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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东京幼师就职支援网站的一份民间调查显示,67.1%的幼师反对幼儿园教育免费。理由主要有三点:业务负担加重、保育质量下降、“待机儿童”增加。
旅居日本的华人奶爸邱兆锋新年之后收到了三封邮件,是幼儿园寄来的关于他三个儿子的新学期缴费清单。“5岁的双胞胎和2岁小儿子,总共省了4万日元。我可以用省下的钱带他们去上中文课了!”他难掩喜悦之情。
日本政府去年年底正式批准了一项支持幼儿教育和高等教育的计划:包括为3到5岁的儿童提供免费的公立学前教育,为2岁以下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儿童提供免费的日托服务,大学学费也将一并免除。
“免费挺好的,但之后会不会影响幼师的质量?”在洞悉到“幼儿园免费”的政策风向后,日本妈妈们也在相关论坛上炸开了锅。对于政策的实际效果,不少妈妈仍半信半疑,而当了解到具体内容后,更多的质问铺天盖地:“为什么只对5岁以下的孩子们免费,我家孩子6岁也上幼儿园,就不能免费吗?”“其他费用为什么不包含在内?幼儿园活动的DVD还要4500日元呢。”
日本关于幼儿园免费的政策到底如何实施?对于“免费”,国家又能负担到什么程度?
“育人革命”的全面开启
2016年2月,一位30岁的日本妈妈因孩子上不了幼儿园、自己无法返回工作岗位,在其博客上写下一篇《孩子上不了幼儿园 日本去死!!!》,撼动日本社会。帖子阅读数迅速突破千万,在媒体和社交网络上成为热门话题。那句“日本去死”也成为2016年日本“新语·流行语大赏”前十名。
这句话随之成为日本国会的辩论议题之一。当年众议院的预算委员会上,民主党议员山尾志樱里在国会质询时提及这篇博客,质问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是否读过?安倍回应说:“我不知道这件事。但据说是匿名文章,所以实情到底是怎样的,我无法查明。”日本网友无法接受这番欲盖弥彰的说辞,于是在网络上造了一句话:“做人太安倍了。”
安倍的说辞并未阻止事情的发酵。帖子上传不到一个月,不少日本家庭表达了对文章内容的共鸣,2.8万多名妈妈集体联名上书国会。2016年3月5日,家长们举着牌子在日本国会门口抗议,标语牌上写着:“孩子上不了幼儿园”,“负责‘待机儿童’(注:指需要进入托儿所或幼儿园,但由于设施和人手不足等原因只能在家排队等待空位的0到6岁儿童)”。
两天后,安倍在参议院提出“零待机儿童”的目标提案:“我收到民众给厚生劳动大臣的签名。孩子生下来了,却没法获得幼儿园的照顾,工作无法继续,这是很辛苦的。你们切合实际的想法已经传达到我这里了。”
2017年11月8日,日本政府敲定被称为“育人革命”的2万亿日元政策基本框架,致力于实现幼儿园全部免费,以及低收入家庭的免费大学教育。2018年6月13日,日本政府召开“人生100年时代构想会议”,达成幼儿园免费及大学改革的基本构想。其目的是把“育人革命”的政策给具体化,让更多父母生得起孩子、养得起孩子。同年12月28日召开的幼儿教育与高等教育免费相关阁僚会议上,安倍宣布:将于2019年10月开始正式实施幼儿教育免费化。
一句“日本去死”,加速了日本“育人革命”的开启。背后是“少子老龄化”问题的日益严峻,以及“不婚、不育、不买房”的年轻人不断增多。
催婚,日本地方政府早就开始了。日本47个都道府县中,已经有23个推出了官方相亲支援项目,可谓花式催婚。埼玉县政府使用人工智能为单身青年匹配合适的对象;千叶县为农民青年推出“田地相亲”,女性深入田间一睹务农男子风采;东京都制作“2020年你和谁一起看奥运”的宣传片,在地铁、街头循环播放。
日本漫画中,一对年轻夫妇在寒风中衣着单薄、瑟瑟发抖:“想想目前都这样了,如果成了孩子的父母,简直是‘黑暗时代’!”
