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饭统戴老板”（worldofboss），作者李墨天。

2008年奥运会前夕，新加坡导演莲·派克（Lian Pek）在北京拍摄了一部50分钟的纪录片，向西方观众展现了中国人学英语的奇特景象：

在胡同里，两个70多岁的老人坚持用英语对话，接不下去的时候脸憋得通红；出租车上，司机利用等红灯的间隙听教学广播，边开车边练口语；在全聚德，饭店经理在包间里支起了白板，教服务员念“Here's the menu”；在学校里，满操场的学生被一个叫李阳的中年人引导着，疯狂地挥舞着手中的英语课本……

这种种奇特甚至诡异的景象，是奥运会前北京市民疯狂学习英语的缩影。这部纪录片命名为《Mad about English》——翻译成中文就是“我为英语狂”。当电影在海外上映后，ScreenAnarchy网站上一位影评人这样评价[1]：刚开始看的时候，你可能会有点儿惊奇，看到最后时，你可能会感到害怕！

这不是中国英语热第一次吓到外国人了。早在1999年，导演张元就拍摄了一部记录长片，叫做《疯狂英语》，在国外引起了轰动。片子将李阳描绘成一个宗教式狂热煽动分子，以至于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Amber Woodward撰写了一篇91页的论文，引用大量电影截图，把它们跟希特勒和纳粹党的照片做对比。

这些让老外感到诧异的狂热场景，中国人却已习以为常，“学英语”甚至已经上升到一种文化现象，比如在春晚舞台上，学英语的桥段是小品常客：1999年，赵丽蓉用唐山口音背诵：“点头yes摇头no，来是come去是go”；2008年，宋丹丹回答说茶的英文是tea，赵本山马上抢答，说绿茶的英文是绿tea。

对于中国人来说，英语从一门单纯的交流工具，发展到影响亿万人的文化现象，那些掩埋在历史尘埃里的离奇经历，远非一门语言的变迁那么简单。

1.  从俄语，到英语

1949年1月，北平解放，改天换地。

当年2月，由华北联合大学与北方大学合并而来的华北大学进驻北京城。随后，华北大学二部外语系与外事学校合并，学校改名为外国语学校，5年后又更名为北京外国语学院。可能是冥冥中早就写好的剧本，这所大学在日后70年英语教育的沧桑变革中，划刻出一道镌骨的痕迹。

不过在新中国建立之初，老大哥的俄语才是当仁不让的第一外语。往上追溯，北外的前身也是位于延安的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俄文大队。

尽管当时教育部规定英语与俄语应一视同仁，但在社会层面，革命导师列宁的语言要比帝国主义的拉丁字母光彩的多。同时，在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背景下，新中国各项事业都得向苏联学习，各领域的合作需要消除语言障碍，懂俄文变得时髦又抢手，于是各大高校纷纷开设俄文专业。

站在食物链顶尖的，是北京俄文专修学校的留苏预备部。在50年代，能够通过考试和层层政治审查，进入这所位于醇亲王府的俄语专科学校深造，是件无比光荣的事。相比之下，英语则是名副其实的小语种、“帝国主义的语言”，就连当时的初中生也普遍不愿学习英语，经常要求学校改教俄语。

伴随着中苏关系的蜜月期，俄语教育也陆续正规化、制度化，到1952年底，全国已经建立了8所俄文专科学校。为了填补俄语师资的不足，当时许多英语老师经过自学和简单的培训，开始转行教授俄语。这次英语教师“英转俄”的大转业，再度拉低了英语师资水平，让英语教育雪上加霜。

当时谁也不会想到，1956年的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间接改变了英语在中国的地位。当年2月25日，时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做了题为《反对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对斯大林猛烈批判，又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冲突进行了修改。苏共的二十大会议，成了之后中苏交恶的导火索。

苏共二十大，1956年

4个月后，中国教育部便发布了《关于中学外国语科的通知》，强调“改进俄语教学外，还必须注意扩大和改进英语教学”。并规定当年秋季，师资条件较好的地区就从高一开始增设英语课，初中一年级也要在1957年开始恢复外语教学，并将俄语和英语的比例定为1:1。

