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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7月某天凌晨3时许，美国白宫的电话骤然响起，总统吉米·卡特从睡梦中被叫醒。电话来自北京，打电话的人是总统科学顾问弗兰克·普雷斯博士，他正在中国访问。 除了遇到危机，卡特担任总统期间很少在半夜被叫醒。

卡特问，为什么这么早打电话？普雷斯向他报告说，此时正和邓小平会见。卡特问，是有什么坏消息吗？对方说，不是，他问了一个我无法回答的问题，他想知道能不能送中国学生到美国留学。

“当然可以。”

“他问能不能派5000人。”

“你告诉邓小平，他可以派10万人。”

那时中美还没正式建交，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没召开，一穷二白的中国面临着一堆亟待解决的问题。

“美国战略智囊”布热津斯基对邓小平当时的做法很惊讶，他在回忆录中曾发出疑问：把中国最聪明的孩子送到美国去，难道他不知道当时中美两国生活条件的差距吗？

但邓小平认为，“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这是五年内快见成效、提高我国科教水平的重要方法之一。”“不要怕出一点问题，中国留学生绝大多数是好的，个别人出一点问题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那是一个一度封闭的大国，在特殊历史时期再次推开国门。

此后，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涌动着中国人热情、智慧和斗志的留学大潮拍天而起，以不可阻挡的力量向海外世界卷去。

1 70年代末：破晓

1978年12月26日晚八九点，小雪，一架飞机静静地停在首都机场停机坪上。52名中年人穿着黑大衣和黑皮鞋、带着黑色手提包，顺序登上飞机，他们要途经法国巴黎转机去美国留学。当时，中国经济落后，外汇奇缺，这么多人一共就只有50美元，被领队揣在兜里。

首批赴美的52名学者（图源：新京报）

彼时的中国，刚刚开始从革命的狂热中醒来，贫穷如一根芒刺穿透刚刚苏醒的肌肤，让人感觉疼痛。

登上飞机的一刹那，这52个人还有些恍惚，在此之前，没有一个人想到自己能得到去美国的机会。这是因为，很多人来自“剥削阶级家庭”，这种包袱仿佛也有万钧之重，足以影响一个人求学的自信心，甚至将他压垮，大家因此也心有余悸，害怕万一去了，国家的路线改了，就倒霉了，要么回不来，要么回来了又要被戴帽子。

教育部告诉他们，这是国家的需要，是邓小平的命令！到美国去学习他们的科学技术，回来给国家做贡献，这样大家才得以安心。

为什么选择了他们？

这一年初春，大学校园刚刚迎来了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紧接着邓小平就以疾风迅雷之势做出了大规模派遣留学生的决策，恢复高考就像突然开了个小孔，让人们看到了塌方隧道尽头突然射进来的那束光，派留学生出国，无疑把这个孔越抠越大！

教育部“全楼振奋”，但随即犯了愁，出国得会外语，经历了十年动荡，去哪找那么多会外语的人。

后来，在各单位积极动员下，经过笔试、面试等层层选拔，勉为其难的选择了这52名年轻偏大但有一点外语基础的学者，这些人能“百万里挑一”被选中，大多数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在那个动荡的年代，没有轻信“书越读越蠢”这一类的话，始终相信知识的力量。

比如52人中的柳百成，在停止教学的日子里被打发到铸造车间劳动，他白天扛沙子，晚上 坚持阅读英文专业书籍，边看边做笔记，笔记本积累了一尺多厚！

当然，凡事总有例外。

曾在北京邮电学院（今北京邮电大学）当老师的陈俊亮，在那个动荡的岁月里被下放到农村改造，他精神潦倒，每天除了农田劳作就是给教育程度在初中以下的“工农兵学员”讲讲课。后来在学校动员下，已经45岁，又是两个孩子父亲的陈俊亮还是动心了，考前他临阵磨枪，找来一些英语政治文章，准备熟悉一下领袖经典词汇的英语单词怎么写，结果全都没用上！发下考卷后，他凭借之前的英语底子做完并考上了。

多年后，已经成为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双院士”的陈俊亮还是很惋惜“如果我在那六年坚持了学习和科研，还可以取得更多的成绩。”

