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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人口红利的发挥需要体制的配合、需要开放的推进一样，实现创新驱动，发挥好目前的人才红利优势，也离不开方方面面的配套。

近年来，随着中国人口红利的逐步消失，关于“人才红利”或者“工程师红利”等观点经常被提及，并期望通过发挥人口红利的优势，复制过去高增长的奇迹，跨越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但是与一般劳动力普适性不太相同，人才红利的发挥，需要供给和需求的高度匹配。

一方面，随着分工的发展，不同行业对技术人才的需求更强调专业匹配性，如果专业不对口，技术人才发挥作用的空间也有限，例如医药人才不能匹配到电子行业中去；另一方面，技术人才也要与行业发展水平相匹配，在工业化快速发展时期，行业的高精尖人才可能不如技术工人作用更大。我们希望通过数据分析，验证目前劳动力素质的提高是否对经济增长起到了带动作用。

一、老龄化和人口素质提高并行不悖

如果归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的成功经验，无非就是一条，即通过体制改革释放出我国作为世界人口大国的劳动力优势，通过最广泛参与国际分工和干中学的方式融入国际生产网络，最终带来了持续30多年10％左右的高增长，创造了世界经济增长史上的奇迹。如果没有庞大的劳动力优势，中国根本无法融入全球生产网络也不会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近年来，尽管中国仍是劳动力最多的国家，但老龄化问题开始凸显。一方面，60岁以上人口占比迅速提高，从1990年的8.5％上升到2015年的15.4％；另一方面，由于40岁－60岁人口比重持续增加而19岁以下人口比重持续减少，未来一段时期人口老龄化会呈现加剧态势，人口红利消失是必然的结果。

在人口红利消失的同时，2000年之后，中国劳动力素质显著提高。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人数出现井喷式增长，1999年毕业生不足百万人，到了2017年，毕业人数达到795万人，年均增长14.1％，每年毕业的大学生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全部劳动人口。随着高校毕业生的快速增长，在全部劳动人口中，本科及以上人数占比从2003年的1.7％迅速攀升至2017年的8.5％。从趋势上看，即使保持本科生规模不变，本科生在劳动人口中每年占比将提高1个百分点左右。按照可比口径，劳动人口中拥有本科学历（包括专科）的人数比重有可能在2025年左右赶上OECD国家平均水平。

从理论上看，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毋庸置疑，此次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保罗·罗默的主要工作就是通过内生增长模型分析了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但如前所述，人力资本在实际中能否发挥作用，还取决于人力资本的专业结构与发展阶段是否匹配。而这需要进一步的分析。

二、人力资本作用的发挥受发展阶段、行业属性的影响

如果将人力资本增长和GDP增长做一个直接的比较，可以发现二者存在显著的相关性。但考虑到影响经济增长因素的复杂性，简单的分析可能会得到比较武断的结论。2011年之后，随着大规模城镇化和工业化逐步进入尾声，产业调整加速，经济结构持续发生变化，经济逐步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也逐年放缓。本文以2010年为分界点，分析不同时期人力资本对行业增加值的影响。

以各行业本科及以上人力资本占全部劳动力比重的增加幅度作为横轴，以期间行业增加值的平均增速作为纵轴，得到图4和图5的结果，即2005年－2010年和2011年－2015年两个时间段，本科及以上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的比重增加对行业增加值的影响。

图形结果显示，无论是在哪个阶段，二者都呈现一定的正相关性。换而言之，人力资本的增加确实对行业增加值增长有正面影响。此外，简单的回归显示，2011年以后人力资本因素对行业增加值的影响系数扩大了一倍，也就是说随着产业升级的加速，人力资本对产业发展所起到的推动作用在日益增加。

按照一定的标准，将人力资本和附加值增长两个指标分为高、低两个维度，得到人力资本和附加值增长的四象限图。可以发现人力资本作用的发挥受发展阶段影响较大，本文通过分析引出以下五点结论。

一是如果是发展阶段带来需求的上升，那么即使人力资本占劳动力比重增速较慢，也能带来行业的高增长。例如建筑业和房地产业，尽管人力资本增加速度较低，但受益于中国城镇化、工业化的加速发展带来的强劲需求，其增长速度仍能高于行业平均水平，在2010年之前增速甚至仅次于金融业。

二是人力资本密集型行业的增长也因发展阶段不同而有所区别。2010年之前，由于更多的是采取了粗放式的增长方式，教育和信息产业发展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在这个时段，整体人口年龄结构相对年轻，同时收入水平也限制了医疗保健的投入。因此，即使有较高的人力资本积累，相关行业发展也受到制约。2010年之后，发展方式的转变要求教育部门提供更多的优秀人才资源，也需要更多的信息化支撑，同时人口老龄化和保健投入的提高也增加了对医疗产业的需求。这两个行业也从高人力资本积累、低增长的象限切换到了高人力资本积累、高增长的象限。