到了1958年，高考也恢复了外语考试，尽管成绩不计入正式分数，但也从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学的外语教学。很多转业教授俄语的教师，又一次“俄转英”，重新回到英语课堂。尽管地位有所恢复，但经历了这两次大转业之后，中国本就薄弱的英语师资遭到沉重打击。

如同那个时期共和国的命运一样，英语教育的波折还远没有结束。

2.  从波折，到动荡

1958年，赶英超美，亩产万斤。

在一片跃进浪潮中，教育界也掀起了一股“教育大革命”。时任中宣部部长陆定一提了一个“九年一贯制”教学方案——即六岁入学，学九年，毕业时就能达到大学一年级的英语水平。教育部随即委托北师大外语系编写教材，当时许多师大本科生甚至提前毕业，跟老师一起编写“九年一贯制”英语课本。

这批北师大师生在没有大纲和参照的情况下，采取大兵团作战的方式通宵达旦战斗，一周内就编出了一套18册课本。教材是简单粗暴的“选-译-注”方式，内容充斥着“Long live Chairman Mao ”“Chairman Mao is the red sun in our hearts ”等革命口号。

后来，这套教材的前三册在个别学校试用之后便停止使用，整套课本成了一堆废纸。

在轰轰烈烈的“教育大革命”之外，新中国第一代语言教育家也在进行着探索。1958年，北外教授高厚堃创办了中国第一本英语学习类杂志——《英语学习》，发行量最高时达到过两万册。日后回忆起这段经历时，高厚堃曾说，

“《英语学习》是大跃进的产物，却没有凑热闹放卫星，去喊什么赶超，提什么指标，它带着的是脚踏实地和深邃的微笑。”

60年代初，随着极左思潮被纠正，“教育大革命”也被“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替代。新大纲的下发让北外又一次肩负起了教材编制的任务，曾在牛津大学攻读英国文学的许国璋教授承担起了新教材的编制工作，跟他并肩作战的还有北大的俞大絪和复旦的徐燕谋。

许国璋英语（1979年重印本）

1963年秋天，风靡中国英语教学领域几十年的许国璋《英语》正式问世，前四册由许国璋编写，俞大絪和徐燕谋分别编写五六与七八两册。

尽管第一版教材还带着浓重的时代印记，比如里面有“上个月我们到大兴县的村庄去劳动”这样的时代语句，还有课程末尾类似“在我们国家里，学生不仅要从书本上学习，也要向劳动人民学习”的特色总结，但并不妨碍这套教材在全国大学的风靡。

由于太受欢迎，这套教材后来就被人们索性称作《许国璋英语》，尽管他只是编者之一。

1964年10月，在周恩来的主持下，中央出台了《外语教育七年规划纲要》，再度对英语教育进行了强化，将英语和俄语的教学比例调整到2:1，并明确规定英语为外语教育中的第一外语。在经历一系列政治迂回后，英语在教学中的地位终于以红头文件的形式被确立。

但谁也没能想到，历史再度和这些探路者开了一个残忍的玩笑——1966年，十年动乱开始，《许国璋英语》的高中三册没来得及出版，他本人就和高厚堃一起被打成了“反动学术权威”，外语教育也遭受了灭顶之灾。在日后的悼词中，著名语言学家季羡林如此回忆道：

“风闻他（许国璋）被打成了外院（今北京外国语大学）‘洋三家村’的大老板。中国人作诗词，讲究对偶，‘四人帮’一伙虽然胸无点墨，我们老祖宗这个遗产，他们却忠诚地继承下来了，既有‘土三家村’，必有‘洋三家村’。国璋等三个外院著名的英美语言文学的教授，适逢其会，忉蒙垂青，于是一个虚无缥缈的‘洋三家村’就出现在大字报上了。”

十年动乱初期，新中国前17年在教育领域取得的成绩被全面否定，“停课闹革命”和“外语特殊论”使得外语教育遭到空前破坏。包括《许国璋英语》在内出版物统统成了“封资修”，被造反派贴上了封条，高厚堃创办的《英语学习》杂志“什么都不敢刊登”，只对外称没有新闻纸，被迫停刊。

