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在近日21世纪教育研究院主办的“全国教育局长沙龙暨全国教育局长研究联盟成立大会”的发言分享

尊敬的各位局长，各位专家学者，同仁，大家上午好！非常高兴在这个时刻来到改革开放前沿阵地，来到深圳罗湖共同构建全国教育局长专业化成长的平台，推动深化教育综合改革，这的确是一个非常恰当的时机，今天我发言的主题是《教育变革是如何发生的》。这个问题很大，其实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教育能改变吗？

图片是前些年拍的6集电视纪录片，现在网上还能找到，名字就是《教育能改变吗》。教育是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但也是全国问题最突出的民生领域，这些问题这需要我们面对破解。我们需要提振公众对教育改革的信心，使公众在教育改革过程中有真实的获得感，提高公众的教育满意度，我想这也是那么多局长来到现场，大家内心真正关心的问题。教育改革既要有目标和理念的引领，也要问题导向，从关注身边最突出的问题出发解决问题推进教育变革。

为什么百姓对教育不满意？

国家对面向未来的教育变革提了各个方面的要求，越来越全面，越来越完整，但同时越来越难以操作，因为太多了。国家提出的教育目标可以分三类，一类属于1.0时代的需求，即满足基本要求，解决有学上的问题，比如学前教育；另一类是改善式教育，就是推进素质教育等等；还有一类是面向未来的创新性发展，在每一个区域的教育发展当中都会面临这三个不同的问题，都需要予以恰当的处理，缺失哪个都不行。与此同时，我们面临的未来挑战也非常紧迫，非常重大，我们不能只关注热点、难点问题，也要关注未来教育。

为什么老百姓对教育满意度不是很高？我们的素质教育喊了很多年，基本到目前还是只是在文件上。一到应该解决的问题上就不灵了，举一个例子：高等教育大众化——几十年前大学扩招有一个很直接或者很强硬的理由，就是要拓宽升学瓶颈，90年代末的时候入学比例大概10%左右，如果实现大众化，独木桥成立交桥了，可以极大缓解基础教育的竞争问题，但是中国现在整体的高等学校入学已经达到了47%，至于应届生平均录取率甚至超过90%了，但义务教育历史竞争改善了吗？比过去更严重了还是缓和了？我们心里都有答案。这是非常典型的例子，教育规律在这里面好像不起作用，而且陷入了麻烦治理的问题。开会越来越多，措施越来越多，但是效果却不那么明显。

比如今年治理校外培训机构，前两天刚开了一个会，有机构针对作业负担问题，对全国几十万个样本进行调研，发现治理的总体而言效果不明显，这是什么原因？这个关于教育领域很难解决的问题最后出来一个解释概念，叫做剧场效应，因为少数人不守规则，把整个秩序都带坏了，剧场效应我个人是非常反对的，因为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并没有看到大家站着看戏的剧场，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剧场都有保安，所以不会发生这种现象，义务教育领域发生了乱象，解释只有一个，我们的社会公共秩序的守业人到哪去了？实际上就是政府管理的缺位，放弃了维护公共秩序的职责。所以我们要非常清晰的认识地方教育发展的好和坏首要责任就在政府。民办学校、校外培训都是教育的产物，都可以纳入地方政府的教育治理。

引领变革的教育家精神

但我们又看到，在大致相同的政策环境中，总是有一些地区能够做出不一样的成果，能够改变现实，能够创造令人满意的教育。

从2007年以来，21世纪教育研究院非常重视这个问题，发现和发掘宣传鼓励传播有效改善教育的案例，教育能改变吗？当然能改变，但是要去发现它、鼓励它、肯定它。上一届地方教育案例评奖包括了这些领域，其中最核心的还是教育行政改革，通过中央要求简政放权，建立正向关系促进教育的健康发展。从连续5届创新案例来看，在地方教育创新的层级当中，近两年的县市级的创新案例占到50%以上，说明县市级还是教育创新最重要的一个主体，原因很简单，国家规定基础教育实行以县为主的管理体制，一个县域的政府和教育局对区域具有完整的管理权，也就是它有很大的主动性，想要改就可以改。

变革是如何发生的？如果进入经济领域就比较容易看清这个问题：在经济领域的变革是如何发生的？首先是对外开放。即使到了教育领域，对外开放对教育创新仍然有着很大的影响，同时影响比较大的还有教育技术，例如互联网技术，翻转课堂等等。但无论哪个方面的影响，最核心的推动力还是地方政府，教育得到有效治理的地区都可以看到具有正确的观念、行动力、勇于改革的教育家群体，这是第一位的，这也是我们对经济领域改革的最基本认识，造成经济活力，出现了很多优秀企业，最核心的因素当然是技术、资源、政策等等，经济领域叫做企业家精神，教育领域叫做教育家精神，教育创新要呼唤和激励的其实就是教育家精神，今天现场就坐了很多教育家，教育家指在教育第一线，能够身体力行的真正改变教育现状的教育管理者，而不是那些写文章、作报告的人，那些不是教育家。

