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浩长年剃个光头，脖子上挂着一百克的金项链，像个“社会人”。他不脱发，这么打扮是为了有气势，“方便做生意。”

他在北京珠市口的美博城开店，卖美容仪器。店里没客人的时候，他就刷手机，看新闻。 

刘浩在手机上看到深圳美团骑手殴打女儿的视频，小女孩被父母持续殴打数分钟，除了掌掴、脚踹、薅头发，还用扫把、衣架、椅子抽打，多次被打倒在地。

新闻里家暴、虐童的说法让他感觉有点恍惚，“怎么就这么严重了？”按照他少年时候的标准，这就是“大人管教孩子的情况”，事态没有超出这个范围。 

77年生人的刘浩就是在类似的环境下长大的。他老家在赣东北一个县城，那里家家户户有一把竹枝扎的大扫把，打孩子的时候就从扫把头拔出一根竹丝，竹丝又尖又韧，鞭子一样，能把孩子抽得蹦起来。

刘浩从上小学开始挨打，主要因为学习不好，“轻的就是扇耳光、凿爆栗、拧眼皮，拧身上的肉；重的就用工具打，竹丝、衣架、衣叉子、凳子、皮带，把粗铁丝做的衣架打变形过好几个，衣叉子的竹杆也打裂过。”

“一两个月挨一顿狠揍，轻的就数不清了。”

上初中的时候，因为偷家里的钱出去看录像，刘浩被他爸爸绑在椅子上打。拿皮带抽，断断续续打了半小时，身上跟斑马似的，打到最后，人都歇斯底里了，冲他爸爸吼：“你不就仗着是我老子吗，告诉你，我要是你老子，我也天天打你！” 

这句话成了“名言”，在街坊小孩中间传诵一时，“因为别人家的孩子也一样挨打，大概我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吧。”

但刘浩最难忘的暴力教育并非打得最狠的，而是跟羞辱有关，“小学有一回我妈拿指甲划我脸，在我的光脸上划出一道道血痕，她说我成绩太差，要划得我没脸上学见人。” 

还有一回，因为期末没考好，母亲命他直身跪在一张小方凳上，保持不动，这时候突然来客人了，“爸妈就招呼客人坐沙发上聊天喝茶，我就继续跪在凳子上，我们在同一个房间里。感觉很难堪、很尴尬。”一种形而上的痛感爬遍全身，让刘浩不能自已，“客人走了，我还跪在那里，没有哭，就是脸红极了。” 

“可能长辈是这么看的——面子、尊重、自我这种东西只有成年人才有，小孩是不需要有的，所以，我们那儿的小孩多半再世为人，自尊打没了再一点点拾起来，缝起来，重新把自己当个人，或者干脆就不要了，接受自己在大人面前就是没尊严的，北京话叫二皮脸，也是一种洒脱的活法。” 

成年后，暴力教育造成的影响逐渐显露出来，刘浩成了一个“过份保守”的人，“说好听点是谨慎，难听点就是做事情畏畏缩缩，强迫症似的，总是绷着根弦，再三犹豫，思前想后，紧张、怕犯错。”刘浩认为这是小时候挨打落下的毛病，“给打怕了。”

从前一起混的朋友有改行做医药代表的，现在成了大老板，也有办旅行社的、办快递点的，“他们敢突破，敢试错，以小博大。我不敢。所以我守着一个店做了十几年买卖。”

暴力教育的另一个影响是变得不爱说话。因为父母与他的沟通方式主要是暴力，少有温情的时刻，日子久了，刘浩养成了把什么事情都烂在肚子里的个性，“在家可以整个礼拜不说一句话。没什么可说的，说错了可能挨打。” 

刘浩认为自己的性格也是生意做不大的一个原因，“生意人应该是性格热情开朗、敲下头脚底板会响的那种。”据他观察，这样的人多是从气氛宽容的家庭出来的，“我老婆就是这样。”

