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芥末堆3月11日 田园 综合报道

“目前绝大多数的托管班既未在工商局注册登记，也未在教育部门备案，‘小餐桌’这类小孩托管机构在法律监管上并没有明确的定义，长期处于监管真空的档口。小孩的人身安全、食品安全和服务质量都不能得到有效保障，各类纠纷也是时有发生。”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围绕儿童课后托管话题，全国人大代表、西安德发长饺子馆职工胡春霞向大会提交了《对加强“小餐桌”小孩托管机构监管的建议》、全国人大代表王中立提交了《关于明确中小学生午托由市场监管部门审批管理的建议》。

胡春霞：建立准入退出机制以及黑名单制度

在很多小学周边，有生意头脑的经营者租一套房、聘用几个员工就能够开张一个托管班，这是胡春霞实地调查后看到的普遍现象。

她介绍，托管班根据所包含的业务分为“全托”和“半托”，“全托”就是补课和生活照料全部包含的，“半托”则是只负责生活照料的。

胡春霞认为，鉴于“小餐桌”小孩托管机构的需求是客观存在的，一味的限制反而不如加强监管，提升规范性。因此，她建议：

1. 针对“小餐桌”的运营特点，教育、工商、食药监、物价、公安等部门可以共同商议制定有关校外托管服务机构的管理办法，建立健全适合的准入制度和严格的退出机制，明确服务的标准和经营者、消费者及监管者的责权，以适合的渠道将“小餐桌”小孩托管机构提供的服务纳入统一的监管体系。

2. “堵不如疏”，可以放开“小餐桌”小孩托管机构的市场，甚至可采取给予一定的财政支持，引入更多的经营者加入，以充分的市场竞争确保“小餐桌”小孩托管机构能够提供优质的服务。

3. 建立黑名单制度。对体罚、虐待学生的机构和从业人员，严肃查处、终身禁入，切实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王中立：应明确午托由市场监管部门审批管理

细化聚焦到中小学生午托（午间托管），全国人大代表王中立给出了自己的想法和建议。

据悉，午托主要针对低龄学生群体，场地多集中在学校周边的小区，托管机构主要负责学生的午间食宿以及相对有限的课后辅导。午托班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部分家长和学生的实际困难，但由于法律缺位和监管缺失，不规范经营和安全隐患等问题也日益突出。

“据调查摸底，在每一所小学附近，几乎有10多家午托部，一些名校附近会更多，甚至达到20多家。近40%的小学生和30%的初中生都依靠午托来解决午餐问题。”王中立表示，很多工薪阶层的家长由于工作原因，不能及时对孩子的午间课余时间进行有效管护。

王中立介绍，从全国范围来看，午托监管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是深圳模式，靠政府购买服务来解决中小学生午托；另一种是福州模式，由工商部门以家政公司的类型进行审批管理，其他部门配合服务。“由于各地经济情况差距较大，再加上午托是一种市场服务行业，福州模式广为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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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午托市场存在的问题，王中立提出4点建议：

一是明确午托由市场监管部门审批管理。随着国家机构改革的落地，各级都将过去的工商部门、食药食品监管部门以及技术监督部门整合成立了市场监管部门。

具体来看，他建议，“工商部门”的职责是依照企业（个体工商户）的注册手续对午托进行市场注册。“食药食品监管部门”的职责是负责午托的餐饮、卫生许可及日常监管。“技术监督部门”的职责是负责制定午托准入标准。

“明确市场监管部门作为午托的审批管理部门以及日常工作的牵头部门就可以避免工作中的相互推诿，让举办者办证有门、最多跑一次，从而有效加强对学生午托行业的监管。 ”他补充说。

二是建立健全午托管理联席会议制度。“午托问题是个综合性的社会问题和亟待解决的民生问题，在明确市场监管部门主体责任的同时，应建立健全县级人民政府午托管理联席会议制度，真正实现午托市场良性发展、规范发展和市场化发展。”王中立表示。

三是加大政府投入，加强公办学校的课后服务。王中立表示，可以采取购买服务的方式，招标有资质的餐饮公司进入校园提供服务，把课后服务与培训班专项治理结合起来、与社区教育结合起来、与劳动教育、家庭教育结合起来。

四是创新思维，借鉴国外先进经验。比如荷兰，政府规定小学必须为学生提供上学前和放学后的托管服务。比如为了提高课后托管服务质量，一些国家对儿童与工作人员比例、最大托管班额和工作人员的学历资格等进行规定。其中荷兰《儿童托管法》规定儿童与工作人员比例为10∶1，一个班最大托管规模为4-8岁年龄组20人，8-12岁年龄组30人，工作人员都应接受过中级职业教育。

在芬兰，家长可以申请低收费或免费。丹麦的课外托管服务价格相当昂贵，但贫困家庭或有特殊需求的家庭可以获得免费的托管服务。英格兰的课外托管服务成本最高，尤其在伦敦和英格兰东南部。不过，政府也对课外托管服务进行补贴，低收入家庭可以获得财政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