中国曾经是一个盛产教育家的国都，从孔子到民国，但近些年教育家有点稀少，这跟教育过度行政化有关。当年陶行知有一篇文，叫做《第一流教育家》，他对当时的教育生态见解今天看来还是很生动的，他说：“我们常见的教育家有三种，一种政客教育家，只会运动、把持、说官话；一种是说书教育家，只会读书、教书、做文章，一种是经验教育家，会盲行、盲动，办、办、办。”他提出我们要争取做第一流教育家，就是敢于探究未发明的新领域，敢于开发未开发的边界、创造开辟，要有胆量。有胆量的人就是开辟的教育家、创新的教育家，陶行知当时也是面临弘扬教育家精神，要有所创造，有所突破。

其实这是社会基本需求，用毛主席的话讲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人不能甘于平庸、安于现状、无所作为，用乔布斯的话说就是活着就是为了改造世界。

教育局长在变革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在教育变革过程中，从2008年国家规划纲要制定开始确定了一个概念，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教育机制，对于自上而下机制大家非常熟悉，每年都开很多大会，发很多红头文件，但是只有自上而下没有自下而上的话，教育改革一定不会成功。整个规划纲要的制定是采取开门决策，问政于民的新方法，在世界范围内委托国内外不同的社会组织，专家智库同时制定不同的方案，我们研究院也提供了一份民间版的教育改革方案，开门决策。同时全国建立了150多个基层试点项目作为落实纲要的抓手，其实这个问题在全世界都是一样的，在严重的课程化体系管理当中，基层学校、地区、教师、校长都会有一种无力感，觉得自己无能为力，总是希望有一个伟大人物，更高一呼就把所有的问题解决了，其实今天为止我们还在盼望，盼望有一个人做更好的制度设计，实际上这个想法是不真实的，也有一些教育研究者专门做了研究，对全世界20多个国家的教育改革历程做了研究，写了三本书讨论变革到底是如何发生的。由政府发动的自上而下推动的教育改革基本都是轰轰烈烈开始，无疾而终，没有例外。

什么原因？就是因为教育改革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变量非常之多，跟技术变革，企业变革的确不太一样，后面又是一个政治问题，又是一个经济问题，现在影响因素非常多，一旦碰到经济危机或者领导人换届马上政策就改变了。十几年以前比尔·盖茨投资拍摄了一部纪录片，名字叫《等待超人》，其实这个片上演以后当时的负责人就下台了，这个人的改革也是自上而下，比尔盖茨的意思就是说没有超人，只有靠每一个人身体力行去改变。

这里面提出了非常重要的问题，教育行政领导的专业化问题，如何成为一个有效的管理者，成为一个优秀的教育家，我们到很多地方调研的时候大家都会感到矛盾，我们的校长专业化建设，教师的专业化建设培训，课程理论，教材都是一套一套的，而教育变革主体教育局长的专业化建设没有人关注，看不到什么建设，大部分的教育局长会到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参加短期培训，如此而已。

好的教育局长是怎么产生的？

一个好的教育局长究竟应该是怎么产生的，他背后有怎样的规律，应该怎么针对性改善，或者说什么叫好的教育局长，其实这些问题都是非常严肃的，也是非常专业的，现在我们连地方教育局长的构成都说不太清，据方华副院长的调查，他说地方教育局长里面有教育背景的，在学校工作过的大概只占10%左右，有一个人跟我说三个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从学校出来的，三分之一从县直机关，三分之一从乡镇党委书记，对完全没有教育背景的人要胜任这么一个专业岗位挑战是非常巨大的，也是很多地方教育出现乱象的原因之一，局长本人出了问题。

谈到教育改革家的时候，我们要介绍一个人，这个人叫吕日周，不知道你们听没听说过，来自山西的人知道，因为他原来是长治市的市委书记，后来是山西省的政协副主席，前两届开地方创新颁奖也请他来过，讲的很浓重的山西话，几乎听不懂，但他的理念是非常清楚的，他是这么说的，中国所有的老大难问题，地方都有解决的办法，关键是看领导能不能发现他，鼓励他，表扬他，宣传他，他讲的非常绝对，我完全同意他的说法，他当时在长治的时候就解决了很多不可能的老大难问题，包括义务教育驾驶待遇，欠债等等，他是一个卓有成效的改革家，而且现在没有倒，特别不容易，很多人离开岗位以后就不行了。

一个好的教育局长首先要有正确的教育价值观，正确的教育政治观，所谓懂教育，什么叫懂教育，懂不懂就在于有没有价值观，跟随世俗追求升学率是很简单的，不需要什么价值观。今天的新素质教育特别需要突出这些概念，为生活而重塑教育，以人为本，以儿童为中心的教育，而不是以分数为中心，考试为中心，升学率为中心。

