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民众对整体社会变革充满期待，其中对教育改进完善也满怀期盼，教育改革的氛围仍留存；同时各种各样的教育改革阻力以多样态装扮的面目出现，例如以“改革”“规范”等样态出现。

到2018年终，教育部门列举本年度发的20余份文件作为业绩展示，多年才召开一次的全国教育大会重述了此前的原则，提出了宏大设想，缺少有效措施与路径，未能有效回应民众更为关注的教育多样性、可选择性、均衡程度、公平与实惠、课业负担过重等问题。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对教育改进所发挥的作用进一步降低。

高考招生制度改革推进较预期延缓，高中以下教育更趋同质单一。教育系统内部严厉与懒政并存。教育经费得到保障但使用效益不够，教师薪酬有所提高。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仍很突出。

一年整治培训机构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减负，用行政管控的方式能否持久有效缓解择校热，校际均衡不到位的情况下能否有效消除大班额都有待时间检验。

2018年中国教育改进不足之处

• 1.新高考进程延缓

2018年是新高考改革的第四年，各项措施在质疑声中小步缓行，随迁子女在流入地就读高中同城对待参加高考问题没有突破，原定于年秋季新高一入学实施新高考的第三批18个试点省份中，只有江苏、河北、重庆、辽宁、福建、湖南、湖北、广东8个省市按原计划启动了改革，    

浙江高考英语出现“加权赋分”事件省教育厅长被责令辞职，山东模拟选科中选择物理的仅为39.52%而选择地理的高达67.86%，再现了2017年浙江全省29.13万考生中只有8万人选考物理的类似问题，印证了新高考方案存在系统性缺陷。一系列事件让新高考方案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进退维谷。

“3+3”科目组合方案确实对高中师资、课程、场地、学生生涯规划等方面都提出了更高要求，对中西部省份确实是个挑战，而条件限制有可能造成新的公平问题，与其促进公平、科学选才的初衷相违，也未必能破解唯分数论影响学生健全发展、一考定终身使学生学习负担过重、中小学择校现象突出等社会问题。

新高考陷入困境根本性的原因在于改革方案的不完整、不专业、操作性不强、稳定性不高，避免问题屡屡发生的现状关键在于完善方案，实施真正的“招考分离”，让高校真正成为招生主体，实现责权利一致，政府招生管理部门逐步退出自身不专业且难以负责的招生领域。

2018年12月29日，教育部办公厅发出“十严格”的《关于做好2019年自主招生工作的通知》，要求“三减少”，实行“三取消”，防范考生申报材料中存在的论文、专利、竞赛造假；通过减少优惠分值、减少招生名额、减少自招专业，对查实提供虚假申请材料的学生取消其高考相应资格，入学后发现的取消其学籍，毕业后发现的取消毕业证、学位证，对高校的自主做出更多限定，显示出更多的态度，较少的思路。

• 2.《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遇到波折

2018年中国民营企业遇到的观念、体制、投资、权益保障等问题也在一定程度影响到民办学校，入市的民办教育股狂跌，安徽出现政府没收民办幼儿园、河南出现对新建的民办幼儿园房屋强行拆除，类似的事件在其他省市也有发生。

2016年底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原定于2017年9月1日正式施行，而该法《实施条例》2018年两次公开征求意见都引发比较强烈的反对声和民办学校的不稳定，到2018年底也未见公布，使该法到了实施期无法真正落地。该法实行非营利性和营利性分类管理在实施上遇到难题，对民办学校的产权明定和清产核资难以施行，地方政府实行财政、用地、收费差别化扶持难以兑现，该法律制定者对实施环节的可行性考虑不充分，相关政策法规仅仅从行政管理立场出发，缺少多主体平等、深入讨论，缺少依法治教和学校责权视角，使民办学校近年来处于发展前景不甚明了，未来期望不稳定的焦虑状态。

2017年全国共有民办学校17万余所，其中90.2%为幼儿园，在校生5100多万人，在3-6岁阶段为54%的幼儿提供了教育，在保障教育供给，提供教职人员就业，承担政府该负却未能负起的责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的民办学校主要为投资办学，强力推行营利与非营利二分的分类管理与这一现状及办学主体意愿存在深层抵触，但《民办教育促进法》及其《实施条例》送审稿与《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都对此持避之不及态度，生怕热钱冲击到现有的教育体系，但又没有足够的财政资金进行替代，这是当下政府的理念与民办教育发展现实的冲突所在。

2018年12月23日，司法部提请全国人大拟对包扩《民办教育促进法》在内的17部法律加以修改以有利于激发市场活力，其中颁布后尚未真正实施的《民办教育促进法》的修改引发民办教育界关注，不少人期望对其中可行性过低，影响此类学校稳定发展的不切实际的分类管理条文加以修改，尽快划出民办学校发展的清晰底线，并尽快从依法治教的立场出发，将制定明确办学主体责权关系的《私立学校法》提上议事日程，以利于此类学校稳定发展和整个教育体系的生态平衡。修改后的文本显示并无激活市场的实质性修改。