三是值得注意的是，在两个阶段，科学研究行业增加值水平的增长都快于GDP水平，但是2010年之后，该领域的人力资本增长速度慢于整体增长。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其他领域对人才的需求增加，导致流入基础研究领域的人才减少，但是凭借过去较为雄厚的人才储备基础仍然保持了较高的增长水平。据此判断目前科学研究领域有可能存在一定的人才老化情况，这应引起重视。

四是对于公用事业而言，准公共品的天然属性决定了无论在哪个阶段，即使是人力资本增加较为迅速的时段，行业发展增速也未同步提升。

五是无论是在经济高速增长期还是在中高速增长期，制造业都处在低人力资本积累、低增加值增长的象限。这并不意味着制造业就是一个以传统劳动力为主的夕阳产业，而是因为制造业是一个宽口径的行业，在经济不同增长阶段出现分化在所难免。受数据所限，无法展开进一步的分析。

三、发展阶段使得人力资本作用出现反复，但不影响趋势

前面的分析并没有控制其他变量的影响，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说服力。进一步的，以企业的净利润、总资产、员工总数、技术员工数量和本科及以上员工数量构建方程：

其中α、β、θ均为各要素对企业净利润的弹性系数，A为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其他因素。考虑数据的可得性，以A股上市公司作为分析样本，利用三变量岭回归，计算出各个要素对利润的弹性系数。

如果按照前面的分析，2011年之后，人力资本作用将会逐步增强。但是基于各年度面板的微观数据分析显示，人力资本作用呈现先上升后回落的态势。2015年之前，本科及以上人力资本对企业净利润的影响在逐步增强，与此对应，固定资本的作用逐步下降。从这个角度看，这符合产业升级规律，即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包括人力资本等软的要素作用会越来越强，资本规模等硬要素在减弱。但是从2016年开始，本科及以上人力资本对企业净利润的影响在下降，同时资本规模对净利润的贡献在增强。我们认为，主要原因在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带动了上游工业企业利润的迅速增加，而上游产业更多是资本密集型而非人力资本密集型，这就导致了2016年之后出现相反的结果。2017年人力资本对净利润的贡献率降到与2012年相当的水平。考虑到先进制造业和服务业仍保持较高增速，我们认为这只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工业品价格恢复增长之后的短期现象。随着价格基数的提高，工业品涨价因素上涨所带来的因素消失，人力资本对企业净利润的影响还会恢复到原来的水平。

为了更好地分析人力资本影响，利用前面的模型，以申万一级行业为基础进行划分，分析2011年以后人力资本对不同行业净利润的影响，得到如下五点结论。

一是在一些公认的高科技行业，例如计算机、电子、国防军工、电气设备等，人力资本的增加对净利润的提高效应明显。

二是在一些传统行业，如化工、机械设备、食品饮料、纺织服装、传媒、建筑装饰，人力资本的增加对净利润的正面作用较为明显，说明在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过去依靠人力和资本投入形成竞争优势的传统产业也在转型升级，人力资本在其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

三是在医药生物、通信等被视为高技术行业中，人力资本的增加对净利润的提高并不显著，一个可能的解释是除了个别企业以外，这些企业发展的技术含量并不高，可能更多依赖资本投入增加提升净利润。例如通信行业，就是一个典型的资本高投入行业，行业内公司对资金投入的需求比人力资本更高。

四是建筑材料行业，值得注意的是该行业人力资本增加对净利润影响比高技术产业大，同时该行业又具有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特征。换而言之，该产业兼具人力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的特点。

五是钢铁行业并非人力资本密集型行业，但是技术工人的增加对于净利润提升明显。在一些传统行业的转型升级过程中，对技术工人需求的增长要大于对本科以上人才的需求。

四、结论与判断

近年来中国人口老龄化加剧，过去依靠人口红利参与国际分工带来的比较优势正在逐步丧失。得益于人力资本的增加和发展方式的转变，人才红利优势正在逐步得到发挥。从实证结果看，人才红利的行业差异与当前发展阶段也较为一致，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而言，在所有领域实现创新发展并不现实。但正如人口红利的发挥需要体制的配合、需要开放的推进一样，实现创新驱动，发挥好目前的人才红利优势，也离不开方方面面的配套。一句话，仅有人才是不够的。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财经杂志”，作者张一、雷雨晴。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芥末堆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