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学的场景——2006年9月1日

昨晚给源源整理完书包，她就开始不停地唠叨，抱着新书包兴奋不已。今天她醒得特别早，出门前不住地对我说：“妈妈，你等着我。”从一早将她送到班上，心就一直悬着，真希望她对集体生活的那份期待一直保持下去。今天她得到一朵小红花，很高兴地告诉我这件事。

那种因对未来生活的憧憬所产生的兴奋感离我已有些久远了，听着孩子整晚的絮叨，我忧喜参半。喜的是在她心中满怀对新生活的期待，那份忧来自我对教师这一职业的体认。作为教师，我对这一职业有多敬畏，那么我对自己孩子即将到来的学校生活就有多么忧虑，这一点都不可笑。

焦虑在整个2006年的上半年蔓延着，随着9月1日的迫近，一种复杂的情绪在滋长。我不断重读《窗边的小豆豆》，不断重读《我交给你们一个孩子》，不断重读《入学的场景》，不断重读《给父母的十诫》。9月1日一整天，我都在懊悔——曾在过去的几个入学第一天里惩罚我的学生，曾让他们因期待而兴奋的第一天的某个时刻过得很痛苦。曾在开学第一天找孩子的父母谈话，指出孩子的各种问题，以显示我的敏锐和责任心，我因我的无知曾在孩子父母的心中增添了多少忐忑？

今年的入学第一天里，我热情地回应孩子们的问候，原谅他们无伤大雅的各种“冒犯”——上课开小差，不举手就插嘴……用真诚的微笑力所能及地为他们的第一天抹上淡淡的美好。

早起的孩子——2006年9月6日

因为要去幼儿园，源源每天早晨必须7点起床。虽然起床时间只提前了一个小时，但对于她来说却是需要克服的难关。我常对她说：“起床了。上幼儿园了。我要走了。”她会闭着眼睛低喃：“我要去，妈妈，你等着我。”然后闭着眼睛艰难地蠕动几下。今天她突然说：“我不想去了。”并拒绝穿衣服。催促了几遍后，大哭起来。粗暴地拽起她，胡乱给她穿好衣服，再抹把脸，就将她拎出了家门。一边不忍，一边提醒自己不可以流露任何的谅解。

执周的时候经常遇到一个四年级的女孩，上课很久了才匆匆往教室跑。有几次，她明明喊了报告，上课的老师却装作没有听见，故意让她在教室门口多站一会。她总是满脸局促，不敢再喊第二遍，老实地低头站着。出勤是班级常规管理中的一项，迟到会影响班级评比，老师知道不能体罚，只好小小表示一下不满。老师后来向我抱怨：这孩子住得非常远，几乎天天迟到，总是影响班级评比，为此同学们都很讨厌她，曾建议她转学到近一点的学校，家长又不肯。可怜的孩子，为了读一所相对好些的学校不得不早早起床，并一次次承受迟到带来的难堪。

我感到我们似乎很少站在孩子的角度，去计算他们的付出。

要求——2006年9月9日

因为老师说“小朋友要自己吃饭”，源源在幼儿园大哭了一场，表示“我不会吃，我要老师喂。”我知道源源会自己吃饭，只是当“自己吃饭”作为一项明确的要求提出来的时候，她担心自己做不到，因此充满了恐惧。我还知道，老师虽然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实际上每顿饭仍会去喂吃得慢的孩子，只是源源不明白这样的要求有时不会不折不扣地去执行。

老师说，源源在幼儿园非常乖巧。的确，从第一天开始，她从未在我们送她入园的时候哭闹，她的情绪波动只表现在家里。周三晚上睡觉前，她突然郑重地说“我不想上学了”，当时我的心就猛地一沉。从那天开始，这句话几乎成了她的口头禅和我的心病。情况越来越严重，她会在任何时候因为想起这事突然大哭起来，哀求我们不送她去幼儿园。看着她日渐心事重重，看着她的笑脸越来越少，我感到沉重的压力。这两天，我尝试偶尔对她发发脾气，消灭她试图留在家里的企图和幻想。可我做得对么？

她会在玩的时候突然重复老师批评她的话，会因为突然想起老师说过“不要你上幼儿园了”，“让你妈妈把你接回去”，“再不听话送你去托班”，“今天不让你回家”之类的话默默地流泪。

