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一篇题为《这块屏幕可能改变命运》的报道在朋友圈热传。其中讲述了248所贫困地区的中学，通过直播，实现了与全国有名的重点中学成都七中同步上课的事情。

原本这248所学校的教育资源就十分不足，学生所接受的教育水平也与成都七中相差甚远。结果通过这样的直播教育，16年的运行，最终这些“远端”学校里有7.2万名学生跟随成都七中读完了三年高中课程，其中还有88人考上了清华北大，大多数人也成功考取了本科。

这个故事可谓非常感人，结果也相当振奋人心。然而，在这篇文章刷屏后没多久，就有人提出了质疑和反驳，认为这一块屏幕并不能够改变我们的教育现状。

当我们为“科技改变命运”狂欢之时，我们其实都忽略了技术背后所处的社会土壤和社会条件。

《贫民窟百万富翁》剧照

01.技术在实现教育平等，还是在加剧教育的不平等？

因为这篇文章里犯了一个基本的推论错误，即一种典型的“技术决定论”，也就是说，排开了其他所有可能影响学生学习成绩的因素，单从这块直播屏幕带来的效果而谈，这样的阐述及判断太过简单了。

做个简单的类比，譬如有一些民间“特效药”的宣传广告会这样写到，X先生吃了这款药之后，果然治好了他的病。

但是，这里忽略了很重要的一点是，X先生很有可能并不是因为吃这款药而治愈了疾病，而是当他意识到自己患病之后，积极改变了原先不合理的生活方式，使得导致慢性病的原因减少了。

所以，如果只是简单地将部分学生的成绩好转，直接联系到采用了这种课堂直播技术，就让一线重点高中与偏远贫困地区的中学拉近了教育水平，这种说法本身就显得相当可疑。

这也让我想起来就在最近这一年，世界各地都有不同的研究报告，针对的恰恰就是我们现代相当看重的各种基于互联网的传播技术——比如直播，尤其是教学直播这种方式，到底有没有改变全球几乎都存在的教育不公的状况？结果并不乐观。

2018年10月10日，有一个专门着重高等教育的英文专业网站——Inside Higher Ed，中文可译作“走进高等教育”——出了一篇文章叫做《Is technology driving educational inequality?》（译：技术是否正在推动教育的不平等？）

文章谈及的问题就是，技术是否使得教育变得更加不平等？

文章中主要针对的是美国的大专教育，在美国有越来越多的大专开始采用类似成都学校的那种直播技术，将一些非常优质的大学课堂通过网络直播，传递到一些相对教育资源不够好的地区性普通社区学院，让这里的学生也都能够接受到相当于哈佛教授上课的水准。

但是为什么这种直播教育的效果并不理想？实际上，还是需要考虑许多融合的问题。

简单而言，假设一个普通学校的学生，突然接受一所重点学校教师的授课，这中间不可避免会牵涉到，学生知识储备的水平是不一样的。因此，通过直播听课的前后，还需要学生作很多的准备，过程中还可能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个时候就会相当依赖本身所在地或学校的教学人员，是否能够提供一些适当的辅导或协助。

关于这种辅导和协助，其实在现代教育学的领域，还处于相当低度开发的阶段。

过去的教学通常强调面对面，目前的师范教育也大多是基于面对面教学为核心而发展起来的。

《放牛班的春天》剧照

但是以前师范教育几乎很少考虑过，如果教师不是自己面对面教授学生，而是从旁辅助观看其他学校线上课程的学生，这样的教学该如何进行？关于这一点，过去的研究非常之少，为此专门开发的教学方式自然也不多。

如果一所学校想要真正实现这种融合式教育，其实依然需要大量的资源投入。

但是，这对于那些原本资源就不足的学校而言，始终还是一个负担。

更糟糕的是，有部分社区学校会认为，既然这些课程都不需要自己的老师教授了，那么学校应该可以招收更多学生，结果就导致这些学生人均所得的教师辅导和协助的资源加剧减少，教学水平也可能由此下降。

