庭的孩子在校外教育上的支出和参与机会更多；在亲子关系方面，研究者假设亲子互动程度越长和亲子陪伴时间越多，则校外教育上的支出和参与机会更多。

在此基础上，首先，该研究对儿童校外教育消费的基本情况进行描述性分析。其次，使用Tobit回归模型对儿童校外教育消费支出进行分析；最后，对儿童是否参与校外辅导班／兴趣班（二分变量）进行Logit回归模型分析。经过研究发现如下。

首先，家庭结构深刻地影响了儿童校外教育消费的支出和机会。独生子女家庭比多子女家庭校外教育支出更高，给孩子报课外班的概率更高；独生女孩或者多子女家庭的女孩都比男孩校外支出费用更高，参加课外班的比例也更高。这些可以在贝克尔的孩子数量质量替代理论和舒尔茨的人力资本投资理论中得到很好地解释，并且随着生育率的下降使父母没有必要采取重男轻女的教育投资策略。家庭居住结构虽然对儿童校外教育费用的支出没有显著影响，但对儿童是否参与校外辅导班或兴趣班的影响却非常显著，可见，父母双亲的共同协作对于孩子校外教育获得具有更突出意义。

其次，良好的亲子关系对儿童校外教育消费有着积极的影响。亲子陪伴时间和亲子情感互动对孩子教育投入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对孩子参加外辅导班和兴趣班的机会也同样如此。这是因为亲子情感互动与交流越频繁，反映了父母对子女的情感投入越深，因而也越有利于子女获得更多的校外教育消费。进一步研究发现，母亲（特别是中产阶层家庭中的母亲）比父亲对儿童校外教育机会的获得具有更为积极的促进作用，因此，中产阶层家庭中的母亲往往表现得更为焦虑。

再次，儿童校外教育消费出现明显的阶层化差异。家长的受教育程度、职业类型和家庭经济状况对孩子的课外教育支出都有着非常显著的正向影响，即通常意义上的中产阶层（庭经济中等及以上、父母接受过高等教育、职业为白领的）相对于家庭经济困境、父母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和非白领职业的家庭来说，儿童校外教育消费都要更多，Tobit回归基础模型的结果反映了产阶层家庭对子女教育的重视程度。这首先是因为中产阶层对孩子希望驱动作用的之下而产生的具有阶层化特征的教育消费实践，无形中助长了校外教育消费市场的兴起和塑造了校外教育消费文化；其次，是由于儿童校外教育消费市场和消费文化的发展，校外辅导班和兴趣班迎合了大多数家长对子女寄予希望的需要，并在中产阶级家庭生活中发挥着工具理性和情感表达的双重功能。

与以往研究侧从制度和经济的层面分析视角不同，该研究试图回归家庭层面，来理解儿童校外消费市场火热和“校内减负校外增压”的现象。从家庭内部生活的角度而言，儿童的情感价值已超越其所能带来的经济价值，并成为家庭情感连接的重心所在，不断增长的儿童教育消费也成为表达父母之爱的一种方式。 从家庭外部竞争的角度来说，独生子女作为家庭的未来和唯一希望，是家庭参与社会竞争的重要力量，因而成为家庭最好的投资品。购买校外教育服务，就是“购买希望”。因此，在不管是独生子女家庭还是多子女家庭，甚至在“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之后，只要还存在着阶层流动的焦虑和冲动，只要试图通过教育来改变个体命运或家庭地位，儿童校外教育消费的投入就不会减少；相反，只会得到父母们越来越多的重视。

由是观之，在儿童教育消费问题上，我们需要重构家庭研究与消费研究的内在关联。同样，在思考当前不断加剧的儿童校外辅导班和兴趣班问题时，我们也应当找回家庭的视角。 因此，当我们用家庭的视角来看待消费问题时，我们会发现，家庭不仅仅是消费活动的一个分析单位，消费也不仅仅是家庭生活的一个组织功能，家庭消费本身既是家庭变迁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消费革命的一块核心阵地，它隐藏着家庭革命与消费革命的双重内涵，是社会转型的一个基本缩影。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中国教育财政”。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芥末堆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