这52名公费留学生也是1978年的全部留学生，他们学成后，带着各种学习用书和复印资料悉数回国，成为了各个领域的佼佼者，个人命运的轨迹也因此发生急速转折。

1978年，除了停滞多年的留学潮被再次开启，很多重大事件在没有任何彩排和预谋的情况下，由一些很平凡的小人物意外的逐个引爆。

在安徽凤阳小岗村，18名衣衫老旧，被饥饿趋使的农户神情紧张地签下了“包产到户”的“生死状”；

小岗村18位农民按下红手印的“包产到户”契约。

距小岗村数百公里的江苏省华西村，吴仁宝用一种特殊的方式改造着他的家乡——一些不受保护、偷偷摸摸的五金作坊，日后竟成为中国乡镇企业的胚胎；

在江浙一带，一批批小工业作坊，已经星星点点的冒了出来；......

总之，1978年的中国，无论是做学问的知识分子、种田的农民，还是想做生意的商人，为了生存，有一分热，便发一分光，最终点燃了改革开放的燎原大火。

2 1980—1983：生长

52人去美国留学的次年，中美建交。

在金门岛，听到这个消息的27岁台湾陆军连长林正谊，站在一块巨石上，凝望着对岸，内心正翻腾着大海一样的波涛。林正谊当即判断出，腐败的国民党当局“反攻”大陆是零概率事件，日后的中国一定会更加开放的走向世界舞台。

“日日看到大陆的山水，不游过来，我内心就不能平静”。

“热血青年”林正谊经过缜密思考和计算后，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游到大陆去！于是，在一个夜深人静的晚上，他悄悄下水，游了三个小时后到达大陆，随后就读于北京大学经济系，林正谊还给自己改了个名字叫“林毅夫”。

林毅夫认为中国会走上世界舞台，但那时的中国离世界还有点遥远。

1980年有一幅新闻照片让人印象深刻：一个西方女游客在故宫参观，而走廊上站满了参观她的中国游客，这是一种陌生的好奇。

1980年，中国游人围观外国游客。（图源：吴晓波《激荡三十年》）

对于一些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来说，这个万物复苏，肆意生长的时代不光给了他们好奇心，更多的是奋勇争先的远大抱负，所以每个人看起来都特别“狂”：有想拿诺贝尔奖的；有想当物理大师的；有想出去看看什么是发达国家，什么是现代化的......

为了不多的出国名额，他们都起早贪黑的学习，成了“幸运儿”顺利出国后，在异国更是艰苦中奋斗，毫不松懈。许多后来的功成名就者，在回忆起那段时光时，都有种“曾经沧海难为水”的感觉。

70年代末的中国留学生所学专业主要集中在科技领域，而到了80年代，更多的留学生选择了经济学、企业管理等专业。

这种微妙的变化跟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分不开。

1978年的中国人购买粮食、日用品等都需要凭限制性的票据；1978年的中国只有一家银行，国家是储蓄主体，也是投资主体。

这些都需要变革，变革就需要有国际视野的人才！

1980年，林毅夫的北大校友，还在读大三的22岁青年易纲被派往美国学习经济及管理，初到时，他揣着2美元，一边留学一边靠给学校食堂洗盘子赚生活费。

两年后，林毅夫被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看中，推荐到芝加哥大学学习农业经济；曾睡在易纲上铺的海闻从北大毕业，但没能拿到公费留学，只能考虑自费，他骑着自行车往返于学校与北京图书馆，从北图抄写下美国大学的地址，一封封信寄向美国，最后被加州长滩州立大学录取，成了改革开放后北大“自费出国第一人”。

10多年后，这三个命运轨迹若即若离的海归聚在一起，创立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也就是后来的国家发展研究院。

从创立到现在，越来越多的留美、留英学者加入其中，他们认为这是研究中国问题最好的地方。

“中国是个金矿，你不能回到中国来，坐在这个金矿上面，然后去挖煤矿，你要挖出金矿来。金矿就是中国的现实，做研究就是要服务中国的现实。”林毅夫常常告诫他的同事们。

除了具体的学科，国外把科技成果转化为有价值的商品，也让很多中国学者心动不已。

1980年，在北京中国科学院的一个仓库门口，46岁的陈春先“忽悠”了14个中科院的研究人员，来干一件“大事情”。陈春先是中科院出名的科学才子，他的学科是研究十分前沿的核聚变，曾跟大名鼎鼎的陈景润一同被中科院破格提拔为正研究员。在过去的两年里，他三次访问美国，考察了硅谷和128号公路后，他的直觉认为，中国也应该有自己的硅谷。在他的方案里，“中国硅谷”的地点就是中关村。

