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学校在中国发展蓬勃，出国留学人数持续上升，留学生低龄化发展，在这些显而易见的现象中，有人看到中国在拥抱世界，有人看到崇洋忘本，本土文化遗落。把目光拉回留学大潮开启之初的清朝末年，看看第一代中国留学生的选择是什么，也许能让当今迷惘的留学生、国际教育者，重新思考一下，什么是“国际”。

今年三月，教育部向公众公布了2017年出国留学人数统计，仅仅去年一年内，60.84万人踏上了往世界各地求学的旅途，外出留学人数达到历史最高峰，并毫无疑问地“持续保持世界最大留学生生源国地位”。

出国留学，去哪些国家？读什么学校？学什么专业？

这些问题，在《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7）》蓝皮书似乎都有解答——去美国、去大国：“据统计，中国留学生占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留学生的比例超过30%”

读名校：“学校声望是中国留学生更关注问题，占到受调查者的61%，其次为申请成功率48%、毕业后的收入能力39%”

学金融贸易互联网：“2015-2016年，工商管理学专业选择比例持续回暖，或与工商管理相关领域的发展需求再次放大有关，包括金融领域、贸易领域和企业管理等方面在“互联网+”的刺激下产生新一轮的增长。”

报告更指出，出国留学愈发平民化、大众化，2010年开始，连续8年有九成以上留学生为自费留学，另外，高中以下的留学生增速显著。但谁能想到，19世纪末期，中国第一个留学生容闳推行留美幼童计划，有当时的重臣曾国藩支持，却依然应者寥寥，始终招不够学生。

但紧随其后的1896年，中国学生向海外留学的第一浪潮掀起，汹涌反复至今。中国的留学热并不从从1980年代才开始，在更远的一个世纪以前，中国学生早已开启跋山涉水留学去的奋斗之路，向百余年前的留学生再去追问“去哪些国家？读什么学校？学什么专业？”这三个问题，或许可以从中一窥当下留学热的根基。

曾任香港商务印书馆总编辑的资深出版人、作家张倩仪，在《大留学潮：记动荡时代的逐梦青春》一书中，用大量史料、当事人的回忆，勾勒出中国初代留学生的现实与梦想。

张倩仪把中国当今的留学热潮，看做是当年曾中断过的留学潮的延续，站在中国留学史的起点上，她看到，“一部留学史，有半部是清末民国政治史，还有半部，是平民求救过、求前途的艰难打拼，里面有热情，也有功利。”

“不肯去”到“争着去”

1872年，幼童留美计划还少有人响应，9年后，原定15年的计划生变，随该计划到美国求学的学生被急召回国，刚刚起头的留学陷入沉寂，不过，仅仅20年后，1896年那一年，留学这件事，忽然从门可罗雀，步步演变成了一次从上到下的全社会热潮。

是什么导致了这次巨大的观念转变？

留学大潮兴起的当年是中国败于日本、签订割地赔款的第二年。算上之前半个世纪的战争史，这是中国第四次战败，而且还是败于当时不过是新兴国家的日本。中国知识分子为之震动，通过洋务运动为中国寻找富强出路的理想随之幻灭。

1896年，清政府派13名留学生到日本，彼时被视作社会中坚力量的知识分子也开始把希望和眼光放到国外。两年之后，公派留日成为国家政策，地方大员也派人去日本学陆军。大臣张之洞尤为上心，他亲自送两湖书院的留日学生启程，从湖北坐船去上海，当时有记录说张之洞：

“对学生频频答礼，提督张彪后到，屈膝请安，文襄（张之洞）口衔长旱烟杆，视若无睹。我们见这种倨态，不免暗笑，亦更觉自己所受的礼遇。”

虽显重文轻武风气，但也足以可见，一代大臣对学生如此尊敬，是把对一国的期望寄托于留学生们身上了。

把留学潮真正意义上扩散开来的，是民间心态转变。1900年义和团时间后，有年轻人认为国家要改变方针，个人亦另有打算，他们有些选择自费留日，因“日本维新以后，政治工业，效法西洋，进步很快”。

