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班上大多数同学不同的是，读初一的明明（化名）现在只能通过网校补习功课。她没有时间去机构上课外班，因为她要跳舞。

学校的舞蹈团每周排练四次，她经常要到晚上九点多才能回家，回了家还要做作业，根本腾不出多余的时间。

去年五月，明明顺利地考上了艺术特长生，也赶上了这一政策的末班车。

偶然、必然

明明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家里并没有人搞艺术。

幼儿园的时候也曾展露过一些舞蹈天赋，但是就像大多数女孩子都爱唱歌跳舞那样，家里人并没有太当回事。

小学一年级，明明被学校的形体老师选上，作为舞蹈队的后备力量。一同入选的还有班上的四五个同学，甚至包括男同学。

明明的爸爸回忆说，也许是她天生忍耐力比较强，所以一路坚持了下来。“也有怕疼喊累的时候，可是抹抹眼泪又回去接着练了。”

到了三四年级，班上还在舞蹈团继续跳舞的就剩下明明一个人。有时候舞蹈团有公开演出，大半个班的孩子都跑去看她跳舞，在人堆里找自己熟悉又陌生的那个身影。

渐渐地，明明成了班上的明星，也冥冥中注定要走一条与别人不同的路。

五年级放暑假之前，班上已经有不少同学陆续离开了，有的被点招、有的去了国际校。毕业在即，家长们都开始为各自的孩子谋划出路，八仙过海的时候到了。

明明的集训之路也是从这时候开始的。16天一个单元，每天3小时大课，3个单元48天的魔鬼训练。

到了六年级，根本就没有时间在学校上课了。校外每周五次大课、两次小课，学校的舞蹈团还有四次排练。

六年级教室的空座位越来越多，有提前录取的，有请假在家刷题的，还有像明明这样在舞蹈教室挥汗如雨的。

曾经叽叽喳喳在台下看热闹的同班同学并不知道，为了台上一两个小时的演出，为了走通特长生这条路，明明要比他们多付出多少。

人力、财力

高强度训练一直持续到去年五月中旬的特长生考试。

那天区里的三所名校同时开考，先去哪所学校相当于第一志愿，也意味着要跟其他学校说再见。

明明的父母斟酌再三带着她去了离家最近、排名最高的中学——学校品牌和舞蹈团质量是他们必须综合考虑的因素。

情况比想象的要好一点，原本以为有一两百人的考试结果只有几十人。

独舞、技巧展示、测身高体重，从进场到出场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等他们赶到另一所学校，已经是下午一点多了。考完了老师说，跳得挺好。但实际上，他们在上午已经锁定了名额规定内的5个学生。

当天晚上，明明收到了第一所学校的录取通知。

粗粗一算，考特长生这一年的花费就在20多万。每次两三个小时的舞蹈课，通常要花费一千多元。

随团出国演出也要花钱，在明明爸爸的印象里，出国费用没有低于三万的。

最让家长心疼的是孩子的伤痛。

明明的腰上、腿上都有伤，筋膜炎、半月板损伤，这些几乎和跳舞的孩子如影随形，还只能慢慢养。可是舞团要排练，班上要上体育课，慢慢养也只是一句空话。

欲戴王冠必承其重，特长生同样如此。

专业、学业

“我们也是被裹挟的。”

