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家小学校园全景。 © 王毕卫

大学校和村小的办学方式、理念不一样。很多大学校会把教学压力转移给家长，由家长去辅导、检查学生的学习，或者让学生去上各种辅导班，但这在农村学校就很难实现。

在我们这种农村学校里，家庭教育真的没能起到多大的作用，有的家庭就算是父母在家，孩子依然像留守儿童一样，因为没有人照顾他。

我从1998年9月开始在范家小学（位于四川省广元市利州区宝轮镇苟村一组）当老师，当时21岁，刚从师范学校毕业，去就教六年级的数学。学生们也都十二三岁，实际上和我的年龄相差不大。

校长把我分配到那个班的时候，还特别提醒说班上的成绩有点差，平均分才50多分，要多关注他们。

你成绩都搞不好，还想做其他事情？

因为年轻，感觉相比其他老教师，我和学生们走得更近一些，他们也很愿意和我聊天。结果到了期末考试，全班平均分考了29分。那是一种无以言表的打击，一是怀疑自己到底会不会教书，二是怀疑校长没有说实话，是不是这个班的平均分没有五十多分那么高，不然不应该一下子掉这么多分下来。

出成绩的那天下午我难过得不得了，回寝室待了一下午。学校当时的寝室特别小，把一间屋子隔成两间，里外各一间，然后挨着一间大办公室，要经过大办公室才能进寝室。其他老师一下午都没有见到我，但我能听到他们在大办公室里说话。校长问，一下午都没看到王毕卫，他哪儿去了？有老师就说，那肯定是学生成绩考差了，生气离开了。

没有办法，我只能努力地去教学生，但是他们已经到了六年级，前面的东西很难补上来。到了下学期五月份的考试，班上的成绩还是很差，晚上自习，突然停电了，我和学生就在教室里“黑聊”，都看不到对方的表情。我就跟他们说我的感受，说我才开始教书，来到这个班上，虽然我也很努力想让你们有一些改变，但是这个分数确实让我很伤心。说完之后我就去了隔壁的办公室。 

没过多久，一个同事到办公室来，问我把娃儿们咋个了（怎么了）。我说没有怎么啊。他让我出去看看，操场上跪了一片。

我出门一看，虽然还没来电，但看得到班上的学生都跪在操场上。是班上年龄最大一个娃儿带的头，他就说，他们对不起我。我问他们：“你们这样跪在这里是什么意思呢？是要让我难堪吗？如果你们还愿意学，还听我的话，就起来，我们一起努力。不起来也算了，我也不会喊你们（起来）。”当时说的也是气话，但是这个跪的行为让我很气愤，他们也听我的话，起来了。 

本来我和学生们相处得很好，但是分数摆在那里，这是个很现实的问题。校长也跟我说，分数很重要，直接关系到工资，如果学生成绩考不好，还会影响学校的排名和名声，而且会影响申请其他活动或项目——你成绩都搞不好，还想做其他事情？

随后我的教育观念就有了些改变，再带学生，和他们的关系也不一样了，开始所谓的“暴力沟通”，就像有些人说的那样，学不死就往死里学。 

但比起外面那种上千人的大学校，我觉得我们的教学强度也不算高。有的学校为了期末考试可以让学生做六七套试卷，我们顶多就做两套。

直到我自己的孩子上学之后，我的观念才又有了些转变。 

我女儿在范家小学读到四年级，在五年级的时转到了宝轮镇上一所小学，跟着一个语文教得很好的老师。但是我和妻子都在村小工作，平时也照顾不到孩子，弄得她像留守儿童一样，放学之后就在家楼下的一些公共设施上写作业。等到我们下班一起回家之后，她又开始继续做作业，经常写到晚上十一二点。 

其实我当时也有点反感这种情况，对孩子有点于心不忍。于是我就想，有没有什么既不用刷题写作业，又能提升成绩的办法。按照大学校的那种方式肯定不行，他们依然是高强度的课业，班上六七十个人，也很难照顾到学习困难的孩子。

▲ 宝轮镇曾于建国初期作为昭化县（后被撤销并入广元县）的县城，建成区面积和人口规模和一些县城相当。 © hebeilong.com

要克制自己的情绪，不能给别人造成麻烦

过去，我们区县开始推行“集团办学”，方法是让城里的大学校带周边的小学校，但是当地的村小不在这个范围。可能是因为带不动，村小就像那种成绩特别差的学生一样，成绩好的学生可能不愿意带我们。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大学校和村小的办学方式、理念不一样。很多大学校会把教学压力转移给家长，由家长去辅导、检查学生的学习，或者让学生去上各种辅导班，但这在农村学校就很难实现。