这些人，就在不声不响中，用自己的绵薄之力撬动了中国的高科技产业。到1992年，中关村的民营科技公司达到了5000多家。

位于中关村大街、题为《生命》的雕塑。

但无论在国外学什么，当时中国人出国留学，还是经常会遭到别人的冷落和白眼，很多留学生甚至被当成越南难民。

1980年，44岁的钟南山在英国陷入了无比的沮丧，以广州呼吸病研究所副所长身份来到英国留学的他，手里攥着一封系主任写的信，“按英国的法律，中国的医生资格是不被承认的，你来我这里，不能单独担任为病人治病的工作，只能以一个观察者的身份参加查房和参观实验......”。

当头淋下的一盆冷水，让钟南山夜不能寐，他激愤地在日记中写道：振作起来，争口气回去见“岭南父老”，“争口气”的精神成了钟南山的动力，让他比别人更加努力。

“争口气”也是那时期很多中国留学生决心，1980年的中国，据说一万多个农民才能养活一个留学生，“留学报国”的理念成为那一代留学生的普遍共识。

3 1984——1991：大潮

80年代的中国依然不富裕，但改革开放无疑给予了人们通向未来的信心。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商品经济”的合法地位被确立，无数愿意用双手创造财富的人一头扎进神秘莫测的“海”，开始了一场改变命运的探险。

社会大环境在不断改变，国人生活的细枝末节也在悄然变化。

“板砖”单卡收录机开始进入千家万户；先前被称为“黄色歌曲”的邓丽君在大街小巷播放，国人发现除了“革命友谊”之外，还有这样的细微感性之情；崔健“平地一声吼”，一首《一无所有》，让摇滚乐这种“另类”的唱法走进国人视野；麻花辫渐渐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爆炸型的烫发，走起路来满头都是卷卷儿在空中抖动；“离经叛道”的年轻人开始穿上牛仔裤、T恤衫......

在那个特殊的新旧交替时期，长时间的精神压抑之后，国人发现所有的事物都是前所未有的新鲜，而被新鲜事物包围的自己是从未有过的年轻！ 

80年代的街头也曾经流行过许多服装符号：喇叭裤、踩蹬裤、蝙蝠衫、牛仔裤、红裙子与黄裙子等一度掀起热潮，蛤蟆镜加白裤子与红衬衫则成为叛逆青年的标配。（图源：新华网）

当时，倍感年轻的还有中国的企业，1984年被很多人称为“公司元年”。

1984年1月，邓小平首次来到深圳，为特区的争论一锤定音：“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这被认为是对改革开放路线的坚定支持。

1984年，邓小平在深圳视察。（图源：广安日报）

这一年，正在欢快地倒卖玉米的王石经过深圳国贸大厦时，看到许多聚集的人群，原来是邓小平来此考察，他顿时感觉“干大事情的时候到了”；

在山东青岛，35岁的张瑞敏被派到一家濒临倒闭的电器厂当厂长，为了整治工厂，他一上任就制定了13条规章制度，其中有一条就是“不准在车间随地大小便”；

1984年冬天，40岁的柳传志决定告别每天清闲如水的生活......

越来越多不甘庸碌的人，用“下海经商” 取代了 “拿铁饭碗、挣死工资”，一大批日后驰骋一时的公司，诸如“海尔”、“健力宝”、“苏宁电器”、“联想”、“万科”等得以诞生。

同样是在1984年，留学这件事也迎来了大潮，这一年，国家颁布了《国务院关于自费出国留学的暂行规定》，打开了人们自费留学的渠道。

在那年的春晚上，身着中山装，戴着眼镜，貌不惊人的张明敏唱了一首《我的中国心》，不但风靡全国，也拂动了世界各个角落里无数华夏儿女的心，无论是身居海外多年的游子，还是即将出国深造的留学生，心中最柔软的情感，都被触动了。

