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第九届新华网教育论坛

芥末堆 9蛋 12月2日  

近日，第九届新华网教育论坛在京举办。圆桌讨论环节，人大附中、清华附中、北京四中三所京城名校校长，与获得的成绩和争议一样巨大的衡水中学校长共聚一堂，围绕“中小学减负与创新型人才培养”问题展开讨论。

“中小学生课外负担重”问题一直是各界关注的焦点，也是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整治校外培训机构行动强调的重点。而解决课外负担重的目的，就是避免剥夺学生学习的兴趣、思考的空间，培养更多创新型人才。

讨论中，北京四中校长马景林提出，大家普遍认为学校减负效果最好，方法包括控制难度、控制时间等。但这样减负是否在以牺牲质量为代价；减负之后，考试要求和学生实际知识水平之间的落差如何解决；包括减负空出来的时间是否会被校外培训机构挤占等问题，仍是值得思考且亟待解决的。

减负不等于简单，要减应减之负

第一部分讨论围绕减负的应有之义及着力点。

对于减负的应有之义，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校长王殿军认为，对于减负的“负”的定义，大家讨论了很久，但很难用一句话说清楚。因为学习知识不可能没有负担，关键要看负担是否合理适当，是具有挑战性的学习内容带来的负担，还是重复练习带来的负担。

王殿军强调，对于部分特别优秀的学生，目前学校的学习内容普遍简单，学生反复练习已经掌握的内容，觉得负担很重。而在美国，最优秀的学生学的课程可能比普通学生多一半，美国的AP课程有34门，最好的学生可以学15门，学过的课程进入大学后可以免修，直接抵学分。这些学生的学习内容极具挑战性，看似负担很重，学生却并不觉得累。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校长翟小宁表示赞同。他说，减负与增量不一定冲突，真正的负担其实源于重复的、机械化的、简单的知识学习，而创造性学习不能说是负担。因此减负应与提质增效联系起来，要减“应减之负”。

何为应减之负，又应如何减？北京市四中校长马景林表示，减负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是一个需要系统分析、综合治理的大问题。而要做到系统分析、综合治理，就要明确公立学校的定位，完善相关政策立法。

他提出，在实际工作过程中，大家普遍认为学校减负效果最好，方法包括控制难度、控制时间等。但这样减负能否真正解决问题，是否在以牺牲质量为代价，都是值得思考的。

同样值得思考的还有学校减负之后，考试要求和学生实际知识水平之间的落差谁来解决，以及学校减负之后，空出来的时间是否会被校外培训机构挤占等。

对于学校减负带来的空余时间，是否会被校外培训机构挤占这一问题，马景林提到，此前他曾参与某省某调研，结果显示，全省98%的民办培训机构涉及文化课培训，培训方法仍是学校的方法。与此对应的是，全省67%的小学生要参加培训机构培训，其中有接近40%的小学生，每周参加两次以上培训；初中生参与度则为57%，30%多的初中生每周参与两次以上。“这种重复训练恐怕会和学校教学形成重叠，而这种重叠本身就是一种负担。”

“减负”部分的讨论最后，河北衡水中学校长郗会锁笑称，说到负担，大家会本能认为衡水中学学生的负担要比其他人重，但其实衡水中学反而会保证学生有每天八个半小时的睡眠时间，高一到高三都是如此。

他提醒，减负要警惕无差别地平均减负；警惕缺乏针对性的盲目减负；警惕只重课内、不重课外的片面减负。

创新型人才培养：环境宽松、课程丰富、教师专业

讨论的第二部分围绕创新型人才培养。

王殿军表示，创新不是逼出来的，培养创新型人才的关键在于营造宽松的环境、提供丰富的课程、尊重学生的个性。

他表示，中学是学生一生的奠基启蒙阶段，学校此时要做的，是提供充分激发学生潜力的教育环境。但就目前情况而言，学校往往很难全力以赴地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因为目前的教育评价方式太单调，就是成绩。教育评价这个指挥棒不改变，学生、家长就很难充分容忍个性化，学校就很难全身心投入到创新型人才培养中。

马景林则提出，培养创新型人才应从老师开始。他说，教育的科学化、现代化与教师的专业化密不可分。他建议教师不断学习更多心理学、脑科学，包括当前新兴技术的基本知识，真正用教育方法解决教育问题。当教师的专业化连接教育评价方式的变化，连接分配制度的变化，创新型人才培养就不会是一件难事。

谈到培养创新型人才的具体方法，翟小宁介绍，人大附中目前开设了300多门选修课，200多个学生社团，还有大量个性化课程，而搭配这类课程的最好方式，就是项目式学习。这种项目式学习从学生兴趣出发，可以是人文社科项目，也可以是科学、工程、技术，乃至人工智能的课程。

郗会锁则从中学、大学衔接方面给出意见。他表示，要培养创新型人才，一要保持中学教育到大学教育的连贯互通。一些大学的优势课程，可以提供给部分学有余力的中学生；二要共建培训机制。大学可以开展中学老师研修班，中学可以将大学名师请到中学，提升中学老师的专业水平；三是科研方面，大学的优势是把握学科领域的前沿阵地，中学的优势则是立足教学实践，双方可以多合作、多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