今天推进素质教育变革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来自于互联网IT技术的挑战，去年成都有一款高考机器人已经参加了数学高考，满分150分，它得了105分，成绩不是很好，分析原因语言没学好，机器人参加高考了，学校目标还是培养机器人吗，还是刷题吗，还是追求解题速度吗，这个问题今天特别强烈，特别尖锐，所以苹果CEO说我们不担心机器人像人一样思考，而是怕人像机器人一样思考，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推进素质教育理念。

美国的核心素养，中国的能力表达的非常大，但80年以前陶行知提出的新素质教育目标已经非常简洁说明了这样的目标，健康的体魄，科学的头脑，艺术的兴味，生产的技能，这个表达非常好。今天我们追求素质教育，如果换一个概念来说就是如何从应试教育突围，从应试教育突围核心就是打破三个中心，一个是教学中心，一个是教材中心，一个是课堂中心。  新课改实行后很多地方打破了教学中心，我们开展的自主合作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学生的自主学习，另外两个维度上还是非常欠缺的，还是围绕着教材翻来番去，为什么中国学生的近视眼率特别高，国家的统计是小学生40%，初中生60%，高中生80%，大学生90%，不久前发了一个文，要减少使用手机，其实跟手机完全没关系，没手机以后青少年近视眼率就那么高，什么原因，每天户外活动很少，所以在国外看到中小学基本没有近视眼的。从力所能及改变开始，不要把教育改革说的过于高大上大家不敢改，南科大教育集团承诺小学生21点以后，中学生22点以后可以不写，这些事情都属于每一个地区，每一个学校，每一个老师都能够做到的，关键是做不做。

这一轮减负的改革当中发现了一些优秀典型，就像原来在山东的现在在北京的李老师，2014年他就获得了国家教育成果奖，可惜他现在还是没人知道。北京昌平有一个学校的校长柏校长，他已经退休了，给教师减负，给学生减负，给家长减负，极大减少教师的工作量，你让他每天都写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抄，90%的老师都在抄，你何必做这种徒劳无益的事情，每一个星期两篇精品教案，这是给老师减负，给学生减负。

一个好的局长有两方面，一个是懂教育，一个是懂行政，好的行政解决的是缺位、越位、错位的问题，决策化、民主化、促进教育改革，促进教育治理的现代化管理主题，这方面待会王烽主任还会讲，国家对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提出了一系列非常全面的丰富要求，核心就是通过管办评分离，第三方评价，减政放权。克服行政化形象，激发学校的办学合理，从人治到法治，从微观管理到宏观管理，管制型到服务型。

新的政府决策归纳为这几条，教育体系的构建者，教育条件的保障者，教育服务的提供者，教育公平的维护者，教育标准的制定者，教育质量的监管者。这几条把政府职能该管的事情说明白了，剩下的学校规范的事情让学校管。

这些地方，做出了成功的变革

最后再简单介绍一些地方教育制度的优秀案例，比如2008年山东的素质教育风暴，由省政府发力严格规范学校行为，每一所学校都不得提前开学，暑假补课，双休日补课，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一开始大家不当真，但是撤了第8个校长、第10个校长的时候大家都当真了，这就是整体降低，不是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从规范学校的这一点上，一直到今天为止，前两天开教育30人论坛提供了评价，学业负担，睡眠时间山东在全国里面都是最低的。

北京市小升初也是，大家认为是不可能的事，在当时的北京市委常委教工委书记的支持下，以强烈的壮士断腕的问题，北京有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小孩都想上重点学校，所以乱象从生，但是葛书记在这个背景下力挽狂澜改变了，参考了研究院提供的研究报告，我坚信只要教育主管敢担责任，有公益心，有担当精神，有行动力，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解决。

山西晋中市也是这样，这是一个地级市，下面有11个县级区实现了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高中教育的均衡发展，每一所高中都很优秀，所以没有学生流失、教师流失的问题，在那里没有择校，没有培训班，只有个别的大班额，整体来说其他地方非常严重的教育问题都不存在。

湖北省教育厅，第一届获奖者，他们提出了农村教师资助计划，现代国家特岗计划的前身。

江西弋阳，在方华局长的指示下，这个事情是很了不起的，城市化背景下怎么处理好城乡关系，使城乡教育获得真正的一体化发展。

四川阆中提出了朴素而幸福的教育，在农村地区都是非常有效的。

湖南应对教师紧缺问题，从中考优秀学生当中定向培养免费的师范生，签定协议，教育后回到本乡，现在毕业了6万多人，质量非常之好，当地反映从这批教师身上看到了农村教育的希望。现在的师范生包括特岗教师都是同龄中最后一批，因为本身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他们从中考优秀生中选择学生回乡。

我就说这些，让我们一起努力促进中国教育现代化，谢谢大家！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21世纪教育研究院”，作者杨东平。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芥末堆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