第一次站在家长的角度审视教师的各种“要求”，我对这些“要求”的强制性有了新的懂得。作为教师的时候，我常常努力达成这些既是对学生的也是对教师的要求，总是努力超越那些最低限度的要求，尽可能表现出自己和孩子们的优秀，我觉得我是在尽责，是在为学生着想。可是，当我真的以母亲的身份重新审视这些“要求”和“规定”的时候，我才惶惑地发现教师立场和学生立场之间的微小差别。

作为教师的我们能确定那些“要求”和“标准”是对孩子的终生发展有益吗？我们是否思考过我们为什么要提出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要求”和“标准”？我们是否试图了解过这些统一的“要求”和“标准”作用于不同的孩子时那些孩子的感受？即使这些“要求”和“标准”是经得起任何眼光审视的，我们在达成目标过程中所采取的手段、方法、策略等等所有时髦的名词下掩藏的行为的正义性是否也同样经得起考量？这样的追问令我感到有些慌乱，但也正是这样的追问使我开始在课堂上，在和学生的交往中学会了留下点空间。不再永远咄咄逼人，不再要求令行禁止，我知道要给孩子们点时间，要更有耐心。

在源源重复老师的灰色语言时，我一次次想到A。我曾为了达到威吓的目的对着A怒喝：“我再也不要你了。你一点都不像一个一年级的学生，送你去幼儿园算了。”然后固执地牵着A，送他去幼儿园。路上他一再地认错求饶，我都置之不理。直到他终于绝望地大哭起来，我才答应再给他一次机会。我曾为自己看到他悔恨的泪水而沾沾自喜，暗想，我哪能真的不要他呢？我又怎么可能将他退回到幼儿园呢？一个小小把戏就达到了教育的效果，真好。也知道这样的把戏不能一而再，再而三，A再犯错的时候我会生气地说：“我再也不要你了，把你送还给你的爸爸妈妈，明天不要到学校来了。”那次，我真的将A送到了在夜市出摊的妈妈手里……

“如果你怎么，我就怎么”是我们惯用的职业语言，只是我们忽视了，活在威吓中的孩子在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的同时失去了什么。

可比的鼓励——2006年9月11日

今天，我是第一个去接孩子的家长。源源欢呼着冲过来，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居然是“明天我还上幼儿园”，真是大喜过望。当然明白，她未必不再反复，但是能主动说这话，我还是觉得很安慰。她说，老师表扬她了，说她各方面都有进步，还让她当小老师，站在前面带着大家边听音乐边拍手。源源现阶段的节奏感一塌糊涂，不过老师还是肯定地说：“源源真棒！”这个呆子，在新的生活面前有点茫然无措，可是夸奖的话却听得明白。因为得到老师的鼓励，她很得意，于是连幼儿园的生活也变得有滋味起来。

很喜欢老师说的，虽然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特点，但他们都是好孩子。对我来说，距离最近的幸福就是每天早晨源源不会因为要上学而哭闹不已，愉快地开始她新的一天。而最痛苦的，莫过于她不断地念叨“明天不上学了”“我不想上学”，当我从她的眼光中读到忧虑、紧张和不安，我会觉得自己非常无助。

本周源源因为进步大被评为“每周一星”，我很开心，可源源并不知道那是什么。物化的表扬当然是鼓励，但我更希望老师将鼓励的话直接对着源源说，让源源觉得老师是那么的喜欢她。

朋友高的女儿今年读一年级，她表示不想第一个当班级“每周一星”，因为她在幼儿园的时候就是第一个被评上班级“每周一星”的，可那时候她还不明白“每周一星”是什么。在老师不断地强化下，她终于弄懂了“每周一星”的意义，便开始向往再次获得这一荣誉，可她已经在不知道的时候得到过了，机会只能给其他的小朋友。在一次次失望之后，她得出这样的结论，不能太快得到“每周一星”，还是往后面排一点比较开心。