除了“集团办学”，区教育局也提出，小规模学校也可以联合起来做一些事情。到了2014年，我们当地的一些小规模学校一起，成立了“广元市利州区微型学校发展联盟”，同年11月，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农村小规模学校联盟”成立了，覆盖的范围更广。

就在2015年底，首届全国农村小规模学校年会在利州区开展，有点里程碑意义的感觉。后来21世纪教育研究院也结合他们研究的一些课题，在智力上推动联盟和各个小规模学校的发展，针对小规模学校的校长、老师，举办了很多培训。

▲ 2014年12月，利州区14所小微学校组成合作组织“微型学校发展联盟”，寄望于让偏远小学资源共享，抱团发展。图为当地教师关于绘本阅读教育的比赛交流。 © 湖之舟

就前几年，我带的班上有个叫小勇的男生，不怎么做作业，还爱发脾气，不管谁惹到他，他就要去打别人，老师们都比较讨厌他。有的老师直接给他贴个“道德败坏”的标签。我觉得这个标签太重了，他当时都还没有12岁，而且别的老师这样说我的学生，我也觉得不舒服，有时候会反驳那些老师。

其实我知道老师们为什么会说他“道德败坏”，他从小没人管教，母亲不在家，父亲虽然在家，但是游手好闲。他还有个比他年纪大10岁左右的哥哥，念完初中就进入社会了，在外面犯了事，坐过牢。有的老师可能已经看到小勇的后路了，担心他长大了之后和他哥哥一样。我也很担心他，但也不知道该从哪里入手。

刚好学校有一个夏令营的活动，小勇在前一年已经参加过一次，但那次的带队老说说他老是惹事，新的名单里就没有他的名字。

巧合的是，新的夏令营出发当天，另外一个学生临时不来了，空出了一个名额。我就打电话给小勇，问他夏令营活动的名单上为什么没有他。小勇说，可能报名的学生多，老师没有看到他。我又问他有没有想过第一次参加夏令营的时候给老师留下了什么印象。他也知道自己做得不好，说自己控制不住情绪，生气之后就会打别人。

我又问他还愿不愿意参加，如果要去的话，能不能有什么改变。他说他还想参加，之后都会听老师的话和安排的任务。我说，马上就要发车了，你快来吧。他就坐了一辆摩托车，到了集合地点。

此前在“农村小规模学校联盟”组织的一次培训里， 培训老师提到了“非暴力沟通”，我就找到了《教室里的非暴力沟通》来读。那次夏令营是我在带队，也想看看非暴力沟通到底有没有效果，就一直在观察。夏令营是在另一个山里的小学，还有其他学校的学生一起参加。我发现小勇确实有些改变，有时候明显是其他学生不对，他也不和对方争吵。

有时间的话，我会找他聊聊天，问他活动中有没有什么情况。他也不说别人哪里不对，就只说他在做哪些任务，有一些比较困难。那次他完全没有惹事。结束时，我召集了我负责的六七个学生，布置了一个任务——回家之后用思维导图把这次夏令营记录下来，包括都做了那些事情，有什么感受。 

平时小勇连作业都不怎么完成的，但他发来了两篇思维导图的照片， 从绘画和书写上看，他是几个学生里做得最认真的，说他很开心能参加夏令营，再遇到和同学之间的冲突，虽然很想发火打人，但是克制住了自己。 

开学了，他却一直没有把作业交过来。我问他，作业做得那么好，为什么不交过来呢？他沉默了挺久，结果哭了起来，说他的作业被他奶奶给撕掉了，而且是故意撕掉的。 

原来是他在家里和哥哥起了冲突，奶奶护着哥哥，就把他放在桌子上的作业给撕了。也是因为他哥哥生病了，奶奶心疼他哥哥，却用了这种处理方式。 

不能说是因为我的沟通促进了小勇的改变，但感觉他有了些变化。有一次晚自习，我带领学生们读故事，讲共工怒触不周山，并布置了思维导图的作业，写故事梗概和个人感受。小勇觉得共工是为了维护部落的利益，才和颛顼大战，但给黎民百姓造成了苦难。他在感受里写道，他不能像刑天一样，要克制自己的情绪，不能给别人造成麻烦。 

我们在阅读课上讲了很多故事，学生们也写了很多思维导图的作业，后来我把每个人的作业都做成了一本书，告诉他们这是“人生的第一本书”。最后毕业了，小勇把他的那本书送给了我。 