催生,日本政府多是简单粗暴地“送钱”。孩子还没出生,首先是免费孕检。从怀孕4个月开始,更是五花八门的福利:只要加入国民保险,怀孕4个月以上,无论早产、流产或人流都可领取42万日元的“生育一次性给付金”;产假期间工作单位不发或少发工资,可以领取“生育补助金”;产后第57天开始到孩子1岁或1岁半,除了育儿假,政府也会给予“育儿休假补助金”。
育儿的各个阶段,日本政府还会支付育儿费用,即使不是日本国籍,长期生活在日本的外国人也能享受福利。
邱兆锋的太太是公务员,共休了三年产假,其中第一年是带薪假期,假期薪水是正常工作的六成左右,剩余两年是停薪留职。他的小儿子1岁多送去了托儿所之后,太太也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
“生育一次所获得的42万日元的出生补助,相当于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2个月的工资。”邱兆锋仔细计算说,三个娃出生时共得到84万日元的补助。孩子从1岁到3岁,每月获得1.5万日元的补助,4岁到初中阶段,每月还可以领取1万日元的补助。此外,他的企业还会给员工发放人均1万日元的育儿补助,直到孩子大学毕业。总的来说,双胞胎儿子每人每月可以获得2万日元的补助,小儿子每月可以获得2.5万日元的补助。
石川妈妈在一家外语培训机构工作。身为全职工作者的她告诉《凤凰周刊》,过去最怕孩子生病。“每次一生病,至少要请假一天,照料到恢复健康还得要三五天。”
她解释说,“因为能负责照料的机构很少,临时托管的话,一天的保育金相当于我一天的薪水。所以我一般不如选择请假在家自己照料了。”这一次,临时照料儿童的机构也能包含在优惠范畴之中,就是为了能让职场女性更安心地工作。
不是所有幼儿园都免费
这么大的一笔育儿支出,政府从哪里找补呢?涨税!日本政府原计划在2019年4月先部分实施免费,2020年4月才全面免费。但由于2019年10月日本消费税将从8%上调至10%,政府决定同步将“幼儿教育免费”的时间表提前至同一时间,意在提升民众对增加消费税的理解。增税的一部分收入也将直接用于支援该计划。
不过,2014年日本消费税从5%提升到8%的时候,半年内的国内消费活力明显下降。由于时间提前,这一次政府将追加预算2000亿到3000亿日元。在拿到实际增税收入之前,日本财政状况将面临不小挑战。
感受到政府“敌意”的还有诸多单身人士。在他们眼中,每当政府要补给有家有口的人,最终受压迫的就是“单身狗”。日本地方媒体《北国新闻》2017年8月报道说,日本石川县河北市预算主管在与当地妈妈们交流时,针对“结婚后生活水平下降,能否让单身人士来负担税务”的提问回答到,正在进行有关单身税的讨论。而早在2004年,自民党政府就曾提出过向单身人士征税的议案,最终不了了之。
在2万亿日元“育人革命”政策的框架下,8000亿日元用于3到5岁小孩上幼儿园免费;近100亿日元为年收入不足270万的家庭0到2岁小孩免费上幼儿园;7000亿到8000亿日元为低收入家庭的大学生免费;1000亿日元用来改善看护人员待遇,还将特别出资扩充社会人教育。
不过,并不是所有的幼儿园都能获得免费。
根据主管机构的不同,日本幼儿园共分成三类:文部科学省管辖下的幼儿园;厚生劳动省管辖下的托儿所;2006 年文部科学省与厚生劳动省联合创设认定的幼儿园。新政策当中,以上幼儿园将完全实行免费政策。除了政府认可的幼儿园以外,残障幼儿园、小规模家庭托儿所也有望享受免费优惠。其他幼儿园每月可得到2.57万日元到3.7万日元的补助。
至于免费内容,日本政府只负担“保育金”的部分——3至5岁免费的保育金上限是3.7万日元。幼儿园的班车费、伙食费、材料费、活动费、教材费甚至家长董事会费都在免费范畴之外。
一位日本妈妈说,女儿所在幼儿园的保育金每年为2.4万日元,恰好在3.7万日元免费的上限之内。但一个月2325日元的伙食费、3300日元交通费和500日元的董事会费,额外负担还有6125日元。
而由于今年10月消费税会上涨,这位日本妈妈算了一笔账:每月家庭花销25万日元,消费税8%的时候要上缴2万日元的税,等到消费税涨到10%,要上缴2.5万日元的税——每月将多支出5000日元。她还提醒说,2020年部分养老金将会下调。