只要相处略有时日，学生有哪些特点，一个不糊涂的老师是非常清楚的，健谈的老师甚至会如数家珍。如果让我将自己班的孩子们排个队，精确显示他们的发展水平和在班级中的位置，这实在是很困难的事，毕竟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特点。可是，在学生分批次入队的时候，在评选优秀学生的时候，上级主管部门下放的指标是一个确定的百分比。谁在百分比内，谁在百分比外，需要具有公信力的评价标准。此时，老师们创造性的将一切具有个性的行为表现全部兑换成红花，这样，一个孩子是否优秀就变得容易测量了，因为单位统一，比较就不再是问题。面对结果，家长、学生都会无话可说。

问题是，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对学生行为的反馈非常复杂，将复杂的反馈都直接换算成红花和各种荣誉称号之后，老师、学生、家长们渐渐就忽略了反馈本身，他们将关注的焦点集中在物化的红花上去了。家长和学生的反馈也变得简单起来：

“今天得小红花了吗？”

“没有。”

“别的同学有吗?”

“有。”

“你今天表现不好了？”

“我觉得不公平，我举了手，可是老师不点我回答问题。”

而这种不公平原本是正常的。为了鼓励，我们把机会优先给内向的同学，或者同样表现下，我们会更多地表扬生性胆小的孩子……这些处理方式的不同是在充分考虑不同孩子具有不同特点的基础上作出的选择。可是当这些差异直接变成物化的、可测量的、并挂在教室里不断相互比较的红花和荣誉之后，孩子和家长们自然会对差异对待的公平性提出质疑。追求公平的结果是，抹杀弱小者努力的过程，令他们和他们的家长不断经历失败。

我们常感到受制于荣誉，可是我们已经离不开它。我能做到的只是当源源主动告诉我今天没有得到红花时，说声：“没关系，只要你觉得开心就行。”

新的懂得——2006年9月12日

今天早到了几分钟，听老师在维持秩序：“哪个小朋友还不回座位，我就不让他回家了。”然后是一系列的点名批评。教室里终于恢复了宁静，老师弹琴带小朋友唱歌、拍手。源源因为听边音乐拍手边跺脚，被老师呵斥：“谁在制造难听的声音”。那家伙居然继续忘形地开心尖叫和跺脚，我赶紧避让到邻班门前，却撞到邻班的老师拉着一个犯错的孩子去隔壁寝室“关禁闭”，便觉得更加不自在了。

很多同行都认为教师子女才是最难教育的——可能熟悉行业隐性规则的人总是特别挑剔，但作为教师的我有足够的体谅。

多数管理者看到学生在集体活动中显得无序和混乱，那么一定会置疑教师的工作态度和工作方法。可是在课堂上，我并不能保证每一分钟都让学生有序、专注地学习，这个过程中教学双方都需要不断去调整自己。不知道有多少管理者会给老师和孩子们一些时间逐步达成管理目标。为了让随时都可能需要开放的课堂——推门听课——尽可能少地出现纪律方面的“低级”问题，我只能在日常加大“管理”的力度。此时，收服班上最调皮的学生成为我的底线，我的严厉程度与班级上最调皮的学生的承受力成正比。管理上的不留空间、不留余地的结果就是，教师缺少从容和笃定，总是用过度的力量去镇压学生，力求快速消灭出现的问题，有时甚至不允许出现任何问题。

我害怕过于严苛的管理，貌似的到位只是逼迫教师深谙做表面工夫的技巧。当意识与能力尚不具备，此时若加上严苛，只能孽生谎言和欺骗。在这个注重表面功夫的恶性循环中，学生无疑才是最大的牺牲品。

一直想做一个好老师，也一直努力做一个好老师。可现在才发现，家长眼中的好老师和教育内的评价标准很不一样。如今也是家长的我压根就不在意孩子的老师曾执教哪一级的公开课，曾发表多少文章，已获得多少荣誉称号。我只希望老师在规范孩子行为的同时传达出善意。我在意老师是否真心喜欢我的孩子，是否足够体谅，是否有足够的耐心。我期待孩子的变化，但我更在乎令其发生变化的方式。

   记得以前，我们喜欢夸老师工作很负责，如今，我却很害怕这个。我发现，如果负责的方式不当，那么越负责后果就越可怕。充满智慧与真情的用心可遇而不可求。偏激一点，我宁可老师“放羊”，宁可让孩子们在彼此交往中学习，也不愿意孩子被磨灭了学习甚至生活的乐趣。