龙门陡开，江鲫飞跃，此后积压了十多年的人才狂潮再次喷涌！中国留学生带着那个年代特有的激情、勇气和梦想去往世界各地。

他们看起来有点“狂”，但“狂”的很有底气。

1985年，后来曾担任科技部部长的万钢登上了去德国留学的飞机，刚到克劳斯塔尔工业大学，学校规定，凡是外国留学生入校必须先进行德语入学考试。年轻气盛的万钢很不服气：我的德语这么好，为什么还要参加考试？学校外办的老师很惊讶，200多年了，来这里的留学生多到数不清，还没有谁敢说自己的德语好到不需要考试的地步。没想到，等万钢跟来测试他的几位教授聊完，回答了诸多问题后，学校同意他免试入学。

他们厌弃传统的照本宣科的安逸生活，敢于弃掉让别人惊羡的职业。

1985年，吴鹰做了一个艰难的选择——从待他不薄的北工大辞职，考入美国新泽西州理工学院，带着一箱行李和30美元，只身一人来到美国攻读硕士学位，十年后，他创办UT斯达康公司，靠一种叫“小灵通”的电信产品闻名一时。

他们用一种非常艰苦的过程证明了自己的坚韧。

出身于陕西西安的张朝阳在考取李政道奖学金时，对手是祖国各地的700名尖子生，竞争的激烈程度可想而知，最终，他成为被选中的100人之一。后来有人问成为搜狐掌门人的张朝阳：“在面对风险投资时心理压力能不能承受？”他回答到："这些压力比起我在清华参加考试的时候的压力要小得多。"

1986年，阎焱、熊晓鸽、张朝阳、张亚勤去了美国；

1987年，徐小平先去美国，再到加拿大，刷了很久的盘子，田硕宁也在这一年去了美国，之后成为亚投行第一任行长的金立群则赴美国波士顿大学经济系研究生院进修。

越来越多的青年奔向国外。仅在1985年底，出国留学生的总人数就达到3.8万人，其中自费留学生7000人。在之后的十多年间，这些人中的很多人都将回到中国，政界、学界和商界都将不乏他们的身影，中国未来的新技术、新理念和IT产业等将由他们担负支柱。

这些后来中国各领域的“领航者”，此刻都默默地奔波在各自的留学之路上，谁也不会想到，时代会在某个瞬间猛一转身，把聚光灯打在他们身上。

4 1992——2002：激荡

时间匆匆来到了90年代，跟80年代的“浪漫”有所不同，日渐商业化的时代特征，让中国不再像过去那样充满神秘感和难以琢磨。

不过，在意识形态领域，两种不同的声音仍然在隔空交锋。如果仅仅从报纸上的争论来看，1991年的中国弥漫着改革是姓“社”还是姓“资”的硝烟。而事实却是，争论如江面上迷眼的乱风，实质性的经济变革却如水底之群鱼，仍在坚定地向前游行。

1992年邓小平南巡，一系列讲话的核心其实是对无所不在的意识形态争论给予了断然的“终结”，改革开放新一波的浪潮由南向北，在经济上形成了强烈的号召力。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先后到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视察。

很多国人都从中嗅出了巨大的商机，很显然，一个超速发展的机遇已经出现。这时候，需要的就是行动、行动、再行动！此后又出现了一波办公司热。

“海归”也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重要部分，与经济加速相对应的，是留学政策的进一步松绑，“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被确立为留学海归政策的指导思想，这一扫80年代末一度对留学政策有所收紧的阴霾，给留学潮又加了一把火。

于是，雄心勃勃的人都琢磨起留学来：从商的，想到海外赚得第一桶金；搞文化的，一心盼着成为世界文化的主流；演艺明星们，也开始惦记着冲进好莱坞、百老汇。有人甚至带着“外国月亮比中国圆”的幻想，盼着尽快走出国门。

1993年，一部叫《北京人在纽约》的电视剧火爆全国，将出国热真切地展示在每一个中国人面前。“如果你爱他，就把他送到纽约，因为那里是天堂；如果你恨他，就把他送到纽约，因为那里是地狱。”

