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剧照

【芥末片场】是芥末堆推出的电影赏析栏目，以影评形式为读者甄选具有教育意义的优质电影，挖掘电影中的教育内涵，揭示教育的生活性、社会性和哲理性。

芥末堆 西瓜 10月1日手记

“少年杀人事件”往往略带悲怆。除了对逝者的惋惜，也掺杂着对行凶者的哀悯。

杀人意味着社会角色的被剥夺，少年的人生甫始却不再有未来。

可能性破灭所带来的无力感，让人不禁思考，涉世未深的少年为何会诉诸暴力，他们在成为凶手之前经历过怎样的人生。

Part 1 

杨德昌导演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改编自1961年震惊台湾全岛的史上首例青少年杀人案，新闻本身并不复杂：牯岭街上，杨德昌的初中校友茅武连砍了自己女朋友7刀，致其死亡。

而在30年后的1991年，杨德昌用237分钟呈现了少年“小四”是如何从一个家长眼中的乖孩子，逐渐被卷入到帮派争斗，最后杀死自己喜欢的女孩“小明”的过程。电影的绝大部分篇幅在刻画小四身处其中的家庭、学校和社会。作为最终选择的杀人情节被安排在片尾，用时极短。

故事发生在60年代初的台湾。杨德昌用简单几笔交代了故事的背景。

“民国三十八年前后，数百万中国人随着国民党来到中国台湾。绝大多数人是为了一份稳定的工作和下一代安定的成长环境。

然而，在这下一代人在成长过程里，却发现父母正生活在对前途的未知和惶恐中。这些少年，在这种不安的气氛里，往往以组织帮派来壮大自己幼小薄弱的生存意志。”

这段影片开头的介绍，勾勒出台湾60年代初的灰暗压抑。

小四父母带全家从上海迁来台湾，他们生活在日治时期留下的房屋里。国民党当局仍在营造“反攻大陆”的迷梦，同时又对民众实施严厉监控。

初来台湾的外省人们面对未知的前路，将全部希望寄托于儿女。而十四五岁的儿女们，面对沉重的希冀，又为社会整体的不安情绪所感染，试图通过帮派寻找归属感与安全感。黑帮向未成年渗透，校园暴力不断升级。

彼时的台湾正迎来了美国文化的渗透，猫王与摇滚乐的风靡，对物质与虚荣的追逐也随之而来。

电影开头是民国四十八年（1959年），小四一家来到台湾生活的第十二年。父亲是奉公守法的小公务员，母亲在小学代课，没有专任聘书，每年提心吊胆等着续约。家里共有五个孩子，小四行四，沉默寡言、性格内敛，在家里很少和父母沟通。

这一年中考，小四最擅长的国文只得了50分，张榜后其父曾要求查卷，未果。没有如愿考进建国中学日间部，小四只好进夜间部学习。夜间部的学生大多不爱学习。校内结成小团体与老师作对，校外则为了势力范围打得头破血流。

左起：小猫、飞机、小四

小四成绩很好，可是不同于一般意义上认真读书的乖学生，他有朋友。小猫，人小鬼大、颇有江湖义气；飞机，老实、木讷，不足为谋；小马，侠义心肠却养尊处优、以自我为中心。在这些朋友中，他无法找到共同点。

小四初见小明

然而，从看见混混滑头和一个女生鬼混在一起到在医务室遇见摔伤腿的小明，从和小明点头之交到愿意做她最好的朋友，小四与混乱的外在世界的界限，因为遇到女主小明而打破。

小明家里穷困不堪，母亲重病，无钱付房租而寄人篱下。过早地承担生活的重担让小明早熟，并利用自己外貌的优势游走于多个男人之间。小明依附帮派里的大哥Honey来填充自己的脆弱，更明白凭借自己可人的外表能得到别人的怜爱。有很多人爱她，她也爱很多人，这是她的生存法则。

小四当街刺死小明

然而Honey在帮派争斗中惨死车轮后，小明又和富家公子哥小马在一起。被哥们儿与女友背叛的小四，在被小明嘲讽“我就跟这个世界一样，这个世界是不会变的！”之后，一边怨恨其“没出息！不要脸！”，一边用刀将其刺死。

最终小四被判死刑，后因未成年，改判为15年监禁。

Part 2

任何事件的发生都有其必然性。极端故事的背后，通常有着种种因素的纠缠与关联。相比促使小四挥刀的各种微小诱因，时代背景才是真正需要去反思的。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看似是因爱生恨的情杀故事，实质却是坚持原则、始终与混乱划清界限的小四，因无力改变又不愿与之同流，进而对现实世界的复仇。

正如杨德昌所说：“这个杀人事件不是一个单纯的谋杀案件，促成杀人事件的是整个环境，凶手是整个环境。”