主张基本权利如何演变为骚乱——2006年9月13日

下午第二节课，我在教学楼的楼梯间发现一个面色仓惶的小姑娘，同学们都去专用室上课去了，她却站在那里，奇怪地一动不动，那种的表情和身体情态我太熟悉了，源源每次把大小便拉到裤子里时就会这样。我走过去轻声说：“没关系，我的女儿有时也会这样，知道妈妈的电话吗？我让她赶紧给你送裤子来。”打完电话，我把她送到老师那里，让老师带她去寝室，脱下湿裤子，捂在被子里看会儿书，免去湿冷和同学前的尴尬。交代老师不要反复提及此事，以免令她难堪。

课堂上，当学生提出想去上厕所，我都会犹豫不决，不敢爽快地答应。多数时候只要我答应其中一个的要求，更多的手会举起来，然后我的课就彻底陷入混乱了。更可怕的是，以后只要是我的课，就会有学生提出要去上厕所。教师之间一种潜在的“博弈”存在着，谁是木桶上最短的那块木板，谁就得承受最大的压力，然后谁都不敢轻易满足学生的需求了。富有经验的同伴支招，通过观察可以粗略分辨真假，可我发现这招用了几次之后，很多学生都学会了用焦急的表情换取批准。

做了母亲之后，课堂上我会强调应该利用课间去上厕所，但如果他们仍表示有这样的需要，我会尽快批准，并坦然接受偶尔被欺骗的后果。因为我希望，在我的孩子向老师要求去厕所的时候，尽快得到批准。如果她并不是想上厕所，只说明她不想呆在课堂上。

兴趣与特长——2006年10月25日

今天源源上了第一次外教课，她的英文名字叫Betty。让她学英语并不是怕她落后，只是担心她变成少数——班上只有两个小朋友没有学习英语了。所以当她提出也想上外国妈妈的课的时候，我便帮她报了名。和大家在一起也许比学会什么更重要，追随大多数有时是平凡的人保护自己和求取心理平衡的方式。

早就打算送源源去学画画，可是看到她对学校生活还不大适应，决定暂缓。以前看到同事的孩子学这学那，也觉得有压力，只是没有现在这样具体。舞蹈、钢琴、绘画、英语……还有看起来还很遥远的数学培优。孩子日益成为知识和技能的奴隶了，可是孤独的抗拒又能坚持多久呢？朋友高的女儿今年读一年级，她一直坚持只让女儿学琴。如今她也开始后悔没让孩子早些练习写字。孩子写字速度不快，字也写得不如同学。现实的问题是，如果孩子处处不如人，自然容易灰心丧气，然后学习的信心和兴趣都要打折扣。水涨船高，当大家都失去了理性的时候，理性倒显得荒诞可笑了。

当有人为我国三年级学生就能够达到其他国家六年级学生的知识和技能水平而自豪时，我看到的是沉重的知识背后的暴力。中国缺少经济学家，多数时候我们只比较收益的大小，不计成本，然后轻易地付出了孩子童年的快乐。

敌意——2006年11月1日

今天浏览朋友高的博客，读到小琴琴的故事，很有感触：

“小琴琴是今年刚入学的一年级新生，瘦小，爱笑，问题很大。没有听讲的习惯，无视老师，无自我约束力。整节课在不停地动，衣领被拉扯得严重变形，并且将衣领领口一直拉扯到胸下，把整个上半身露出来。挨批评时一直保持笑容，好像不知道我的意思。每节课她都带给我很多麻烦，大声的尖叫，随便下位，严重影响其他的同学上课，这让我很头疼。

一次音乐课上，当我听到教室里有说话的声音时候，我问：“这是谁在讲话呀？”语气当然是不太友善的。立刻，几乎是全班同学都把手指向了她。虽然我对她有意见，不过当时的场面仍令我觉得惊讶、难过。这说明她不被同学们欢迎，或者说孩子们已经习惯这样看待她。琴琴很难过也很生气，她以一种放弃的心态，大声的叫嚷：“不是我！”然后径自走出了教室门。