片中，姜文扮演的音乐家王启明，在纽约无论如何挣扎都无法实现自己的音乐梦想，最后成为了一名商人，这是那一代人世俗意义上的成功模板。

《北京人在纽约》剧照

还有一些人，他们对日益高涨的商业和时尚潮流兴趣不大，他们盯着的是国外的先进科技。

1992年，34岁的黄大年在机场冲着来送他的亲人朋友使劲儿挥手，坚定地说：“等着我，我一定会把国外的先进技术带回来。咱们一起努力，研制出我们国家自己的地球物探仪器！”

黄大年在英国留学期间的留影

4年后初春的一个早晨，利兹大学一间教室内爆发出热烈的掌声。黄大年，一个中国人，刷新了历史——以排名第一的成绩获得地球物理学博士学位，他所研究的领域能确定地下是否有油气等矿藏，水下是否有潜艇等异物入侵，“让地球变得透明”。

17年后，黄大年回国，震动海外，当时有国外媒体报道，“他的回国，让某国当年的航母演习整个舰队后退100海里”。

黄大年出国的次年，在日本东京进行客座研究的南仁东按捺不住内心的想法，他想在中国建造新一代射电望远镜！他跟同事说：“咱们也建一个吧。”于是，他放弃了国外300倍的高薪回国，这个面容沧桑、皮肤黝黑，夏天穿着T恤、大裤衩骑着自行车的人，像山民一样消失在中国西南的大山里，为了FAST射电天文望远镜琢磨了大半辈子！

“天眼之父”南仁东站在FAST圈梁上的经典回眸

1996年，26岁的潘建伟留学奥地利。潘建伟的导师塞林格教授第一次见他时，问他的第一个问题是“你的梦想是什么？”潘建伟回答，“在中国建一个世界一流的量子物理实验室。”

借助一股股留学潮，有人怀着各种想法赶赴世界各地，也有人正从世界的某个角落匆匆赶来。

中国的改革开放1992年之后进入黄金盛年，互联网这项科学技术正在太平洋彼岸落地，开始商业化，展现其迷人的魅力，中国也正迎接这一股互联网冲击波。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中国互联网大潮中，“海归”们也在这一时期鬼使神差地入局。

1995年，走下飞机舷梯的张朝阳感到一阵寒意，他搓了搓手，拎着两个手提箱向机场外大步走去。多年的美国生活，让张朝阳有了“小布尔乔亚式”的审美，扎小辫，POLO衫，戴墨镜，而迎接他的，是一片未知。

1999年国庆，大家的名片上开始印e-mail地址了，街上有人穿印着".com"的T恤了，李彦宏断定：互联网在中国成熟了，大环境可以了。于是，他决定回国创业。

同年，陈一舟与两位斯坦福大学校友杨宁、周云帆回国。此前他们曾一起回中国转了一圈，得出一个结论：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地方都在这儿了，不来这儿，去哪儿呢？后来他们创办了一个叫ChinaRen的公司，也就是后来的人人网。

尽管有着诸多不如意，对未来的生活也没有全然把握，但他们还是回来了，理由只有一个：在美国虽然拿着高薪但找不到自我，不如回国创业。

接下来的时光里，每个行业都将被“互联网思维”搅个天翻地覆。

尽管各种优秀“海归”或出于梦想，或出于商机选择回国，但这也难以掩盖这一时期中国大量的人才流失，2002年，也就是中国被世界贸易组织接纳的次年，出国与归国人数之比一度达到了6.94∶1，也就是说，每7名中国留学生中仅有1人回国！

5 2003——2018：归来

进入新千年，一切都变得很快，“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成为这个时代最强有力的注解。

与蒸腾上升的综合国力相对应的，就是滚滚洪流般的留学潮，中国已悄然成为全球最大的留学生输出国之一。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留学生选择了回国。这一点，数字统计很明显地感知到了，从2003年开始，中国出国与归国人数之比不断缩小，2010年为2.11:1，2015年为1.28:1。少数人的选择成了多数，近五年来回国人数占到了出国总量的70%。