这些事件不禁让我重新思考，我们平时是如何看待科技。

02.我们都忽略了科技使用的社会条件

每一项新科技的出现，比如互联网，我们往往都很对其寄以厚望，希望它能够用以改变很多原有的社会问题。

自从有了互联网，我观察到这几十年来，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人提出，互联网能够改变我们的教育，互联网能够让全世界的年轻人得到越来越高水平、越来越平等的教育。可是事实上呢，好像并不完全是这么一回事。

这就牵涉到一个很核心的问题：技术为什么总是无法尽如人意地完成最初我们为它设定的目标？

《机械姬》剧照

今天我想介绍这么一本书，这本书英文原版叫做《The Shock of the Old》，中文可直译为“老世界的震撼”。

书的作者David Edgerton（大卫·艾杰顿）是举世知名的科技史专家，目前为伦敦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 London）的汉斯·劳辛讲座教授，也是学校“科学史、科技史与医学史中心”的创办主任。

David Edgerton

这是一位非常权威的科技史专家，而他的这本书算是他最为通俗易懂的著作之一。以前也曾经出过一版中文的翻译本，叫作《历史的震撼》，但可惜的是，这本翻译并不太理想，所以推荐大家可以选读台湾版《老科技的全球史》或英文原版。

这本书里，其实贯穿了大卫·艾杰顿毕生的学术关怀，这里“学术关怀”指的就是：到底科技史应该关注的是什么？

我们过去一谈科技的历史，总是把它联想成一连串发明家的故事，或者一连串科学家天才英雄的故事。

我们注重的是一门技术的创新，一种科学理论的研发，但是往往忽略掉的却是它们如何被使用——它被使用的过程、被使用的方法，以及是在什么样的社会条件下被使用。而这些问题，远远比前面那些“谁发明一项技术”“谁创造这些理论”重要得多。

大卫·艾杰顿本身是从研究英国的一个历史命题出发的，这个命题是什么呢？就是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许多英国人都在思考，为什么英国在20世纪之后会逐渐衰落，从一个日不落帝国变成了美国的“小堂弟”。

很多人诟病道，那是因为英国太不注重科技研发了，这个国家在20世纪初期还是掌握在一群牛津剑桥的学生手上，这些学校的毕业生也许很懂拉丁文，还会写《魔戒》这样的小说，但是他们造不了原子弹。

结果，大卫·艾杰顿根据大量实际数据研究，提出了一个完全相反的观点——

他提出，在1960年代之前，英国的富裕程度仅次于美国，它的科学和技术教育水准以及创新纪录，毫不逊色于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国家。

而且，英国除了政府之外，民间产业对于科技研发的投入也非常雄厚。在60年代中期之前，英国的产业研发支出高过日本、德国、法国和意大利。

更奇怪的是，1960年代英国民间产业的科学研发支出几乎是法国的四倍，可法国反而有更高的经济增长率。1960年代晚期，英国和意大利的比较也很类似，这段期间英国明明在科技研发上远远超过意大利，但是意大利的经济反而发展得比英国要好。乃至于当时的英国媒体都在质疑，英国的问题是不是企业花了太多钱在研发上。

由此可见，科技研发上的大量投入并没有给英国带来了不起的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

这就涉及刚才我们所说的核心问题了，我们看待科学技术的作用时，不能只看科技本身是否足够先进，比如不能只看今天这块屏幕已经很厉害了，能够直接用于教育环境，我们同时应该看的是什么？那就是这项科技，到底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中被使用。

03.社会的财富差异，也会影响技术的需求和使用

如果我们仔细地观察我们脚下所处的环境，就会发现今天在使用的这些科技和我们平常听说的很不一样。

我们总说，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后工业化时代，进入了一个移动科技年代，认为我们已经非常先进了。但奇怪的是，自从互联网兴起之后，纸张的消耗量反而比以前更大，书籍的印刷量也比之前更大了。更神奇的是，自从1960年代晚期以来，全球每年脚踏车（自行车）的生产量都远远超过汽车。

事实上，自行车的热潮并不只在这几年，过去几十年来，自行车的产量其实都远比汽车要大。换言之，当我们都以为我们早已进入了汽车时代，但实际上对自行车的使用却比以往更加普及。