• 3.全国教育大会缺少实施方案

2018年9月10日，中共中央召开全国教育大会。由于教育上积累的问题较多，会前社会上对这样多年才能开一次的大会期待较高，希望一些对学生成长和家庭幸福影响大的问题能得到有效解决。

与改革开放以来的前四次教育大会都有一个《决定》或《纲要》同时发布不同，这次大会未同时发布未来教育改革和发展的规划纲要，也未能有效回应公众切肤之痛的教育问题。

在2017年和2018年教育部工作要点中都有筹备召开全国教育工作大会并研制发布《中国教育现代化2030》和《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的内容，《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征求意见稿》和《中国教育现代化实施意见（2018—2022）》也在全国教育大会期间发放给参会人士征求意见，会后教育部又组织有关专家学者结合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和习近平讲话精神对《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相关文件进行了补充、完善，迟迟未公布使业界评价这次大会内容原则多，方法少，路径不明，未来教育发展的不确定性增多，也很难期望教育上的诸多问题在短期内获得有效解决。

• 4.教育专业性继续被边缘化

2018年各种迹象表明教育的专业性继续被行政权力边缘化，各大学及大学中的学院书记为第一负责人，在媒体公开身份的时候校长前面要冠称副书记。

2018年国家级教学成果奖推荐成果第一完成人的职务为党委书记、校（院）长、党委副书记、党委委员、纪委书记、副校（院）长、董事长的占56.17%，校长助理、二级学院院长、副院长、主任、部长占20.59%，行政（科研）机构负责人占10.53%，普通教师占8.92%，其他占3.79%。

2018年多所知名高校出现研究生招生考试发错卷、出错题、泄题等“低级错误”，显示从出题到招生的各环节的人员、程序、现场操作都缺乏专业性，对这方面进行规范的仅有教育部2018年8月10日公布的《2019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这样的行政部门文件，缺少专业的规程；依照《规定》每门科目不少于2人，各研究生招生单位每年度仅硕士生招生考试命题就涉及教师近6万人。科目数大于100科的招生单位涉及教师不少于200名，使得招生单位的命题、考务、招生事务难以做到专职专人负责，出现问题是由于不重视专业的规范而产生的混乱，严重损害了考试的客观性、公正性和严肃性，损伤研究生招生考试公平，急需推进从行政包揽转向委托专业组织严格按专业规范的专业化操作。

专业被边缘化还表现为教育行政机构不断膨胀，一个普通的县或县级市按当地人口核定的教育局行政编制也就10至20人不等，却要设置20个以上的科室，举其一例即：办公室、政工科、计财科、基教科、体卫艺科、审计科、招商科、纪委办、安全办、基建办、督导室、资助办、采管办、技术研究室、实践教育处、教研室办公室、小学室、教科所和师训室等1处1所5办6科6室，尚有其他名称的科室设置，人员一百五六十，其中除少部分有行政编制外大部分属于借用学校编制，使基层学校教师受利益与发展机会驱动不安心教学，千方百计想进教育局；教育局人员多了就想方设法指使学校，学校有这么多“婆婆”又很难顾得上对学生的成长发展需要的了解，弱化了日常教学。上述情况不只发生在县一级，从而使整个教育受行政绑架，一线从事专业教学的人员不受重视，影响教育品质，动摇了教育品质提升的基础。

• 5.教育系统内部矛盾频发影响正常教育教学

2018年教育系统内部矛盾频发，9月13日洛阳市第十七中学数学老师王宏召留下遗书自杀，他的老年手机中留下内容为“我是自杀，以此表达对教育局、学校的失望，原来拖欠工资，现在各种各样检查乱七八糟档案，名目繁杂培训，职称不公”的短信；

10月16日株洲县育红小学三年级某班27岁女教师因惩戒学生被该县渌口镇派出所几个警察直接从教室带到审讯室被关7个多小时，所在学校无人问津；

11月8日武汉钢城十一中数学老师张明举由于对学校的工作安排、绩效考核和晋升制度的不满，感到生活艰难，长久沮丧和失眠，从学校教学楼四楼跳楼身亡，绝笔信称想活在更有人情的世界。

类似的案件还发生过多起，每一起都对教师行业职业自信造成较大伤害，显示学校内部管理、评价问题较多，人情缺失，教师负担过重。

2018年，杭州市拱墅区教育局同浙江大学的在线调查发现：78.7%的教师认为自己疲于应付其他部门摊派到学校各类活动任务及各项考核评比。

亟需采取措施切实维护教师的教学自主权，赋予老师专业决策权、选择权和发展权，提倡老师在真实的育人场景中进行自觉的专业研究，让老师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研究教学、备课、提高素质、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 6.教育行政部门发文繁多

