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看一下这道试题：“西方的学术思想起源于希腊，请问古希腊都有哪些主要学术流派？学校的兴废过程如何？希腊教育名家中，哪些最为著名？有哪些比较先进的教育理念？如果我们现在决定博采良法，重新制定学制，你会如何建议？”

如果我说，上面这道试题，出自一百一十六年前的科举考试，您会不会惊讶？

这是一百一十六年前浙江乡试的一道题目。原题为：

“西国学术导源希腊，其流派若何？学校废兴若何？教育名家孰为最著？宗旨孰优？方今博采良法，厘定学制，试陈劝学之策。”

再看这道题：“考古学家通过地层来研究地球的历史，发现地球既有南北极这种苦寒之地，也有赤道这种酷热地带。近代考古学家通过地层研究，假定的时间区段为洪水时代、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等，并以此推及埃及、巴比伦、中国的文明源流，请尝试通过中国的史料进行佐证。”

这是一百一十五年前，湖北乡试的题目。原题为：

“格致家以掘地代读史法。考地球有酷热、奇冷两世界，递分为洪水时代、古石代、新石代、黄铜代、铁代诸说，因而推究乎埃及、巴比伦、中国文字源流，试以史传确证之策。”

浙江、湖北，都是今天的高考大省。不知道今天的高考生，如果穿越回一百多年前，会如何应对这些开放性的问题。

这些还只是乡试，属于省内的考试，考中了，只能称为“举人”。

看完这些考题，我很理解范进，换我，我也能疯。

考中举人，才有资格参加后面的会试，我们来看一下会试的题目：

“泰西最重游学。斯密氏为英大儒。所论游学之损益最挚切。应如何固其质性，限以期，有益无损策”

这是一百一十五年前，会试的一道考题。斯密氏，就是亚当斯密。在这次考试前一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刚刚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可见，当年考试的内容，有一些是相当前沿的。

亚当·斯密（1723年6月5日—1790年7月17日）

相应的，一百多年前的学堂，也不像我们以为的那样，里面全是摇头晃脑的孔乙己。比如咸丰十年创办的京师同文馆， 学生在八年内需要学习英法德俄四国文字，还要学习通识课程，比如代数、几何、微积分、天文、地理、法律等等。

京师同文馆，1902年并入京师大学堂

即便把视线继续向前回溯，回到科举制度创立之初的隋唐时期，也与我们印象中大为不同。根据邓嗣禹的《中国考试制度史》记载，唐代科举考试，不仅要考儒家经典，还要考当时的法律、数学，甚至“演讲”也是重要的考试项目。考生必须要有很强的公共表达能力，才能通过考试。

《中国考试制度史》作者：邓嗣禹

当然，科举和今天的高考不一样，科举可能更像今天的公务员考试，为君王选择能够辅佐执政的人才，毕竟，中试的举人原则上即获得了选官的资格。

但在诸多形式和思想内核上，我们的高考实际上依然保留着科举的影子，所以我们高考第一名叫“状元”，所以我们现在依然会背诵“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

回过头看我们今天的高考作文，“新时代新青年—谈在祖国发展中成长” 、“共和国，我为你拍照” 、“走好我们这一代的长征路”……我上学的时候，历史老师告诉我们，科举代表着落后和愚昧，因为它严重束缚人们的思想，是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工具。

最近一直在读傅国涌老师的《新学记—中国现代教育起源八讲》，每读一篇，都非常感慨（本文的史料，也都出自《新学记》的第一讲）。埃尔特接下来会推八篇文章，作为本书每一讲的读后感。

看了这本书我才知道，今天我们能想到的教育方面的所有问题，一百多年前几乎都被讨论过了，“而且许多文章的深度恐怕今天也很难超过”。

一百多年前，我们就在放眼看世界了。

1905年，《袁世凯、赵尔巽、张之洞等会奏之停科举推广学校折暨上谕立停科举以广学校》里说：且设立学堂者，并非专为储才，乃以开通民智为主，使人人获有普及之教育，且有普通之知能，上知效忠于国，下得自谋其生。其才高者，固足以佐治理，次者亦不失为合格之国民。

一百多年前我们就知道，培养合格的国民，进而培养合格的公民，是教育的使命。

但是今天，通识教育、公民教育，生存空间却越来越小。

曾经有幸当面向徐贲老师请教有关通识教育的问题，徐贲老师一番话让我记忆深刻。他说，不管是通识教育，还是人文教育，存在的最重要条件之一，就是“自由”。老师要有能够畅所欲言的空间，因为人文讨论必然涉及诸多触及敏感的内容。假如必须设置所谓政治正确的底线，那将失去开设通识教育课程的必要，一旦如此，那不仅是人文教育的问题，而且是社会基础的问题。毕竟，自由，是一切的基石。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 埃尔特订阅号”，作者张释文。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芥末堆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