我追出去了（我当然要追出去）。在追出去的同时我的心里很不安，她才踏入小学的校门不到半个月，已经如此难以和大家沟通并被同学们排斥，这样的局面是任何人都很难面对的。此时我对她已经不再是生气了，更多的是怜悯，我想到了我自己的女儿。我拉住了琴琴的手，回头对所有的孩子说：“大家不要随便猜测，我相信琴琴会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的，琴琴也能够在下面的课上认真听讲，不再插嘴。”后半节课，琴琴果真坐得好好的，没有再讲话。我及时地表扬了她，我看到她小脸红红的，应该是很激动吧。

一个小小的孩子，离开了幼儿园悠闲自在的生活，在小学里开始系统的学习，那么容易就被下了定论，该是多么可怕的事情。我常常观察那些让老师叫苦不迭的孩子，发现他们在课堂之下，一个个都是那么的可爱。“（转自高老师的博客）

喜欢和朋友高交流，她和我一样，经常在处理学生问题的时候联想到自己的女儿，然后以此为出发点去尝试理解自己的学生。今天我们在一起感慨，是什么让一个小学一年级的新生如此无视基本的课堂规则、敌视老师？是什么让一群一年级的孩子一致对同伴表现出厌弃？在小学，老师们发现孩子行为异常的时候会说：“这孩子在幼儿园就……”可在幼儿园里，我发现家校联络板上，老师对孩子行为习惯不好、自理能力差的归因是家里比较溺爱。天呐，追根溯源，我这个母亲才是祸首，顿时紧张起来。

这几天我正为X的敌意心烦，想主动化解，但是不知道怎样做才比较美妙。

课堂上他总是频繁地回头和后面的同学大声调笑，起初我将之当作一种暂时状态，并没有兴师动众，只是用眼神传递着我的不满，可效果实在不好。几次走过去轻敲桌子他也置之不理。我为这份轻视生气起来，所以上次课直接点名批评了他。本想警告一下，他却没有如我所预期的，暂时闭上嘴巴，而是非常直接地顶撞，给了我颗钉子。

我比较反感这种毫无道理的顶撞，明明被点到错处，却矢口否认。双方对峙中，只能四两拨千斤。对自己笑笑，用幽默镇压了他，可我知道他不服。后半节课，我明显感受到来自他的敌意。讨厌缺乏理性的对抗，更不想和他比固执，在我看来实在很没有必要，便不再理他。心里却很明白，他的敌意会比较有常性，并给课堂带来许多不可欲知的麻烦，随着时间的推移，化解还会日益困难。突然想起小琴琴。

既然想早些化解敌意，那么我就得明确传递我的善意，但绝对不能显得过于软弱，力量不对等的善意只会招致鄙视。把握这个分寸的关键在于找到恰当的契机。

今天下午的辩论赛我准备在每班邀请一名同学到隔壁班担任评委。中午我主动找到他，问他是否愿意。嘱咐他记得主动向第一节课的任课老师请假、课后主动补课。然后他非常认真地全程参与了邻班的活动——聆听、思考、记录、沟通。最后代表评委进行了点评，并宣布比赛结果。他的能力有限，但是他全心全意在做，并在点评之前非常诚恳地感谢我给予他的这次机会。

我突然明白了，这些对老师充满敌意的孩子原本不是这个样子，他们也不是真的对老师的态度无所谓。

陌生——2006年11月24日

今天是家长开放日，我参加了半日的班级活动，发现源源在集体生活中的样子和在家中的表现完全不同。在做班主任的时候，我始终无法理解，为什么在我告诉家长孩子在校表现时许多家长表现出意外，他们会强调孩子在家不是我说的这般样子，可我始终不相信一个孩子在家和在校的表现反差会很大。今日，我以家长的身份置身班级生活之中，方才真切地感受到情境变化对孩子的巨大影响。集体生活中的那个源源对我来说如此陌生！

作为母亲，我很熟悉源源在家里、在我身边的样子。而她在学校里、在集体生活中，如何学习、如何交往是我所不熟悉的。源源比较喜欢和我说她在学校学习和生活的感受，这使我从一个侧面了解了她的生活和学习状况，但仍然不能取代我直接走进课堂，置身班级之中来感受她的学习和生活环境。突然感到一种紧迫和必要——要多和教师沟通，因为学校生活和家庭生活有着本质的不同，我需要老师基于日常的观察给我一些客观的描述和建设性的意见，虽然我自己也算是一个专业人士——可在源源面前，我只是一个母亲。