1905年，废科举。中国传统读书人的入世之途断裂，清廷同事请日本博士来教新科进士法律、政治、外国史地知识，以留日学生做助教及翻译。同一年起，清廷举行留学生考试。有些非出名门大学的留学生应考而合格，获得进士或举人出身。

中国本土的学位一下贬值，留学生的声誉和可用之途却日益增长。

历史学家蒋廷黻少年时，住在湖南的乡间，亲眼见到留日学生受人尊敬的情况：“当我在乡村度假时，我看到有一个人穿一身白制服，戴一顶新式草帽，骑马到我家来。他的外表令乡人侧目，羡慕不止。他是二伯母的堂兄弟，刚从日本留学回来……当时我就发誓，如果东洋念书就受到如此尊敬，将来我一定要去西洋念书！”

那还是20世纪之初，到了1930年年代，这股风潮弥漫全国，大学生们“简直是非留学不可！”，后来的北大教授、著名语言学家季羡林，当时刚从清华毕业，家境清贫，好不容易谋得一份高中教职，心里却还是向往极了：“我遥望欧山美水，看到那些出国者如神仙中人”。不久，遇到交换计划，碰见了出国机会，但手头紧，家里还有老老小小，季羡林有些犹豫不舍，但没想到全家都很支持他留学：“他们对我说：我们咬咬牙，过上两年紧日子；只要饿不死，就能迎来胜利的曙光，为祖宗门楣增辉。”留学心切，季羡林理智认识到，“这种思想根源，我是清清楚楚的，当时封建科举的思想，仍然在社会上流行。”

一方面，面对积弱多年的中国，青年热诚，想通过留学学到救中国的方法；一方面，在改革、革命、运动不断的时局中，看到混乱无解的社会，年轻人们到外洋寻找出路的热望日益强烈。

总之，留学大潮就在如此动荡的现实，如此绝望又饱含希望的时代情绪中，拉开了绵延百年的大幕。

向东洋还是往西洋？学农学工救国还是学文？

郭沫若初入日本，在写给家人的信中讲：“来东留学，志向在实业及医学两途”；郁达夫留洋日本，读东京帝国大学，选读的是经济；徐志摩先后求学英美，辗转2个国家读过4所学校，其中，他在哥伦比亚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的都是经济。

后来，他们都成了大文学家。

郭沫若写出长诗《女神》，身上响当当的名号写不完，身兼中国现代著名文学家、剧作家、诗人，以及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等等，无一与实业和医学有关；郁达夫的名字总与《春风沉醉的晚上》、与“翡冷翠的那一夜”相关；徐志摩沉浸在康河的柔波里，留下深情的文笔，和一身风流韵事。

照如今的看法，这几个留学生念的书，专业极其不对口。时过百年，每一代留学生在“选择”上却有出奇一致的表现——困惑。

败于日本，另当时的中国认为求助于日本的富强经验是一条出路，留学日本能以更快更有效的方式学得建设新式国家的方法，清政府希望留学生们能集中学习教育、法政、工商业、医科，也保送部分学生学习军事。留日潮之后，紧接着是留美潮、留法潮……

留美与留日一样，也是国家鼓励、推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一部分资助中国学生留美，胡适26岁时在日记里赞叹：“其气象可想。此亦可作吾辈留学生之先锋旗也。”美国的社会环境、文化与中国几乎在坐标轴的两端，呼吸到彻彻底底的新鲜空气的学生们，自信未来中国，他们定可独领风骚；一部分用来成立清华学校，1920年英国哲学家罗素参观清华之后，认为清华气氛与小型美国大学相似。清华学堂是培养留美学生的预备学校，校长是中国人，但完全一副美国腔。

再往后一些的留法潮，一两年内澎湃而起，席卷全国，不过两三年而没落。勤工俭学留学法国的梦想，给了很多中国青年以及强心剂，以为到了法国能边工作边读书，自食其力，还能留洋学习。蔡元培、汪精卫等社会上有名望的人士又特别推崇学生留法，加上法国学校颇自由，早早把宗教和大学教育分离，也很得年轻人青睐。