虽然如此，长大后，刘浩选择谅解父母给予的暴力教育，尽力给他们好的生活，“三兄弟里，我是给钱最多的。”听起来正是个“棍棒底下出孝子”的例子。 

刘浩的理由是这里面有时代的问题，不能全怪父母个人，“他们自己也是苦水里泡大的。”他提到一个细节：他母亲吃饭喜欢“练筷子”——即伸筷子到菜碗里反复翻搅，力求一次夹出大量的菜肴。这是打小养成的习惯，因为外婆不许她吃饭多夹菜，她就得珍惜每次伸筷子夹菜的机会，“每一筷子尽可能多地夹肉出来。” 

“我妈是这么长大的——我舅舅干什么都行，她干什么都会挨打，外婆曾拿烧火的铁钳打她，头给打出血来；而我外婆，小时候以两担米的价格，卖给人家做童养媳，她又是挨她婆婆的打长大的，没资格上桌吃饭，什么活儿都得干，一不顺心就拿水烟筒敲头，16岁了还没来过例假，累的。”

“我的长辈、长辈的长辈，都不是从好环境里出来的人，又没读过多少书，对他们要求太高，也有点不公平。”刘浩说。 

他能做的，就是不要再用暴力的方法来管教下一代，“我女儿十岁了。我没动过她一个手指头。” 

看到深圳美团骑手家暴事件引起强烈的舆论反响，刘浩感到了时代的变化，“打到这样的程度，现在能变成全国的新闻事件，这肯定是时代进步了。”

“我考上大学是靠脑子好使，不是靠棍棒打出来的。”郑旭说。

2000年，山西运城人郑旭考上了北京大学。他们那一届高考生，整个运城市一共出了十二个“清北人”，而他的家乡——运城市芮城县下面的某个村庄，打建国后到现在，也只出过他这么一位北大学子。 

读书确实改变了这个农民子弟的命运。大学毕业后郑旭留在北京某央企，从职员做到部门经理，赶在房价腾飞前，靠自己能力买了立水桥的两居室。如今房子车子妻子孩子都有了，成为一个典型北京中产的模样。他的弟弟因为读不来书，现在在家乡开挖掘机。

很长一段时间，郑旭都是家乡人效仿的考学榜样，郑旭自己却不以为然——家乡教育留给他的是难忘的暴力印象。 

“老师用捅炉子的烧火棍揍学生，棍子是苹果树枝削的，铁锨后把那么粗，上面有疙疙瘩瘩的凸起，打在身上，像被狼牙棒锤了一遍。”郑旭回忆上小学的经历。

时间倒回九十年代初，郑旭在村子里上小学，小学校只有一个老师，只教一到三年级。这叫不完全小学。 

老师姓邱，二十来岁，是个高中毕业生——这种偏远地方的教书差事请不到大学生来干。

邱老师个儿不高，脸上有痘坑，穿大一号的西装，留郭富城的中分头，烟不离手，喜欢听郑智化的歌，“气质很像贾樟柯电影里的小武。”

邱老师管理孩子的方式主要是揍。用烧火棍打肩膀背，用比小指细一点的8号钢丝抽屁股腿，夏天衣服单薄，一钢丝抡下去，屁股就得肿起来，“回到座位没法坐，勉强用半边屁股坐着。” 

郑旭记得一个女同学挨打的样子，“就像被拎起来的鹅，老师揪着她后脖领子抽，她嗷嗷嚎哭着原地转圈圈，躲不开钢丝的抽打。”

听写作业错了一个字，抽一下；错了十个字，抽十下；组员听写有错，郑旭作为组长也要挨打。郑旭的屁股总是火辣辣的。 

有时候来不及找烧火棍和钢丝，那就手边有什么用什么，邱老师试过把一整包的粉笔，砸在一个瘦弱的女学生头上；更多的情况是直接扇耳光，有一回因为做操时说笑，郑旭被一口气扇了十几个耳光，“脸肿起来，摸上去麻麻的，好像不是自己的脸。”

总拿巴掌扇人也会累，邱老师发明了一个省力的惩罚规则，就是让亲戚小孩互扇耳光。这是个两百来户的小村庄，孩子们大多沾亲带故，老师把同家族的小孩分到一组，两两配对，让他们互相扇耳光。 