那个年代，整个中国的外语教育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北京外国语学院甚至被迁到了湖北沙洋，办起了五七干校。

到了1972年，政治形势又一次发生了变化。中国重返联合国、尼克松访华，使得外语、尤其是英语教学的必要性再度得以体现。那年8月，北外从湖北迁回了北京，高厚堃则跟着北外英语系主任吴景荣教授，开始参与《汉英词典》的编写工作。

国务院随后发布了最高领袖“外语还是从小学学起好”的语录，全国范围内又开启了一轮开设小学外语课的热潮。

但这个过程仍然有反复。1973年，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一名叫做张玉勤的女生，在某次外语考试中，在答卷上写了一首诗，其中前四句是：“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会ABC，也当接班人。” 张玉勤后来被老师批评后，跳水库自杀。此事后来被四人帮上纲上线，牵连了无数人。

而且英语课程虽然得到恢复，但教材依旧片面突出政治性，很难让学生真正掌握英语。翻译家舒云亮在回忆自己十年动乱时期学英语的经历时，称自己初中毕业的时候，感觉只学会了26个字母和“毛主席万岁”，连如今几乎人人都能说的“Yes”“No”和“OK”都浑然不知。

1976年，现任哈佛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托尼·赛奇曾以交换学生的身份，来到南京大学。他后来回忆说：“当地人对我们非常好奇，盯着我们看，但如果你想去搭话，他们就会退避三舍——他们认为和外国人说话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搭乘公共汽车时，只要看到我们在等车，他们就会马上让出一条路来，让我们先上车、坐下，接着，他们才一哄而上。在车上，中国人会和我们保持距离，虽然车上永远都那么拥挤，但我们身边5米范围内总有空位。”

在那个特殊年代，英语不可避免的被打上意识形态的烙印，即便学习英语，也是“斗争的需要”。被政治口号裹挟的英语教育，在十年动乱期间几乎没有任何发展。

3.  从回暖，到升温

1978年，改革开放，万物复苏。

年初，《北京日报》刊登了一篇题为《以革命导师为榜样努力掌握外国语》的文章。文中称：“努力掌握外国语这个武器，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同样在这一年，伴随着高考恢复，被列入高考科目的英语不再是“帝国主义的语言”，也不再是“革命斗争的武器”，而是成为了年轻懵懂的共和国公民接触世界、了解世界的重要工具。

高考、研究生考试和改革开放后公派留学生的选拔史无前例的激发了全社会的英语学习热情，人们一边学习英语，一边对着外面的世界跃跃欲试。尘封了10年之久的《许国璋英语》则再度成为商务印书馆最畅销的出版物之一。

在海外教材大范围进入中国前，《许国璋英语》几乎是英语教材的代名词，以至于每重印一次，全国各地新华书店都抢着来订货，商务印书馆王府井门市部每次开售此书，更是热闹非凡，门市部小小的空间里挤满了人，挤不进来的购书读者只能在门市部外面向南北两侧排起长队。

到了90年代，很多英语补习班的广告都直接将教材名称简化为“许国璋一二”、“许国璋三四”。

《英语学习》杂志同样在1978年复刊，发行量很快就达到50万份。随着社会环境的开放，《英语学习》的选稿范围也逐渐扩大，封底开始陆续刊登高厚堃译编的莎士比亚名剧《奥赛罗》的插曲《柳叶之歌》，以及苏格兰民歌《友谊地久天长》。哪怕在几年前，这也是无法触碰的禁忌。

高厚堃在十年动乱时期参与编纂的《汉英词典》，也由商务印书馆印行，尽管字里行间依然带着十年动荡的痕迹，但词典的细致与全面同样有目共睹。至此，新中国终于有了一本与英文世界沟通的工具书。

80年代，人们学习英语的渠道也不再仅限于书本和广播。1982年，北京外国语学院的胡文仲与英国教师凯特，开始搭档主持中央电视台的英语教学节目《Follow Me/跟我学》。这是海外原版教材第一次进入中国，让当时还看不到多少电视节目的中国人大开眼界。