去各国有各国的特色，但选校、选科，这些最早出去的年轻人们，迷惘、困惑是不少的，专业换来换去，倒显得有些三心二意。不比如今网络资讯丰富，留学中介甚至发展成一支旺盛的行业力量，“徐志摩们”选校，还得多看学长的经验。

有蒋梦麟、顾维钧、赵元任这些前辈，加上他们回国后迅速在政府和学界建立了地位，美国东岸名校哈佛、哥伦比亚等在中国学生中名声大震，而西岸的伯克利、斯坦福就要稍逊。

但那些一头载进哈佛或哥大的学生却未必享受。学生多，师生关系不如人少的学校密切，中国学生也多，政治气氛浓，社会活动太多，不是一个好的读书环境。

所以老成的潘光旦就先进了达特茅斯学院，他颇为得意地说，“一进达特茅斯就插入三年级，读了半年，教务长说对对不起，你应该念四年级，像哈佛、耶鲁这样名气很大的大学，自视甚高，就把你压到二年级。”其实达特茅斯学院是一家历史悠久的常青藤名校，只是在中国人圈子里，名气不及其他。

清华学堂在8年时间里，训练学生演讲、礼仪等等，让学生提早训练留美的各项知识技能，生活学业一概包含，但对学生选校选科之指导，完全让学生自主。有的学生总结出：“应该先去小城市的好大学”——

据我们了解，初到美国，最好先别到大城的大学，如芝加哥、纽约等。一入大城，师生接触少，很容易迷失目标，不如先入小城的好大学。

至于选科，比选校更令人眼花缭乱。

建筑师杨廷宝说，当年他想过学天文，“我还想学机械、学生物，准备科学救国，也想过学哲学；青年人的幻想是层出不穷的。一个人对心愿的选定，也不是不可变动的。在美国学习时，闻一多虽然学了美学，但没学几个月，他又改学话剧，他还劝我改学舞台美术。”

由实业转文的学生，有兴趣为先如胡适的，“读农科时必修英文5小时，还要读德文、发文，这些必修课使我对英国文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胡适再也没法研究苹果种植技术，分辨各个品种大同小异的苹果；也有实在认为人的学问于救国更密切的，“我难忘故乡的见闻和被遗弃、埋没和漠视的善良而有才智的芸芸众生……我也没有耐心和阿米巴、草履虫、蚯蚓等小生命打交道。我选择了政治学”。反之，以理工科成大名的钱伟长，文史家学深厚，自己本来读得也是历史，只因为受“九一八”刺激，为救国转而研究物理，最后竟成为中国力学奠基人。

中国学生当时选择主修，除了个人兴趣，亲友以至学生本人还考虑实际生活的问题，所以起初选科容易倾向实用性。在任何时空里，家境平常的学生都会考虑所修科目的出路，务实就业容易，而当时中国学生不同之处，是在有从国家所需的角度衡量实用性。

不过，胡适为救国考虑学农受了大挫，因而告诫青年万“要按自己的兴趣和禀赋，千万不要以社会时尚或需要为标准去选科目”。

“船一进黄浦江，我就很高兴地站在甲板上瞭望江边的同胞，船慢点儿驶进码头是，江边的同胞渐渐呈现在我眼前了。……

我仔细看了之后，一种感想油然而生：我国人为什么驼背呢？为什么走起路来，这样拖沓迂缓呢？我在美国五年，见到的美国人驼背很少，都是挺胸，走起路来，头竖立，背笔直，眼睛看前，胸部稍向前倾，步履轻快。”

留学生回国，看待眼前的同胞，带着一些亦中亦西的视角，不是厌弃，确有不争之怒。

在归国的对留学生心里，希望为生养自己的地方效力，是很重要的感情。教育学家晏阳初在耶鲁读书，就立下志愿，回国决不做官，只愿救国。画家吴冠中公费留法，回国以为放弃美好的国外学术环境，而他们所想的是“美国虽然目前比中国优越，我认为我等有责任改进自己国家的条件，而不是等别人创造好条件然后我来坐享其成”。

陈毅在1921年写下的愿望：

“我希望中国办几个真正能求学问的学校，等学生毕业后才送他们出来游学。”

一晃已经浩荡近百年。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外滩教育”，作者陆莹，编辑李臻。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芥末堆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