小勇在班上是中等偏上的成绩，当时班上有13个学生，有4个进入了镇上中学的“五优班”，他是第五名，在开学之后补录进了“五优班”。 

实际上我一直很担心他，进入初中之后，新的同学或者老师不一定会谦让着他，万一他克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会怎么样呢？他家里虽然在镇上租了房子，父亲住在镇上，但一直没有人管他。我曾经给他父亲提过建议，请他们让小勇住校。因为我不希望他天天回家，会遇到更多的诱惑或者烦恼。他父亲也听了我的建议，让他住校了。

有一次他和几个学生回小学来看我，说他在学习上还跟得上。我说我不担心你的学习，最担心的是你和其他人的相处，担心你克制不了你的情绪。后来我又听说他和同学发生争执，举起板凳和别人打了起来。 

去年春节前，我们老师去家访，有个学生和小勇家是亲戚，就住在小勇农村老家的隔壁。虽然已经快过年了，但小勇没在家里，我就问受访学生的奶奶，奶奶说：“他回来做什么嘛？都没个人管他。”原来小勇在家里连吃饭都没人管，有时候惹到了奶奶，他奶奶就拿起一根手腕粗的棍子打他。我觉得小勇身上的暴力就是从这样的环境中出来的，直到现在我都还很担忧他。

▲ 王毕卫后来又陆续以学员和助教的形式参加过21世纪教育研究院“农村小规模学校教师成长计划”的很多期培训。图为助教王毕卫在7月的培训现场，培训主题之一即为“非暴力沟通”。 © 21世纪教育研究院

农村学校反而有一些优势 

范家小学在的宝轮镇规模很大，广元市的一些县城可能都比不上宝轮镇，一些家长就直接带着孩子去镇上生活了，或者到更远的地方去务工。

我们学校里有百分之七八十的学生都是留守儿童，但这只是教育局要求统计的时候才体会到。在学生面前，老师们都不会说他们是留守儿童。我一直认为留守儿童的问题并没有媒体上说得那么严重，很多问题其实普遍存在，只不过刚好发生在了留守儿童身上。如果就这样给留守儿童贴上标签，说他们是弱势群体，需要关爱，自然而然他们也会产生一些自卑的心理。

在范家小学，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和别人没有什么不同。尤其是在我们这种农村学校里，家庭教育真的没能起到多大的作用，有的家庭就算是父母在家，孩子依然像留守儿童一样，因为没有人照顾他。如果外界有物品捐到学校里，也是发给全校学生，从不会只发给留守儿童。

但也正是因为这些原因，农村学校反而有了一些优势，比如学生少，老师能照顾到每一个人，加上小规模学校联盟的支持，家长干预得少，在尝试一些教育创新的时候更顺利一些。

我们现在已经开始用项目制学习的方法来教学了，把各学科的知识融合在一起，研发本乡本土的课程，老师和学生们一起去探索。比如一起去采野菜野果、调查自己的村庄……学生们可以画出非常好看的植物、写出非常有意思的诗歌、和家长一起做一道最拿手的菜……

有学生说村里的牛在变少，大家就去调查“消失的牛”，到各家各户去走访、记笔记，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农耕机器出现了，因为科技进步、社会发展，所以牛变少了。过程中还发现一口“消失的水井”，又再调查这个，发现是因为在“文革”时有人投井了，后来这口井就被填埋了。 

▲ 左上：在数学课上探究圆锥的体积；右上：通过观察自行车开展数学教学；左下：孩子们在田地里观察自然；右下：“我给柱子刷油漆”数学实践。 © 王毕卫

这些过程中，虽然并不一定和教学需求相关，但学生的观察、交往能力，搜索、归纳信息的能力，以及动手的能力，都得到了训练和提升。虽然考试成绩提升得不高，但是学生的状态变好了，对自己的各种学习成果很有自信。说实话，在这些活动中，老师更多是陪伴的角色，他不一定比学生知道得更多。

相比和其他学生一起排名，我们更喜欢让孩子去比较自己的今天和昨天，在自己身上找进步和目标。比如学生们每学期刚开始时会定个目标，这学期要读几本课外书，老师会根据学生的目标加以引导和敦促，到学期末再一起检查结果，对完成得好的学生，还会有颁奖。

每次做活动都会有展示和颁奖，如果搞出一些仪式感，孩子们就会觉得这些都不是简简单单就能达成的，家长们在现场也很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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