抛开大陆移民与台湾原住民的冲突、全民恐慌的政治环境、社会帮派的雏形、舶来文化的洗礼等深层次的文化和历史因素，仅从家庭、学校和社会来思考，似乎也能够为小四的行凶杀人找到理解和解释的视角。

可以确定的说，小四的内心敏感但并不复杂。他在混乱的边缘观望，保持着审慎与警惕，寻求自我对世界的理解。知识分子的父亲以身作则，为小四提供了对世界最初的判断。只是这种判断在现实世界并不行得通。

作为电影中少有的书生气息浓厚的角色，父亲不愿意与官僚主义同流，不愿意向世俗的规则妥协。不论是与官场同僚，或是街坊领居，还是学校训导主任打交道，父亲总是有些格格不入。

小四被记大过后，父亲教导他

小四在校内被冤枉作弊，父亲跑去和教导主任理论，质问一个人为什么要为自己没有犯过的错误担责，要求学校取消记过处分。结果导致小四被记大过。

在回家的路上，往日里沉默的父子难得一见地敞开心扉，进行了严肃的交流。父亲对小四说：“读那么多书，就是要在其中找出一个做人做事的道理，如果到头来，还不能很勇敢地相信它的话，那做人还有什么意思？”

父亲向教导主任求情，不要让小四退学

随后，因为受大陆老师牵连，父亲被审讯一天一夜。受审后获释的父亲变得胆小怕事，晚上睡觉会做噩梦，听见一点响动，便叫起全家人一起抓贼。因小四与老师又发生冲突，父亲再次被叫到学校。面对咄咄逼人的教导主任，父亲这次却低身下气地为儿子求情。

小四看着这样的场面，砸了办公室的灯，毅然退学。回家途中，当小四用父亲之前的教导来劝说父亲不必灰心，命运掌握在努力的人手中的时候，却只换回一句“如果戒烟，就可以省钱为你配一副眼镜”。

父亲的转变，也使得小四对其所坚持的公平、正义原则幻灭。

随之而来的是，小明在小四准备考试期间与小马谈起恋爱。小四无法接受，为此与“拿自己当兄弟”的小马绝交，并在校外持刀堵截他。

小四试图说服小明，只有自己能帮助她

持刀的小四遇到小明，试图说服她相信只有自己能够帮助她。然而小明指出他这种想法中的自私，不过是奢望世界按照自己的意愿运作，是天真和幼稚的。

小明嘲讽小四太自私

小四在小明对自己的嘲讽中，挥刀刺向她。只是他要复仇的并非情爱，而是与自身价值观相左的整个世界。在父辈教导的普世价值与破碎化的世界格格不入时，小四不能理解每一种人生选择背后的合理性，进而将愤怒倾泻在“坏”的象征——小明身上，也同样倾泻在被否定的过去的自己身上。

小猫送给小四的录音带，被狱警扔进垃圾箱

但即便如此，现实也没有因为小明的死和小四的入狱有所改变。在影片结尾，小猫去探望小四，将自己的录音带交给狱警转交。然而此前说好可以带录音带的狱警，在小猫走后便将录音带扔进了垃圾箱。

现实社会依然是小四挥刀刺向的样子——混乱无序、坚硬冰冷。

Part 3

杨德昌的镜头通常是在不起眼的角落，冷静地叙述着人们的生活。这种冷静带着强迫观者反思的意味，反思镜头背后的意图，亦或反思小四杀人的根源。

在父亲打老二的场景中，镜头始终处于正前方

抛开电影所表达的泛政治因素和时代烙印，少年杀人者的经历依然值得深究。汉娜·阿伦特曾指出，现代教育体制只考虑儿童群体而不考虑孩子个体，导致孩子们要么趋向顺从主义，要么引发青少年犯罪，多数情况下则是这两者的混合。

她所说的现代教育体制是指包括学校在内的现代规训机构，家庭、学校和社会都在其中发挥作用。

老师回答不出小猫的提问，便罚小猫写一百遍“我”字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粗暴型家庭教育、压迫式学校教育、功利性社会教育都在为青少年营造一种有缺陷的成长环境。例如，学生们受到的处罚都是由于教师的刚愎粗暴和是非不分。对于主人公小四而言，这一连串不公正的处罚塑造并强化了他对整个社会环境的负面观感，促成他向“坏学生”转化。

伴随这种转化的，是价值观的脱节。教育体制灌输给孩子的原则、理念、信条，在校园中，在家庭中尚且行不通，又怎么会在混乱的社会中行之有效呢？无效带来的个人挫折感又必然以暴力犯罪的形式被表达出来。

放在这些背景下，小四杀人的动机似乎就不难理解了。他也不再是新闻报道中冷酷无情的杀人凶手，而是为无效教育体制买单的悲剧少年。只是从电影中走出来，我们周围依旧存在很多少年杀手，需要被回溯行凶杀人前的经历。

生活是现实主义，我们教给孩子的却是理想主义。

少年杀人事件在提醒我们，到底是生活出了问题，还是教育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