因为没有好好睡午觉，郑旭被他堂妹扇耳光，老师要求必须要听到响儿，“我就跟她说你要使劲！”“挨了十来个耳光，我没哭，我妹妹倒哭了。” 

挨打了不可能找家长做主，家长的态度全部是“老师打你是为你好”，郑旭的父母不止一次地告诉邱老师“娃不听话就打，往死里打”。暴力惩罚天然是教育的一部分，这是当时农村家长的普遍想法。 

学生们也相信这套逻辑。邱老师揍完了人，在课堂上诉苦——老师为了你们太操心了，你们怎么就不争气！“刚挨了打的同学们就在下面哭成一团，数我哭得最凶。”郑旭说。 

“有女同学抱怨老师打得厉害，我还冲上去跟她理论，邱老师都是为你好，你竟然在背后说他坏话！”

因为相信“打你是为你好”，郑旭揍过他弟弟，“我放暑假回家，听说弟弟学习不好，突然一股劲儿上来了，觉得长兄如父，要教训他一下才行，于是几巴掌甩过去，把鼻血打出来了，他也不躲，低着头受着。”

这套逻辑郑旭到读大学时才醒过味儿来，“都是哪儿跟哪儿啊，典型的混淆是非，乱扯关系。” 

“老师打你是为你好，那给网瘾少年上电刑也是为他好呢，以前给妇女缠小脚也是为她好呢！打着为你好的旗号，啥都能干了呗？”

上中学后，因为学习成绩不错，郑旭没怎么挨打，但羞辱和打击的教育方式仍很常见，“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看你那屌样子，你十个郑旭也抵不上某某某”“打击你是为了帮助你，只有让你痛了，才会知道进步”，这些都是他耳熟能详的师长言论。

郑旭完全否认暴力与羞辱教育对他考上名校有任何作用，“别说没用，就算有作用，它也是不对的。色情业还对经济增长有作用呢，你能说出卖肉体是对的吗？” 

要说在他生命里留下了什么影响，那就是对于扼杀多样性的集体主义、对儒家的尊师孝亲观念，充满了警惕、反感，“中国鼓吹暴力教育的这一套，都是从儒家那儿来的，讲究对老师、家长的无条件服从。” 

“人活着，是为了对得起这个生命，为了实现自我；但我们不是，尊重生命的概念从教育的根子上就是弱化的。人就像工具一样，每个人的存在，不是为了让自己更好，而是让别人高兴。”

2003年夏天，郑旭在北京上大三时，听说了邱老师的死讯。 

因为村里的小学校学生越来越少，开不出工资，邱老师不得不去沙场打工谋生，“他去黄河滩边上的沙子场打工，把河沙一铁锨一铁锨装进拖拉机里，休息的时候蹲在沙子地上抽烟，头上三米高的沙壁塌了下来，人直接给拍死了——脖子断了。”

死的时候才三十岁，还没有结婚成家。 

收到消息的时候，郑旭有点儿高兴——他觉得这么揍学生的老师都该去死，邱老师死了这就是报应！但是这么想完，心里又害怕，“觉得自己太不善良了。”

2014年，强国论坛就未成年人家暴问题进行了在线调查，结果显示仅有8%的网友从未打过孩子，有14%的网友称“经常打孩子”。多数网友认为对孩子来说“适当的皮肉之苦没有什么坏处”。

这个调查结果符合郑旭的判断，就是“现在的教育方式相比我小时候没有本质的改变”。他提到千禧年后，运城市一所异军突起的民办中学，该校以军事化管理和老师揍学生闻名，多次爆出学生跳楼的新闻，但因为高考升学率全市第一，家长依然挤破头送孩子进去，“只要能让娃考上好大学，这方面家长是无所谓的。”

而从未打过女儿的刘浩，有一个想法和他并不一致的爱人。女儿因为不肯乖乖地学钢琴、学芭蕾，不止一次受过他老婆的踢打，“她觉得家里需要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的。不然会养出熊孩子来。”

“现在女儿已经会看脸色了，见到她妈妈眼珠子一瞪，说话都打结巴。”刘浩有点无奈。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杜绍斐”，策划 Editor｜豪七，排版 Layout｜王健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