每周二、四、六下午，黑白影像里的胡文仲和凯特，是当时许多大城市家庭在《许国璋英语》之外的又一个时代印象，也是那个年代中国渴望了解、接触世界的特写镜头。北外也在80年代初陆陆续续开班了外国留学生汉语进修部、国际文化交流办，并增设了对外汉语专业。

高考政策的变化也是社会愈发重视英语学习的重要因素，从1979年到1982年，高考外语成绩记入总分的比例从10%一路攀升到70%，从1983年起，则按100%记入总成绩，托福考试、四六级考试和考研英语也在80年代路西引入。自此，英语开始切切实实的左右无数中国人的命运，直到今天。

“知识就是力量”——商业与思想齐头并进的80年代，成就了在电线杆上贴广告的俞敏洪和李阳的“疯狂英语”，李阳手拿麦克风，用尽全身力气喊出的“Don’t be shy. Speak English loudly and crazily”在今天听来，依然映衬着那个狂热的年代。

与西方世界隔绝30多年后，学好英语、走出国门也成了一代年轻人的理想。1985年，政府提出了支持留学、鼓励出国、来去自由的方针，一场史无前例的出国热潮席卷全国，第二年，自费留学的人数就突破了10万人。在政治力量从普通人的生活中被抽离之后，英语作为改变每个中国人命运的最重要的工具之一，被推上了神坛。

九十年代初，为了能够提高干部队伍的整体素质，体制内还曾经掀起一场“三会”培训，其中三会指的就是会微机（电脑）、会驾驶和会外语。

1988年，在山东泰安召开的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上，教育部提出推动中小学教材改革，开启了英语教材“一刚多本”和中外合编教材的历史。很快，人教社就跟英国朗文出版集团展开合作，合作编写英语教材，北外毕业的刘道义女士成为这套教材的中方主编，这套教材在也1991年正式出版。

由于突出语言功能、交际能力等特点，这套教材带来的新的教学理念也引领国内教师培训、教研工作等一系列变革。但刘道义自己也没想到的是，她在教材中设计的李雷与韩梅梅两个形象，多年后会超越课本，成为了一代人的集体回忆。

李雷和韩梅梅

改革开放、跨国公司和出国热催生的是90年代的英语教育产业化，1978年，中国出国留学总人数为860人；25年之后，这个数字就已经增长到了41.39万人。那一年的《北京人在纽约》，浓缩的是纽交所的新东方、疯狂的英语和25年的理想与汗水。

1994年9月11日，留下等身著作的许国璋教授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79岁。和他一同远去的还有当年读者抢购《许国璋英语》的空前盛况——“Long live Chairman Mao”的时代过去了，人们手上拿着的课本，陆陆续续换成了外研社出版的《走遍美国》与《新概念英语》。

在辽阔的国土上，英语培训机构和补习班拔地而起，学英语已然不只是一种潮流，而是一个方兴未艾的产业。

4.  从商机，到产业

1993年，经济提速，时代奔腾。

许国璋离世的前一年，台湾商人周至元只身来到北京，两年后，周至元的公司开始对外销售一种电子词典产品，名字起得儒雅文艺，叫做“文曲星”。

相比之前的一些高价教育电子产品，“文曲星”将电子词典的售价从约2000元直接砍到了300元左右。到了1999年，文曲星推出了具备发音功能的电子词典PC500，15万的词汇量、PC通讯以及428元的价格让低价市场彻底成为了文曲星的囊中之物。到2003年，文曲星的累计销量超过了2000万台。

在凶狠的文曲星面前，竞争对手好译通开始向高价市场试探，并在同一年发布了内置牛津高阶字典的牛津2000，售价达到1280元。更大的词汇量和更好的学习体验，让牛津2000在世纪之交也取得了不俗的商业战果，同时也印证了一个道理——只要能把成绩搞上去，中国家长怎么都愿意花钱。

在那个“中国奇迹”的年代，学好英语，就意味着更高的分数、更多的工作机会和更好的明天。无论是求职、还是工作，英语都是挡在面前的看门人。

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北京“申奥”的成功，沉浸在民族自豪感里的中国人又一次学起了英语，这也是新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全民学英语的热潮。