2018年，各级政府的教育发文数量仍在增长，发文机构级别在提高，内容雷同的文件反复发的现象增多。

上一级机构发文后下面层层转发，全国大多数地区中小学每年要收到1000份以上的各种文件，大学每年收到数百份文件。

其中不少文件缺乏对基层情况的全面完整了解，充斥着部门的傲慢，显示出对一线教师和校长的不信任和不尊重，文本本身的逻辑不严谨，常被在网上晒出来当笑话传播。

行政部门以发文为政绩或向上及负责的证据，仅仅靠发文行使职责本身实质上是一种懒政，无助于教育改进，还引发诸多新的问题。

行政部门由于权力不受约束，组织的检查和评比越来越多，诸如作业布置、学生惩戒、师德、推广新教学模式等似乎都只有教育行政部门才有发言权，学校和教师都被当成什么事也不懂什么权也没有的对象，对学校和教师的“不得”“严禁”“必须”层层叠叠，让老师动弹不得；

要求学校和老师参加下乡一对一扶贫、假期安全、扫黑除恶以及各种检查、调查、培训、考评、比赛、评估、延时服务、控缀保学、入户走访、信息录入、防艾宣传、文明创建、双高双普、秸秆焚烧、防止溺水、关注App，造各种档案，填各种资料，做方案、赶材料，什么都要“进学校，进课堂”，教师有写不完的总结、填不完的表格，仿佛教师无所不能无所不包，成了“表叔”“表哥”“表姐”，根本没办法静下心来搞教育，导致学生身边的教育责权空心化。

2019年中国教育改进建议

2019年教育改进需要真正了解人民的教育需求，尊重教育规律，沿着人类文明前进的方向，培养身心健全的人，共创共享幸福生活，让各方教育当事人有更大的获得感。

• 1.教育不偏离人类文明前进方向

受国际国内多重因素影响，加之教师和职员的人文素质不高，视野不够开阔，理性与辨别能力不强，2018年在一些地方的学校内已经出现与人类文明前进方向相逆的言行，甚至出现一些“反教育”行为，它们对青少年成长发展已经造成伤害。

必须明确选择良好健全的教育价值取向：教育是为了实现人类更好发展，是为了寻求真理、改善生活质量、完善人格，以使教育当事人生活得更加幸福。

降低教育的功利价值取向，彻底改变师生仅仅通晓考试却很少关心真理和美德的状况。

切实将教育定位为基本的民生和民权，定位为使人的天性获得发展而非遭到毁损，使它促进人的思维和判断能力更为健全而非只知道标准答案，使它成为民众追求幸福的现实路径。

改变师生没有时间和条件仰望星空，顾不上考虑自己的学业将会怎样作用于自己的成长，自己的成长是否与人类文明前进的方向一致这些基本问题的被动状况。

为此：教育需要进一步开放，学习全人类文明中的优秀成分，而不是走向封闭孤芳自赏；鉴于中国教育发展处在外延式数量发展向内涵式品质提高的转变过程中，实现这一转变的必要条件是提高专业性而非强化行政权力，不能指望不断发文、会议、整治就能实现。

政府工作人员和教育当事人对教育目标和方向定位起关键作用，以理性态度尊重事实和客观规律，减少主观和教条，降低局部利益和实际功利追求动机，开拓视野，立足儿童终身长远发展，才有可能避免不知所措和迷失方向。

• 2.保障教育经费增长并提高使用效益与效率

中国人均教育经费还很低，仍需要继续增长，而受各级政府财政状况的影响，2019年中国教育经费增长的风险进一步增大。

另一方面教育经费的使用效率和效益较低、结构不合理问题依然较大。

部分地方财政教育保障能力不足问题已经显现，教育扶贫项目需要的地方财政配套资金无法落实到位，有些地方政府甚至挪用教育转移支付资金，导致年度教育经费总额不真实。

各地仍需继续降低教育行政运行经费，增加直接用于一线教学的经费；减少基建投资比例，增加教师工资及教师素养能力提升、从事教育教学研究活动的开支；减少学校外延发展的投资，增加学校内涵发展的投资。

• 3.推进招考分离妥善解决新高考与学业负担过重问题

2018年新高考遇到各种问题的原因众多，根源在于2014年《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本身不完善，需要从改变政府包揽、计划招生、总分录取、单一评价标准等关键方面入手深化改革。

解决问题的突破口在于积极推进招考分离，使招生工作责权利一致。随迁子女流入地就读高中的就读地参加高考是教育公平的体现，在普及高中的政策背景下，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两为主原则”应向高中延伸。