即便凭一技之长顺利考入名校，明明爸爸依然这样说。

他们一开始并没有想过走这条路，只是后来看到有这个可能、孩子具备这个条件才逐渐加码。

小升初的这一年是紧张压抑的，从9月份到5月份整个家庭都很焦灼，整个班级也是如此。

在特长生考试之前，明明的父母已经向一些学校投了简历，有一所不错的学校看重了孩子的特长和综合素质，也成了他们保底的选择。

此外，家里又给孩子想办法拿到了另一所民办学校的录取资格。

“没有后顾之忧了，我们才敢让孩子去冲。”明明爸爸说。

苦尽甘来，明明这一届的录取情况非常理想。舞蹈团里的11个孩子有7个进了同一所学校，其他的也都被另外一些名校录取。

从录取的喜悦到紧张的训练只有短暂的中场休息。初中还没开学，舞蹈团的集训已经开始了，7月中旬到8月上旬，整整一个月。

选择了特长生，等于选择了双线作战，专业和学业不可偏废。

初一上学期的期中和期末明明都考得不错，是班上的前几名，但是要保住这样一个位置并不容易。

平常占用大量的时间不说，有时为了参加重要演出，考前还在不停排练，家长们一个个心急如焚。

从学校角度来说，既然在录取的时候为特长生开了绿色通道，那入学了就要为学校作贡献、出成绩，需要服从学校的安排，没有特殊情况不能退团。

家长也不会轻易放弃，毕竟，这样的特长中考、高考都还用得上。

政策、对策

和明明同班的小墨也是通过特长考进了中学名校，他是学校乐团的小号手，颇有天赋。现在，他的父母也经常为乐团排练占去太多时间而发愁。

回看这两个孩子所在的班级，全班40多人，最终成为艺术特长生的就他们俩，这与北京市设定的小升初4%的特长生比例大抵相当。

从2017年的5%降到4%，再到2019年的彻底取消，特长生这一历史悠久、争议不断的升学政策终于走到了终点。

早在2018年3月，北京就率先宣布在2019年取消义务教育阶段特长生，比教育部制定的规划还早了一年。

今年2月28日，北京市教委正式下发通知，兑现承诺。《中国教育报》将这一举措解读为“抢占改革先机”“彰显教育公平”。

2020年全面取消特长生的消息曾引来一片叫好。在腾讯网的调查中，99.17%的用户赞成取消特长生。

《人民日报》援引上海一位校长的话说，“特长生选拔和奥数竞赛都不是坏事，坏在低龄化、大众化、功利化的取向。”

《北京青年报》的评论文章则认为，“只要有特长生招生存在，哪怕只占1%的比例，就可能存在特长招生异化的问题。”

但是对于这一政策的可执行性，也有人持观望态度。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质疑，“特长生招生真能取消吗？会不会转到地下，或者以培养创新、拔尖儿人才为名‘复活’？取消特长生招生之后，学生的兴趣特长怎么得到关注？”

就在北京市发文取消小升初特长生的同时，各大名校的高水平艺术团招生工作也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在清华大学官方网站上可以看到，该校2019年拟认定高水平艺术团团员候选人46人，录取优惠政策是降60分的大礼包。

对于“一分一操场”的高考来说，60分的诱惑无疑是巨大的。不过很多专业只有一两个名额，最多的也不超过4人，竞争之大可想而知。

一位从事高水平艺术团招生工作的老师表示，学校对文化课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每年都会有招不满的情况出现。

高校招生中的“艺术特长生”转变为“高水平艺术团”始于2016年，所以也有一些老师和家长据此认为，中学的艺术特长生同样难以真正取消。

一位妈妈说，只要学校的乐团、舞团不取消，特长生就一定会以另外一种形式来招收。

公平、功利

取消特长生制度是为了促进教育公平，很多人对此非常认可。

明明的爸爸所说：“舞蹈对于孩子和我们家庭的影响都很大，孩子的毅力、审美都有很大的提升，我们家平常也会去看《大河之舞》《天鹅湖》之类的演出。”

但是，一旦和升学挂钩，这件事就便得功利起来。“就像比赛一样，太注重得失，对孩子也会有不好的影响。”

一位从教30多年的校长目睹了特长生制度的兴衰。

从1983年的“三个面向”到1985年的“四有新人”，直至1993年首次提出“变应试教育为素质教育”，特长生培养模式也应运而生。

1986年，北京市中学生金帆艺术团成立，发展至今已成为拥有60多个分团、涉及全市60多所中小学的大型学生艺术团体。

“金帆”成了很多学校的金字招牌，也是家长们口中的高频词和升学目标。

“1997年，北京市取消了小升初统一考试，改为对口升入一所中学，使得很多学校更有精力，培养学生的各种素质。”这位校长回忆说。

1998年，她所在的小学成立了金帆交响乐团，“它是由著名音乐家、指挥家倡导成立的，大家亲自教小学生，从小培养学生的艺术特质，从美育的角度促进学生全面的发展。”

随着特长生成为升入重点中学的一个特殊渠道，在优质教育资源“僧多粥少”的大背景下，这一制度逐渐沦为部分人利益交换的工具，严重破坏了教育公平。

同时，也有部分家长为了升学不顾实际，让孩子参加各种特长训练，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学生负担。

“应该说特长生作为传统应试教育的一种补充，对培养学生在体育、科技、艺术等方面的特长是有积极作用的。许多国家都存在着特长生制度，其中最著名的当属美国的体育特长生制度。在美国，拥有众多的体育特长生，橄榄球、棒球、篮球等联赛中的大部分职业球员，都是从各所大学的体育特长生中挑选出来的。”

在这位校长看来，取消特长生一举三得。既可以促进教育公平，也可以减轻学生的负担，不用过早地套上特长训练的夹板，同时还能帮扶薄弱学校的快速提升。

从鼓励到取消，她把这一切看作“时代变化引发出来的教育变革”。

但是，“一刀切”的背后如何发掘真正有特长的学生又成为另外一个问题。对大多数人的公平，可能对少数人来说又是新的不公。

“追求绝对均衡是无意义的，普及义务教育没有拔尖人才更堪忧”，这位校长说。

在知乎上，关于取消特长生获赞最多的一则评论说：“让姚明去打篮球，让潘长江去演小品，这是寻求公平。把篮筐降到一米五不是公平。”

正如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张男星教授所言，“虽然作为政策含义的‘特长生’消失了，但是作为教育含义的‘特长生’复活了。”

关上一扇门的同时，另外一扇窗会从哪里打开？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童伙”，作者童小伙。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芥末堆立场，转载请联系原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