那年7月，教育部颁发了《全日制义务教育普通高级中学英语课程标准》，里面写道，“英语课程的学习，既是学生通过英语学习和实践活动，逐步掌握英语知识和技能，提高语言实际运用能力的过程;又是他们磨砺意志、陶冶情操、拓展视野、丰富生活经历、开发思维能力、发展个性和提高人文素养的过程。”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以文件的形式明确了英语课程不仅仅只有工具性，而且还有人文性。按照“韩梅梅之母”刘道义的说法，在扮演了外交的工具、政治的工具和谋生的工具之后，英语总算获得了她应有的地位。

这份文件最直接的影响，便是国内的英语教学和考试开始更加重视学生的口语与听力水平，以及英语教材中配套的磁带。正是这盘磁带，繁荣了一个新产业。

2001年，步步高推出了BK-796 型号的复读机，240秒的的复读时间和银灰色的外形让它在众多同类产品中脱颖而出。为了迅速拿下市场，步步高请来了当年宝刀未老的施瓦辛格作为代言人，“步步高复读机，学外语更容易”的广告语，传唱程度直逼“今年过年不收礼”。

教育部发文一年后，全国复读机销量就创下了1300万台的新纪录，相比三年前增长了四倍有余。那一年，全国市场又200多个厂家生产着近100种复读机。伴随张惠妹、李连杰接连成为代言人，段永平也开启了继dvd之后的又一段开挂之旅。

自此之后，“学英语”成了各类数码产品屡试不爽的一个营销策略——2014年，微软与中国合作方百事通介绍旗下家用游戏机“Xbox one”时，便着重强调了Xbox one“沉浸式的英语学习体验”，这让人忍不住想起了当年的小霸王学习机。

新东方、文曲星、复读机里的周杰伦和S.H.E，还有拎着笨重的录音机站在教室门口的英语老师，成为80后90后青春的一部分。

5.  从中国，到世界

2008年，奥运开幕，举国沸腾。

开幕的前一天，莲·派克的纪录片《Mad about English》在新加坡上映，中国人全民学英语的热潮，跟随者鸟巢上空的焰火脚印和开幕式上的人海表演，展现在了全世界面前。在片子里，一位80岁的老太太认真地对着镜头说：I love English.

Mad about English 镜头，2008年

在开幕前，北京还搞了一次浩浩荡荡的路牌纠错运动，比如发现“中华民族园”，英文路牌错误地写成“Racist Park”（种族主义公园）；而不少收费停车场，被翻译成“Pee Park”（撒尿公园，错把Fee写成了Pee）。

北京市政府在拿到主办权的第二年，发布了《北京市民讲外语活动规划（2003-2008）》，随后各种各样的“英语100句”、“英语200句”甚至“奥运英语1000句”开始大范围刊发。北京的哥脱口而出的“Hello”和餐厅里的双语菜单，成了那场英语狂欢最朴素的诠释。

与80年代不同的是，前一次是中国人迫切的想要融入世界，这一次，是中国人站上了世界的舞台，让世界认识中国。

据说那年奥运闭幕，看到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在北京奥运会闭幕式上使用的“Exceptional”一词被翻译成“无与伦比”后，《汉英词典》的编者高厚堃给电视台打了一个电话，说这个词应该翻译成“非常出色”。老先生较真道[8]：

“exceptional一词的英文释义是unusually good，而不是incomparable，不信你查查？”

伴随中国越发深入的融入世界，中国人也在创造着英文新词，比如逐字翻译的中式英语“很久不见”的“Long time no see”，中国人常说的加油/add oil，都已经成为了标准的英文词组。

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伴随着越来越频繁的国内外交流，英语学习也告别了昔日“全民运动式”的学习方式。

在一线城市，双语学校早已成为“好学校”的象征，基础英语教材也越来越多的向“听”和“说”靠拢，语法和写作的比重则在不断降低。很多场合下，说一口流利英语的Native Speaker，更能代表一种开放与人文的心境。VIPKID的创始人米雯娟曾在一篇文章中这样解释“语言环境”：