仔细想想，反差很大实际上是很可怕的事情，这种集体生活中的陌生形象让我有些紧张。向内释放的压力太大实在不是件好事情。

一定——2006年12月10日

源源的过度依赖由来已久，标准的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两脚不沾地……过度包办从上周五拿到家园联系手册之后嘎然而止，一定得让源源适应新的生活。我开始下大力气培养源源的独立生活能力，这是一种补救，但愿为时不晚。

这一周里我们着重要求她每天自己吃饭，并且提高吃饭、喝牛奶、喝水的速度，换鞋、上厕所也要尽力自己独立完成。这是让人难受的一周，我每天凶神恶煞地站在旁边看着她，只要动作慢或者开小差就批评责打。我承受着很大的压力，期末园里会有考查，不能给老师添太多的麻烦。为了让她尽快达到幼儿园的要求，我似乎别无选择。

源源又有三天没有上学了，这次是因为腹泻。因为病着，便不再坚持让她自己吃饭。退回一步，饭桌上突然安静下来了，日子似乎也平缓和美了许多，没有责罚，没有威胁，没有糖果。这种气氛是有诱惑力的。晚上睡觉的时候，我也不再逼迫她，任凭她翻来覆去、嘀嘀咕咕，直到乏困了，自己翻身睡去。反正不用早起。真希望日子就这样流淌，没有那么多的高标准、严要求折磨我们彼此。想想前一段的急迫，那样笃定的转变计划开始摇移，眼泪和批评一下子成为她生活的主旋律，突然的变化在孩子那里该是多么的可怕。告诉自己，要给我们彼此多一点时间，改变唯有缓慢才不是摧残。

Z老师说F上次数学考试只考了51分，拿着卷子却开心不已。数学老师问：“你考试不及格还这么高兴？”F答：“妈妈说了，这次考试只要考到50分以上就可以奖励我吃麦当劳。”数学老师哀叫：“干嘛不把标准定到60分以上啊！”59和60的区别是巨大的，后者意味着100%的合格率，100%的毕业率，而前者意味着没有达到学校的质量管理目标。

毕业临近，一向乐观自信的Z老师也开始日益焦虑，F怎么毕业？那个100%的毕业率怎么达到？对这类孩子教育局有规定，孩子必须由家长带领，在完全自愿的前提下去医院检查，开具相关医学证明，否则一律算分算率。可F的母亲坚决反对带孩子去做智力测试，学校又不能强迫。Z老师问我，摊上个如此特殊的孩子，是不是只能自认倒霉？

我理解诸多规定都是为了更好地维护孩子的利益，可是我真不知道让每个孩子一定毕业，一定及格是不是另一种残忍和苛刻？是老师没有尽力？那么我谴责老师责任感的缺乏。是孩子没有尽力？那么是老师无能，未让孩子对学习产生兴趣。如果是孩子的先天不足造成的，到底谁该为此承担责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就近入学，从概率上来说，每个学校所接收的孩子禀赋应该不相上下，却因为有些学校具有了各种优势资源而要求他们达到比别人更高的要求。不知道对那些享受优势资源的特殊学生来说，这到底是他们的幸运还是不幸！

我知道，好多老师的班上都有一个或者几个特殊的孩子，极少有家长能直面现实，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不愿意承认孩子的“特别”。每次交谈，看着痛哭流涕的家长，我的心中充满对家长和老师的同情。对于家长来说，承认孩子的特殊就意味着被放弃的可能，觉得不再算分算率的孩子单靠老师的良心来教导太可怕。既然一个“特殊”的孩子注定一生都会被正常的生活所抛弃，那么谁愿意放弃最后的努力？只能让孩子受点苦，也许时间会让他们“泯然众人矣”。真的可以吗？在一定背后，家长、老师、孩子谁能得到真实的同情和帮助呢？

我只能在心里说：“一切具体的痛苦都是具体的人在承受，不能分担的我也许连体认都是抽象的。”

我在意你——2006年12月18日

今天源源是升旗手，我很紧张，担心她因为旁的什么影响情绪，然后不管不顾地不干了。为了使她今早有个好心情，我费尽心思。比如上周里每次遇到同事都请大家认真听她做自我介绍，并表扬她很棒；不过多地让她练习，以避免她产生抵触情绪；周日午觉少睡一会儿，晚上早点安排她睡觉；今天一早尽量顺着她的意思，不和她正面冲突……上周一她就会作自我介绍了，然后我又教她背诵古诗，每次她都和我商量能否不背诗，唱首歌来代替。固执地教了三天，最终我投降了，答应可以唱她最喜欢的那首歌。