但不论如何,省下的终归多了一些。对于节流后的保育金如何“再利用”,日本妈妈们早早开始了育儿计划。“学钢琴去!”野口妈妈希望培养孩子兴趣爱好,要将省下来的保育金用于报名孩子喜欢的辅导班。田中妈妈希望孩子上一所包含体操课和英语课的幼儿园,而决定“换一家幼儿园”。
中村妈妈想让孩子上私立小学,为了准备上小学的费用,攒钱成了第一要务。这种想法也得到很多人的赞同,有人甚至呼吁从小学到高中的学费也应该减免。综合来看,一个孩子私立学校的教育经费总额约为1770万日元,公立学校约为540万日元,有3倍多的差距。
有日本正规签证的中国小留学生是否可以享受这一政策?仅从政策来看是可以的。对此,《凤凰周刊》致电东京都招收外籍小孩的“爱婴幼保园”等私立幼儿园,园方负责人均表示,因为是民间私立幼儿园,暂未收到任何可享受优惠政策的通知。而当记者致电大阪市港区一所被划分在享受部分保育金免费政策名单的国际幼儿园时,相关人员同样表示,暂未收到大阪市的具体通知。在这所国际幼儿园,5岁小孩每月要交的保育金是7万日元,即使享受最大限额的补助,每月仍要负担约3万日元的保育金,这还不包括外教授课等追加费用。
日本政府以不满足文部科学省幼儿园教育纲领为由,认定日本的国际学校和朝鲜学校的幼儿部无法享受优惠政策。如何界定哪些幼儿园可享受免费政策,仍存争议。
免费也解决不了的难题
“你是否赞成幼儿园免费?”日本共同社2018年8月对全国各地方进行调查,81个地方自治体中,只有36个自治体表示赞成。很多自治体给出意见说:“免费本身不是坏事,但首先得让幼儿园设施齐备,幼师充足,应当进一步推进幼师培训。”
2018年最后一个月,九州北部的福冈市,一家经营了39年的幼儿园提交了休园申请。这里未结业的33名儿童因找不到老师而被迫转园。幼儿园在去年11月向福冈市政府提出过支援申请,但终究没能避免闭园的命运。
来自东京幼师就职支援网站的一份民间调查显示,67.1%的幼师反对幼儿园教育免费。理由主要有三点:业务负担加重、保育质量下降、“待机儿童”增加。
经济分析师森永康平是一名3岁孩子的父亲,他用数据分析育儿政策得出结论说,问题在于如何为幼师提供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
“东京的幼儿园老师有效求人倍率(即劳动力市场需求人数与求职人数之比)超过平均值近5倍。”森永举例说,厚生劳动省2018年10月发表的统计数据显示,9月的日本平均有效求人倍率是1.64,而幼师的有效求人倍率是2.79,东京更是高达5.26。可见幼师行业严重缺人。
在日本,从幼师专科学校毕业或通过幼师资格考试,拿到幼师资格证即可上岗。据森永观察,系统上显示有153万人认证了幼师资格,但截至2017年10月1日,真正从事幼师工作的只有不到32万人。根据厚生劳动省2017年的调查数据来看,幼师离职率为9.04%,远远高于其他职业。
这是因为,幼师被认为是低收入、重体力劳动,职场环境残酷的工种。一位在大阪某所国际幼儿园工作的幼师告诉《凤凰周刊》:“很多人会抱怨与管理层的上下级关系,此外的心理负担还源于个别‘麻烦家长’,他们会过度干预我们的教育方针。”
西南女学院大学的阿南寿美子准教授认为,相对于免费的幼儿教育,提高幼师待遇和改善职场环境是更难的事情:“幼师进入了可以选择职场环境的时代。首先要建立她们与幼儿园经营者轻松沟通的机制。”
比师资短缺更为棘手的,是一些孩子根本没有幼儿园可去,也就是所谓的“待机儿童”。日本政府为此推出“安心育子计划”,支援地方政府消除“待机儿童”问题。
厚生劳动省发布数据称,截至2018年4月,日本幼儿园的待机儿童的数量为19895人。比2017年减少6186人,10年来首次低于2万人。日本全国的市町村中有八成已经不存在“待机儿童”,厚生劳动省由此认为建设幼儿园使情况得到了改善。不过,首都圈等城市地区依然存在很多的“待机儿童”,人数占总体的70%。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凤凰周刊智库”,记者|关珺冉,编辑|漆菲。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芥末堆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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