高考学生学业负担过重的根本性原因是在现有教育管理和评价体制下学生的学习自主权被过度剥夺，唯有通过改变评价权力过度集中、评价标准过度单一才能从根本上切实降低学生学业负担。

从青少年成长发展的长远利益考虑，充分运用最先进、最前沿的教育评价理念、理论、知识和技术推进高考招生制度改进。

• 4.进一步扩大使用第三方教育评价

第三方评价是教育形成良性生态的必要前提，也是提升教育质量的基础。

中国第三方教育评价正处在起步发展阶段，需要政府增加购买第三方机构的教育评价服务，积极培育多元评价主体，发挥多元评价在教育发展中的独特作用。

学校和社会其他组织机构也需要尽可能使用第三方教育评价机构的评价为自身的业务发展服务。

第三方评价机构需要创新评价技术，坚守评价客观中立立场，保障评价数据安全。

需要法律确定第三方评价的地位，确保第三方评价能够有效开展；需要颁布《学校法》和《考试法》，明确规范各主体间的责权关系，让学校有机会自主决定使用第三方评价。

• 5.切实保障教师的教学自主权

近期网上流传甚广的《孔乙己之教师版》和《困在厕所里的教师》虽有夸张，还是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下教师的地位与处境。

其中最令教师难堪的是包括对学生的惩戒权在内教学自主权被家长、舆论、行政权力等各方面蚕食；长期接受奉献听命教育的教师权利意识淡薄，不能自觉地维护本应属于自己的权力，无原则地交出或丢弃了教育教学自主权。

教师的自主权被消解后，教育当事人的权力不足以担当其责任，具体到一个学生在校的学习成长由谁负责就成为越来越不明确的问题，于是学生下课不能到操场、不能春游……不少人无奈地选择放弃责任，使学生成长发展受影响，学生成为最大和最终的受害者。

必须让直接的教育对象学生身边就近从事教育的人有权有责，能真正负责。教师周边的人不能对他履行教育职能指手画脚，任意干涉，而应维护他的权威，为他的正常教育教学提供充分、有效的支持。

教师是专业工作，需要真正充足的教育教学自主权，自主地依据所教学生的具体真实鲜活的成长发展需要确定个性化的教育教学方案，而不是被行政权力和单一评价役使的工匠，不能担负无限责任。这是解决教育问题的起点，也是从源头上办好教育的有效措施。

• 6.稳妥推进学前教育普惠政策

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将学前教育普惠面提高到80%，各地如何落实面临诸多矛盾。

以北京市为例，该市2018年财政预算学前教育经费占整个教育经费的10%，2019年拟新增3万个幼儿园学位，仍有10万个学位缺口。

参考2017年全国教育经费总投入为42557亿元，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为34204亿元，全国学前教育经费总投入为3255亿元，占教育经费总投入的7.65%。

由于民办幼儿园接收了50%以上的幼儿入园，在学前教育经费中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比仍在5%以下，而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在财政经费不足的情况下提高公办和普惠幼儿园的比例以显示政绩，已经并可能在未来采取压制、没收民办园，或或明或暗强制转公、强制普惠等措施，由此会引发一系列矛盾。

若政府对公办园与民办园的投入差别大就会推高当地居民的“入园难”“入园贵”的问题，因此需要明确公办园生均拨款与普惠性民办园补助标准，扩大普惠性资源，更加平等对待两类幼儿园，给民办园足够的自主决策权。

• 7.加快推进依法治教

中国教育改进急需进行的突破在于改善教育管理体制和评价体制，在于推进整个社会法治进程中实现依法治教。

行政权力需要有法律约束，明确政府与学校的责权边界，防止行政部门对教育过多过滥的指令和驱使，让政府和学校之间建立依法办学而不仅是行政管理的关系，让学校成为相对独立的法人。

政府与社会都应尊重教育发展规律，信任专业的教育人员，认定教育为一项专业工作，真正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让当事人有当事权，让决策来源于专业判断而非领导拍脑袋，才能让教育回归正常状态。

为此行政部门需要简政放权，深化管办评分离，减少行政部门对正常教学的干扰，切实解决检查评比多、随意性强、重形式轻内容的问题，能取消的取消、能合并的合并，让学校把更多的时间精力用在办学治校上。

以人民为中心是改进教育的基本原则，为此需要确保人民的平等享受教育的权利，解决人民受教育遇到的各种问题，给人民更多的教育选择机会与权力，让人民更多参与教育的举办。

同时必须简政放权，减少教育行政人员，减少发文件数量，减少行政所管的教育事务，减少行政部门占用的教育经费。

推进依法治教是体制改革的入手处，进而推进第三方教育评价、简政放权、建立现代学校制度，保障教师的教学自主权，创建良好教育生态才指日可待。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校长视野”。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芥末堆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