芥末堆12月5日文，在GES 2018未来教育大会上，深圳公益学院助理院长傅昌波、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执行秘书长窦瑞刚、英特尔中国企业事务部高级经理孙桂艳展开了主题为“社会责任与教育公益”的圆桌讨论。

三位嘉宾分别阐释了对社会责任在教育公益中可能承担的角色，教育公益未来的发展方向和如何保证教育公益质量等话题的看法。他们认为，企业发展和公益投入是互益互利的，企业应该加大教育公益投入。目前来看教师投入、家庭投入、公益基础设施等投入较为受到重视。

圆桌讨论以问答形式呈现，以下为圆桌讨论内容整理：

社会责任与教育公益

主持人：社会责任在教育公益当中所可能承担的角色是什么？

孙桂艳：企业担当是企业社会责任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其实对企业来说教育是公益重中之重的一个领域。我们谈企业更多是商业化，商业化追求利润为目的。公益的发展其实需要企业的支撑和推动。企业谋求商业利益，用商业利益所得推动整个公益投入过程中，一方面推动了公益的发展，但同时企业也受益于所有公益发展的一个结果。最典型就是教育。

企业的发展，和公益的投入相互互益，企业投入一个公益，公益同时也会回报于企业商业化的发展。

傅昌波：中国怎么样推动更多的先富人群来投身慈善，特别是投身教育？我觉得我们需要一些公共政策的改良，需要一些基础设施，我讲的是公益基础设施，包括一些培训。

中国在这样一个时刻，我们特别需要来学习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特别是美国的经验。为什么讲特别是美国的经验？美国的公益慈善是整个社会建设，特别教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板块。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著名的大学全部是来自于一个慈善家的发心。

让更多慈善家，企业家能够转换成慈善家，特别是教育，我觉得是能够提升民族文明的。我说一个例子，今天的协和医院是1913年洛克菲勒基金会捐赠，洛克菲勒基金会成立的CNB中华医学基金会支持，当时叫北京协和医科大学，全英文教学，学历跟全纽约共享。这样的一些例子，我觉得我们在今天特别需要得到倡导。

窦瑞刚：其实有几个领域，它先天性就是公益行业。比如说教育，比如说医疗，比如说养老。为什么？它关系到人的基本权利。教育公益其实是公益中，无论国内和国际都非常重要的一个模块。

腾讯是2006年决定每年捐出利润百分比回馈社会，最终决定采取成立基金会这样一个模式来做。这几年，腾讯累积捐赠了超过330亿元人民币的资金，员工捐款超过了7千万。腾讯这十几年的公益项目中，也是从教育开始起步的，最早也是着眼于解决贫困地区的教育机会不平等的问题。

从教育公益这个话题来讲，教育先天性是公益的，然后企业和企业家们包括普通老百姓，其实都非常关注教育公益事业发展，愿意出钱出力做志愿者，去推动中国的教育公平和教育未来发展。

教育公益该往哪儿走？   

主持人：未来企业承担自己社会责任对教育进行公益事业的开展过程当中，到底方向往哪儿走？基于中国教育发展的需要，你们觉得教育公益事业往哪一个领域去投可能更能够发挥社会责任应该有的水平?

傅昌波：慈善家投入教育领域的公益，我觉得有几个方向。一个，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有一个概念叫针灸式的慈善，你得找准穴位。盖茨基金会有一个催化式的慈善，你得起催化剂的作用。

很多西方慈善家认为中国太有钱了，不需要钱，需要方法或者积累的经验。其实你们现在去西部很多地方看，经过国家的投入，有一些学校已经相当好，硬件也相当好，老师也有，但是它的质量不高。特别缺的就是音体美的老师。我觉得讲战略慈善，无论是企业还是慈善家可以专注在紧迫的领域一些具有探索性的领域。

孙桂艳：关于在教育公益哪方面去做投入，我们常常会转化一下方向，市场需要什么？

我们看到很多专家调查资料表明，到今天为止，全球从15岁到24岁之间在未受教育及失业状态的年轻人达到3亿人。还有一个数字到2035年，工业革命4.0以及快速的高科技发展，会有45%的职业会被淘汰。就业市场以及年轻人发展市场都面临非常庞大的挑战。这些年来，我们在整个教育上不停调整，如何去用科技、技术赋能，帮助学生满足未来就业的需要。

因为企业特长在于有高科技的知识，有高科技的手段，除了有资金上的投入，我觉得更重要，如何促进课内教育能够与课外教育、未来发展教育和人才需求的一个对接。除了考虑到慈善性的投入，企业很重要一点，利用它的所长利用它的知识能够帮助教育更加满足未来长远的需求。

窦瑞刚：十几年前我们就在中国西部尝试着做公益项目，试图来解决教育公平的问题。我自己一个很深的体会，这么多年有很多失败的教训，成功的经验不多。实际上我们都知道企业社会责任，从企业社会责任角度做的社会公益，其实很难真正深入下去，我们其实是一个外来干预者。外来干预，试图来解决很多内生性的问题，会有先天性不足。

从社会企业责任角度来做教育公益，一开始讲的一定都是硬件。但实际上一群从来没有来过城市的老师，用着十几年前的教材给孩子们照本宣科授课，我们大量统计数据发现，农村孩子考入大学的比例越来越小。如果从教育公益角度来讲，怎么能解决这个问题？其实大家都在做探索，但解决方案不是特别多。