此外还应了解，今天我们如果看一些普适的历史书，其中常提及一项科技只要一旦发展出来，就会流行得非常快。最简单的例子就是电视机，电视在1939年之前只在英国和德国被拥有，到了1960年代初期，包括我们中国在内的大部分亚非拉国家也都有了。可问题是，新科技抵达世界全部地区所花的时间，并不表示就是我们世界各地采用这种新技术的速率。

就以电视机为例，尽管在1950、60年代，非洲早就已经有了电视机，但是直到1980年代，非洲地区平均每一千人才拥有25部电视机。这其中的原因就是，他们依然太过贫穷，从这里你就可以看出，财富的差别，其实也会影响一门技术的传播以及利用。

《贫民窟百万富翁》剧照

谈到贫穷，我们会习惯性认为，贫困地区没有什么技术可言，他们都需要尽快富裕起来，才能使用先进地区所拥有的技术，但这种想法却忽略了：所谓的“贫困地区”，其实也有地区自己的技术。

你知道现在全世界最通行、最普遍的一种建筑材料是什么？其中一种就是铁皮，它仍然是世界上大部分第三世界国家最常使用的建筑材料。

举个例子，在从阿比让绵延到伊巴丹有着7000万人口的巨型贫民窟长廊中，如果从卫星照片观测，会发现这里整片空间的屋顶都是这种生锈的波纹铁皮。

可是千万别小看这种铁皮，它也有自己技术的进步，它的形式和材料也在不断创新，已经变得比过去更轻更坚韧，而且有了不同等级的品质和类型，以适应非洲或拉丁美洲等地的具体需要。

所以，不同的地区，由于财富的差异，对于技术种类的需求也是不一样的。

我们通常知道，发展一门技术有研发成本，也有生产成本，可是其实还有另一项成本，在技术的整个使用链过程中常被我们轻易忽略，就是它的维修成本。

维修这件事情十分奇怪，在经济学里常常不是那么容易被注意到。但是我们要了解，维修其实很重要，只要是科技产品就一定存在维修相关的问题。

只不过有些简单的东西，比如烤面包机，今天在全世界富裕发达地区，通常都不会考虑它的维修，如果坏了还不如重新买一个，因为它的维修费用说不定比重新购买还要高。

维修这件事情，要花费的人力成本对美国这样人力成本非常之高的国家而言，就十分昂贵，可是一旦到了第三世界，一项电气设备的成本和它的维修成本之间的差距就拉开了，所以在第三世界里这类东西就值得维修了。

所以为什么今天我们会有许多旧电视机、旧汽车、旧手机，它依然在世界上别的地方有市场，就是因为那些地方有着大量的维修工厂，一种科技的创发研发包括生产，通常都只集中在很少地区，但是维修，则是遍布全球的一件事情。

对于许多不富裕、不发达国家及地区的人而言，维修科技产品是他们生活中甚至是经济里非常重要的命脉。但随着新科技的不断发展，这条命脉也可能会遭受严重打击。

以汽车为例，现在我们的汽车越来越受控于一套非常复杂的电脑系统，这种汽车一旦损坏需要维修，通常就要送回原厂或原厂认定的维修商。

于是，以前我们能够在古巴这样的国家，看到许多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汽车依然运作良好，正是因为他们不断维修，也有相应的维修技术；但是等到将来新一批汽车进入古巴，日后他们如果还想继续留存下去，恐怕就很难了，因为这再也不是一个一般维修工人能够做到的事。

《速度与激情8》曾进军古巴街头拍摄

话说回来，一个社会的富裕程度，一个社会采用的体制，社会上应用各项技术的方式方法，全部都会反过来决定我们使用某项技术究竟是好还是不好。

所以，我们不能够简单以为，今天出现了一项新技术，一旦用上这项技术，就能够解决许多复杂的社会问题。

当然，还有些时候，我们的社会也会因为技术的转变，而产生自己的变化，但这就是另一个话题了。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看理想”。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芥末堆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