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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1月，浙江英语高考成绩引发了巨大争议。

在既没有民意调查，也没有法律依据，更不公开详细理由和操作细则的情况下，浙江省教育考试院对“阅读等两部分加权赋分”，修改了26万考生的高考成绩，并且在家长、媒体的广泛质疑下才承认了修改高考成绩的做法。

11月24日上午成绩公布，而据考生家长反映，直至11月26日信访第一天，浙江省教育考试院仍然不肯公布评分细则，而其官方网站在11月27日才简短回应：

“为保证不同次考试之间的试题难度大体相当，浙江省招委组织专家研究论证，在制订评分细则时，决定面向所有考生，对难度较大的第二部分（阅读理解）、第三部分（语言运用）的部分试题进行难度系数调整，实施加权赋分。其他试题未作调整。”

所谓“根据难度系数进行加权赋分”，按照字面意思理解，可能是这样的意思：

得分率低的题调低分值，得分率高的题调高分值。

也就是难题的分值调低，容易题的分值调高，平均分拉上去，而优秀考生的分数优势就下降了，差距变小了。

一些网友的发言也表明，考试院在解释时也是这样表述的。

虽然官方没有宣布调整分数的具体理由，但考试院的回应一定程度上佐证了舆论的普遍猜测，即为了保持平均分、关键位置分布和往年基本一致。而如果平均分、关键位置分布等指标和往年差距太大，可能需要有人承担责任，舆论推测考试院的做法是为了维护部门利益。

无论动机如何，浙江考试院的做法影响到的已经不止于这次的26万浙江考生，无论出于什么理由，不事先公开就擅自修改高考成绩，摧毁了整个中国高考制度的公信力。人们难免要问，以前各地的历次高考，有没有出于类似原因的成绩微调，只是影响不够大，大家都被蒙在鼓中呢？显然历次高考都可能有同样的修改分数动机。

事后修改成绩的做法，破坏了自科举制度以来中国未曾动摇的考试精神和契约精神，这样神圣而严肃的生命线居然被如此轻易突破，对中国老百姓的触动恐怕要比“基因编辑婴儿”更甚。

不合理也不合法，无论是“基因编辑婴儿”还是“修改高考成绩”，都不是几个科学家，几个出题、阅卷老师能够做成的，不同的是，“基因编辑婴儿”已经有更上级的部门介入调查，但浙江考试院仍在自己调查自己，也就是“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截止本文写作，教育部仍然没有对此给出声明，其反应速度远远不如卫健委。

这说明一些部门不仅犯错，连对舆情和后果的认识都很不到位。高考被认为是最公平的制度之一，这也是部分高考改革被许多人诟病的原因。但这件事表明了对高考进行先斩后奏甚至斩而不奏式的黑箱操作，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轻易的，是真实发生的。这样的事情，说句“动摇国本”恐怕都不为过。

对于高考改革，之前已经发生过好几波舆情，比如今年8月，北京新高考方案发布，其中提到“高考成绩占比不低于60%”，引起一边倒的反对之声，舆论认为是开了历史的倒车，但教育部门还是轻描淡写的搪塞了过去。

当时我也写了文章为教育部门辩护，我当时说，开倒车有可能，但因为具体如何实施的细则尚不明确，可以给教育部门时间完善，只要“综合素质评价制度”本着“优中选优”的原则，这样的改革也可能会是进步的。

我当时举例说：

2011年，“奶茶妹妹”章泽天凭借健美操特长保送清华，就读人文科学实验班。如今，教育改革的方向是全面取消保送生。相比保送，小幅度降分录取在公平、公正上是一种进步。给特长发展一定的空间，而这点空间又不是决定性的。

对于高考如何改革，可以有各种观点。我的观点就是要多次选拔，优中选优，可以综合笔试和面试，但应该多考几次，甚至入学后也应该继续淘汰选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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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次的事情，性质就完全不同，这可不是改革方向的是非讨论，而是一些人用自己手中的权力，真的敢践踏高考的信誉，毁坏了地基，做了这种封建统治者都不敢做的事情，也不是“开倒车”所能形容的。如何处理这样的事故，是前所未有的挑战，想像北京高考改革那波舆情一样糊弄过去是不可能的。

即便我这样对高考改革最乐观的估计者也相信，如果这次的事情处理不好，那么所谓的高考改革已经无处谈起，失去了立足之地。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科工力量”，作者大包，原标题《浙江事后修改高考成绩的做法突破了底线》。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芥末堆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