“外语中很多场景都含有“言外之意”，比如一个人说‘Coffee?’ 对方的回答可能不是标准的‘Yes, it’s a cup of coffee.‘而是‘It would keep me awake all night.’而我们习惯的教科书式的对话，很多是无视了这种言外之意，形成了一种不符合Native Speaker语言习惯的教条方式。”

按照她的理解，学好英语最高效的方法便是在幼儿时期有着沉浸式的语言学习环境。在以往，这样的学习条件几乎只能通过短期或长期移居海外来获得。

而伴随奥运会的到来，电脑和手机再一次变革了中国人学习英语的方式，只要连上网络，随时随地学英语成为了可能。通过电影、美剧和海外的电视节目，或是各种各样的网络课程，普通人也有了更多渠道去接触原生的英语环境。

中国社会全面进入互联网时代催生了各行各业的繁荣，在线教育开始成为教育行业的新亮点。借助移动互联网、直播、大数据、AI等技术手段，传统的教育模式开始变革，教育资源得以突破原有的格局进行大范围流动和分配。

2017年3月28日南京，由《中国日报》主办的一场英语比赛上，两位小选手Cindy和Elvis从通关层层海选进入总决赛的五十多名选手中脱颖而出，一举夺得本次大赛的冠、亚军，而两人碰巧都是少儿在线英语学习平台VIPKID的学员，其中，来自北京的小朋友Cindy的英语学龄仅有10个月。

这意味着，她从0接触英语开始，老师就是北美外教，教材就是基于美国小学英语教材开发的在线课程。这在几十年前、甚至十年以前的中国，都是不可想象的。

这正是当下中国人学习英语的写照。中国的00甚至10后，他们出生在一个信息、产品、服务都没有边界的“数字世界”，在线教育平台是他们学习外语“理所当然”的方式；而70、80后这批家长，这也是中国第一波接受完整义务教育并享受互联网红利的人群，他们对在线教育的认同，既源于知识结构，更缘于现实需求。

借助互联网技术手段，中国人学习英语正在经历一场重大的革命，新技术，新供给，新模式层出不穷。例如米雯娟创办的VIPKID，将资源配置的效率提高到了极致——平台上聚集了6万多名来自北美本土的资深教师，让孩子待在家里，就能在纯正的语言环境中，一对一的展开英语学习。

而家长也无需费尽心思在工作与家庭中艰难的寻找平衡，根据中科院《2017年中国在线少儿英语教育白皮书》统计显示，相比传统英语学习模式，在线教育全年帮助中国家长节约1.46亿个小时，有效解决中国城市家长接送耗时耗力的痛点。

除了城市孩子的英语学习方式发生了变革，那些身处偏远乡村、在传统条件下无法有效获得教育资源的孩子，也因为互联网而见到了曙光。

例如，四川省南充市蓬安县银汉镇长远小学，学生以留守儿童为主，全校没有专门的英语老师，孩子英语基础很差。2017年9月，在校长陈蓬珍的努力下，学校接入了在线教育平台，全校孩子第一次学到了原汁原味的英语。通过三个学期的学习，长远小学的孩子们英语平均成绩从30多分提高到70分。

2017年初，VIPKID启动了“乡村公益英语课”项目，到现在，全国超过1000所贫困乡村学校的3万多儿童有了全新的英语学习体验，教育资源的普惠进程，在技术的推动下逐渐成为现实。从这个角度讲，互联网带来的教育资源的调配与均衡，意义和影响深远。

从课本、广播、电视，到“文曲星”、复读机，再到互联网带来的在线一对一教学；从“帝国主义的语言”，到“Long live Chairman Mao”，再到越来越多的Native Speaker，褪去意识形态与功利色彩的英语，回归了她最原始的意义：交流的工具，文化的载体，思维的外壳。

英语在中国的地位变迁，是新中国70年来从贫困挫折，到开放繁荣的缩影。我们对待一门语言的态度，往往也是我们对待开放的态度。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饭统戴老板”，作者李墨天，数据支持：远川研究。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芥末堆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