每天接源源的时候，我都会留意看老师的留言板，看看上面告知明天开展什么活动，需要做哪些准备，回家后要做些什么等等。不论工作多么忙，老师布置的任务我都会尽力完成，比如准备学具、搜集资料、和源源一起复习当天的学习内容……如果老师通知开家长会，我一定按时到，虽然我在学校工作，和老师交流的机会很多。

并不是讨好老师，也不是担心源源没有学会什么，我只是希望向源源传达这样的讯息——妈妈很在意你。比如老师让女儿回家唱歌给我听，我一定会停下手上所有的事情，听她把歌唱完，再给予一些积极地回应。比如老师让女儿回家练习折纸，我会抽点时间陪伴她，并给她一些积极的建议：“试试用彩色的纸来折？”“按照自己的想法添上一些装饰？”等等。我不仅仅将之看作陪女儿做作业，我是想通过实在而具体的行动告诉女儿：“我们按照老师的要求做吧。”“你可以做得很好。”“这些并不困难，即使遇到困难，妈妈也愿意和你一起面对和解决”。当老师要求准备娃娃，我会让女儿带上家里最好看的娃娃去学校。我知道，女儿通过这一件件小事慢慢树立起自己在老师和同学面前形象。我要为女儿制造更多被肯定的机会，让她用及时的、有创意的表现，获得“在幼儿园里很开心”的积极体验。我克制自己的唠叨，减少这类空洞的教：“你要听老师话。”“你要好好和同学相处。”“你要好好表现。”我知道这样的说教远不如行动有效。   

所谓理解——2007年1月21日

老师说，源源的交友品位有待提高。这话让我愣了半晌，老师笑着解释：“她成天和班上最调皮的某某一起玩，越来越爱疯闹了。”回家途中，我试探着问她：“你最好的朋友是谁啊？”当我真切地听到那个令人烦恼的名字，真有些不甘心，徒劳地挣扎：“平时你都喜欢和谁一起玩啊？”终于确认后，我又别有用心地开始引导：“也要经常和其他同学一起玩啊，如果你有很多很多好朋友那该多好啊！”说这番话的时候，我有点难为情。可是，当我知道了那些脏话的出处，知道她发脾气的时候为什么开始满地打滚，我第一反应就是跳出来制止。

一向自诩会让源源自己选择她的生活，标榜自己让源源拥有着有得到感和失去感的选择权利。一些事，自认的确做得不错，比如出门之前，她有时会固执地要求带些奇怪的物品出去，我就让她从中选择一样，或者让她在“妈妈带娃娃出去还是带源源出去”之间作一个选择，然后坚决按照她的选择来执行。在游乐场里，我会先让她选取几个项目，再开始行程，帮助她做好规划。一旦她选择中午去吃牛排，我就随她一起去，虽然我不大喜欢牛排馆里煎洋葱的味道。可在选择伙伴在这件事情上，我显得相当地不能容忍。当源源满地打滚、满嘴脏话时，我当然会因为“她以前不是这样的”而感到愤懑，可我真的有权利，或者有必要去干涉她吗？

以前，每每家长要求给孩子调座位，理由常常就是同桌的不良行为影响了孩子。那时，我总是耐心地劝导，希望家长能够体谅我的难处，给予对方更多的宽容和理解。有时实在拗不过，心里还有些疙疙瘩瘩，觉得对方太过自私和偏狭。自从我听了老师那番并无太多故意的判断，每次送源源入园的时候，就特别想开口请老师将源源的座位调开，离那个家伙远一点。坐到另一个小朋友身边之后，源源就会自然地疏远他而结识新伙伴了吧。这种揣想很自然，自然得让我感到无比地羞愧。

终于不好意思开口，然后开始别有用心地邀请其他同学来家里玩。一个母亲的立场和一个教师的立场永远不可能一致，而自由选择似乎也不是绝对的自由。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别个”，作者徐莉，原标题《把孩子抱到心头》。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芥末堆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