我认为最痛苦的一个事情是找不到内生动力性。教育的本质实际上是激发，是引导，是让孩子、老师内在改变动力机制能够起来。从CSR的角度、从教育公益的角度，我们如果去贫困地区可能更多着眼的还不应该硬件，也不应该是以主科为主的科目，而是更多的软件。最最重要的是，如何把教师和孩子们内在的改变动力能够激发出来。

除了这个以外，我也特别同意从城市角度上来讲，我一直觉得公立学校已经提供了非常完备的教育。但是我们都能感觉到城市和农村最大差别是城市家长内在焦虑性，城市里头，教育已经成为一个奢侈品。很多做教育培训机构的都干一件事，向家长贩卖焦虑。如何不在贩卖焦虑为核心基础上，真正引领城市的孩子的底层安全感，如何在给予孩子底层安全感基础上引导这个孩子探求生命的成长，这可能是应该有越来越多的机构去尝试的。

最后，企业一定有它独特核心资源和核心能力，如何把自己的核心资源和核心能力共享出来，帮助教育、帮助家长、帮助孩子成长，这可能是CSR最核心的一个命题。

如何保证教育公益的质量

主持人：未来中国教育公益可以往哪几个方向投，怎么做？

第一，教师投入。这是中国教育未来发展当中一个核心要素，无论你做什么样的教育公益，不进入到教师领域，那个方向是不对的。但是教师领域还有一个领域，教师的教育，教师哪来？怎么培养？乃至于西部地区，教师质量太需要提高了。

第二个，科学素养。10%的公民具有基本的科学素养。我们今天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可能有一个归因，因为科学素养存在的问题导致我们社会问题。所以我觉得科技教育，科学教育是中国未来教育发展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

第三个，家庭教育。有些教育企业，通过营销的手段形成家长与家长之间的竞争，导致了家长焦虑，太可怕了。今天我觉得家长教育已经成为家庭教育当中一个非常需要去建设的一个对象。

第四个，脑发育。0到12岁是个体脑发育的重要阶段，到了12岁，脑发育基本成熟，是好是坏已经改变不了，只有社会情感、认知水平、社会性发展等等这一些还可以促进。问题在于0到12岁这中间，这个脑发育怎么办？谁来做公益。

这四个领域，是教育公益要投入的，可是怎么投入？怎么做？

孙桂艳：我选教师这部分，原因在于真正做教育最重要是老师为先。正好英特尔有这方面的一些实践经验。我们开始关注在教育是2000年。我们往回看2000年做教育信息化过程中，我们最主要是怎么让老师利用科技的手段，利用信息化手段融在他的教学当中，我们做了一个项目叫未来教育项目，培训不是在硬件，而是老师的教学理念和教育方法的变革。

让老师真正扮演一个辅助的角色而不是知识灌输的角色，打破我们现在的教育的模式后，是不是可以融入更多社会力量或者一些企业的力量进来，能扮演同样的解惑传教的角色。

互联网的科技普及应该很容易实现这一点。再举一个例子，国外教艺术的老师，他们基本来自企业为什么？他要保证设计时尚性和前瞻性。大学教师很难满足这方面的要求，所以大部分的设计和艺术行业的老师，基本上都来自于现有的企业或者现有的一些机构，它同时兼顾老师这样一个模式。所以我的想法，从未来长远，既然知识结构改变，教师需要改变，学生知识层次要求在改变，我们是不是考虑把教育扩大化，教育概念从校内单一模式扩大到社会化的模式，从学校学习内容，12年+4年大学模式转成终身学习模式，解决未来教师有限和教师知识结构局限性的一个方式方法。

窦瑞刚：我觉得这些课题都不是教育公益能解决的课题，我们不是主力军，我们只是游击队。在整个教育的发展中，CSR和教育公益承担更多游击部队的角色，不是三到四个问题主力解决者。

游击队主要承担什么角色？我其实觉得从公益角度来讲，我们承担了很多社会创新的角色。我们去做实验，去做尝试，有可能回到朱部长讲的第一个议题——质量。很多教育创新的项目，从质量角度来讲有可能都是失败的。但是在教育这个领域里头，所有的改革，所有的尝试失败了它留下来的就是它的价值和意义部分。CSR也好，教育公益也好，在政府、商业机构之外我们能够做一些迁延性的尝试和试点。我们要抱着失败的想法去整合企业和社会的资源，去敢于在政府以及教育类的企业和学校不敢做的尝试中，动员社会资源做一些尝试，做一些创新。

第二个，我做了三年的公立学校改革，接触过很多家长。家长有一个想法，找一个认为有教育理想、教育情怀的学校，把孩子扔过去，任务就完成了。但实际上在教育中永远家长是第一责任人。那我们经常被教育机构培训着，不要输在起跑线上，其实生命是一个长跑，那么教育其实是生命和生命之间的陪伴和引导，最主要的陪伴者就是父母。这几年，腾讯都会面临的一个很大的社会争议，比如说游戏沉迷、网络成瘾等等，我们也做过很多调查，你会发现其实很多的成瘾背后，很重要的是家庭的陪伴的缺失，底层安全感的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