更重要的是，归国者中，精英大有人在！

据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发布的调查，海归创业集中于国家战略新兴产业，在海归创业者中，58.3%拥有个人专利，65.9%从海外带回了技术，绝大多数处于国际先进和国内先进水平。相对早年的迅速复制海外商业模式，近两年的海归技术人才在生物制药、AI、新材料等技术创业领域扎堆。

国外很多国家的条件还是比中国好，为什么选择回国？

风格迥异的回答归结起来无非两点：除了中国的机遇，还有国外的天花板。很多技术人才直言“在美国，华人技术人才能跻身管理层的不多，可能会一直写代码。”

当然，当下的中国，跟之前任何时代都不一样：创业环境有时比美国厮杀的更惨烈，前几个月还是一片处女地，过几个月就成了一片红海。

 2017年初，被称为“硅谷最有权势的华人”的微软前全球执行副总裁陆奇归国，成为新版精英归国的代表。这些归国精英或直接投身到创业大潮中，或加盟大互联网公司任高管，或致力于开拓国际市场。

除了商业精英，还有一批国际公认的科技大咖归国。

很多人随之疑惑，如果说归国创业的商业精英是看中了中国市场巨大的商机，那搞研究的学术大咖又是为了什么？

只能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存法则，只有读懂了他们的生存法则，才能理解这些选择中的激流勇进。

古人说：“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对于他们来说，自己所研究的领域如果不能对祖国发展有所帮助，即使金钱荣誉傍身，也依然是“锦衣夜行”。

2008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建系以来最年轻的终身教授和讲席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500多平方米的独栋别墅，一英亩的花园……在一夜之间，尽数被施一公抛在身后。他用了一个晚上的时间，做出了回国决定，别人都以为他疯了。

施一公

2009年，暌违多年的黄大年，手握国航938航班机票——中转站：北京，目的地：长春，回归祖国怀抱。

黄大年曾问施一公：“一公，我们身在海外，真切感受到祖国的差距，你是不是也忍不住想要回来，想要撸起袖子大干一场？”

2017年，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姚期智与杨振宁一道放弃美国国籍、正式成为本国院士的报道，激起千层浪。这不仅是因为高曝光率的杨振宁，姚期智本身也是一个无法被复制的传奇——迄今为止，他是获得世界计算机最高奖项图灵奖（与诺贝尔奖齐名）的唯一一位华人。

姚期智

2018年，世界公认的单分子酶学奠基人谢晓亮正式全职回归北大。

还有高能物理王贻芳、光学影像李学龙、人工智能甘中学、新药创制丁列明、船舶力学崔维成、强磁场哈佛八博士……

哈佛八博士王文超、张欣、张钠、王俊峰、刘青松、刘静、林文楚、任涛在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强磁场科学中心。

西方媒体评价：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中国一样，如此重视吸引流失在外的人才回国。

在载人航天、“天河”高性能计算机、北斗卫星导航、“蛟龙”系列深海潜水器等战略高技术突破背后，频频出现留学人才的身影，他们的回归使中国相关领域的科研发展水平在世界上加快了10年到15年。

在40年改革开放的历程中，归国留学生与下乡知青、高考学子、下海闯荡的商人和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一起成为推动中国崛起的重要力量。

四十年中，这群中国人“晴天抢干，雨天巧干，白天大干，晚上加班干”！当美国人疯狂地在全世界寻找敌人时，他们默默地记着“发展是硬道理”。

不知不觉中，世界却惊奇不已，一个曾经落后的中国，经济总量已成为世界第二。

当年的下乡知青已白发满头；当年的高考学子已多了些许皱纹；当年的出国留学生腿脚已不太灵活；当年的下海“弄潮儿”多少都有点“三高”；当年的农民工也早已累弯了腰；

但他们努力过了，他们奋斗过了！

时代不断变化，不变的，是千万万万仍在奋力奔跑的人。

参考资料：

《激荡三十年》吴晓波.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

《1978：留学改变人生》钱江.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

《中国生活记忆》陈煜.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9.

《沸腾十五年》林军. 中信出版社，2009.

《“他的回国，让某国的航母演习舰队后退100海里！”》吴晶、陈聪.新华每日电讯，2017.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瞭望智库”，作者库叔，原标题《曾经一万多个农民才能养活一个留学生！这是历史上罕见的人才回流潮，西方媒体说...》。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芥末堆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